《血火征程——新加坡左翼党团的活动与抗争》出版前言

伍依    2021-2-16

新加坡左翼队伍的组成部分是政党、工团、乡村团体、妇女团体、学生团体、艺术团体、校友会等民间组织。反帝反殖反压迫为其纲领。对外主张用斗争的方法去抗争，对内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左翼队伍对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的整体水平，强调对社会黑暗面的暴露和批判，强调左翼队伍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马来亚沦为殖民地后，人民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深重剥削，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为左翼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中国与印尼掀起的国民革命高潮，位于东南亚欧亚交通要道的新加坡深受影响。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新思想活跃之地。一时间，新加坡新潮涌动，充满了变革和进步的气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限制发展和剥削，殖民地普遍存在的贫困、疾病、基础设施的落后和许多其他经济问题，使经过革命运动和见识过的中国和印尼移居过来的劳动人民认识到，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殖民地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就像沙漠中的人对水的渴望一样强烈。这些人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的奋斗愿望，一接触到新的思想就转变为一名左翼青年。

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人民，左翼运动中的肇始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天生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从最初的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反压迫的经济斗争，到马来亚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进步思潮，就通过大中城市向全国城镇传播，传播载体就是一本本进步书刊。思想认识的提高，就自然把单纯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提升为反帝反殖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左翼党团在争取劳动人民的权益和生活改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处于贸易中转站的新加坡。

马来亚的左翼运动，给马来亚人民带来了反帝反殖反封建反压迫的实质思想意识，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经验和理论，成为马来亚左翼运动的理论来源。马来亚左翼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用经过中国革命检验过的实践经验，来指导马来亚左翼运动，对马来亚左翼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新加坡文盲遍地，私会党徒施虐，地痞流氓猖狂，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娼妓众多，赌博盛行，绑票勒索层出不穷，新加坡人民在黑暗笼罩下生活。新加坡社会之于逐渐走向文明，左翼党团在铲除社会丑恶现象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左翼党团的功勋将彪炳史册。

马来亚左翼运动提高了劳动人民的阶级和政治觉悟，促进了各民族团结，解放了劳动妇女，启迪了民智，为马来亚步入现代文明社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马来亚的左翼运动加速了马来亚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经过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内容以及方法、形式，左翼党团的文化文娱表演艺术等实践活动，有力的促进了马来亚文艺的大众化和本地化。在左翼党团的出版物中，众多反映马来亚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众多，丰富了马来亚文学艺术宝库。

马来亚左翼运动加强了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首先，大量苏联、中国等国先进的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马来亚，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其次，通过左翼文学期刊以及作品文丛介绍世界文学形势，深刻影响了马来亚文学的发展。第三，积极的吸收苏联中国先进的文学理论。

左翼文学在文学创作各个领域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各种形式的表演艺术广为传播，不少人受了它的影响而成为左翼的拥护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对左翼思想的传播，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如果把左翼党团出版的报刊杂志中的各类型的文学作品辑录成册，那将是一份丰厚的遗产。

马来亚左翼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天生带着冲动的印记。由于苏联和中国以及印尼革命的影响，马来亚人民对这些国家革命的向往，特别是在遭受毁灭性的镇压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开播开始，马来亚的左翼运动，尤其是新加坡的左翼队伍，无论在政治斗争实践上，还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上，都大幅度地跨越反动法令的束缚，走上群众斗争的道路。

马来亚左翼事业没有成功，左翼力量的消失，有着一系列复杂原因：客观的和主观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可以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马来亚（含新加坡）的左翼党团在政治上没有创立指导马来亚革命的独特理论，一味跟随中国的革命运动理论。有哲人说过“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实践永远长青”，在照抄中国革命理论时，又常常把它简单化、教条化。而社会主义事业，不是理论锻造的，是实践锻造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李达指出：

我们若要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某一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作用和所表现的形式究竟怎样，就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考察那个社会形态的存在及其发展的一切历史条件和特点，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根据这种正确的认识作出实际的结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领导革命的集团若果单凭一般规律而不去考察当时当地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点，这一般规律就会变成抽象的公式，依靠这种抽象的公式去指导革命就没有不遭到失败的。我党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对我国革命所招致们损失，就是只凭一般规律指导革命斗争的结果。
（《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我们的昔日是另一个地方吗？

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20-2-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22058147930576
英文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21619621307762

随着大选的迫近，新加坡人有太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到底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被束缚多久呢？

这是朋友送给我《暴雨袭薪火，丹心迈征程》这本书后，我问自己的问题。这是一本于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新加坡发行的新书。

这本书由吴其人编辑，是新加坡左翼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于1964年至1966年期间的讲话和声明的汇编。这期间的上半段至1965年8月9日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刚成立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编者还精心编写时间表纪录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学生联合会、工人和反对党等抗议政治压迫的社会抗争运动、未经审判拘留，以及当时新加坡拟议中的雇佣法案和社团法案。

这本书记录了六十年代的进步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尖锐辩论。很不幸的，今日的新加坡，这样的辩论根本无影无踪。有关政策和策略的政治讨论已经消亡了。

六十年代的人民不同于今天的吗？最令人惊讶的是，在1964-66年期间，仍然有数千名积极支持进步事业的人，他们并没有被1963年2月2日针对新加坡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大逮捕吓倒。在代号“冷藏行动”中，大约120人被逮捕。在这段期间，仍然有由社会组织和工会支持的反对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线和人民党配合，成为有效的统一阵线。毫无疑问，若没有“冷藏行动”，政治论述的素质和范围会更加丰富。

从“抗英”到“流亡”：新加坡左翼地下组织的故事

潘婉明     2019-11-1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eacommunist/126810

电影《返校》由电脑游戏改编，因结合校园、悬疑、历史、惊悚等元素，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圈，尚未受到关注。事实上，新马两地在后殖民时期及冷战格局之下，也曾出现过相当炽热的左翼运动，然而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战后未及3年的1948年6月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部队深入雨林战斗，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Emergency, 1948-1960)，全面禁止任何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从而迫使新马地区的左翼团体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马来亚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战后英国人重返，随即在宪政和治理上强行使两地分离。基于政治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武装斗争在新加坡没有开展的空间，惟有透过地下外围组织对工会、学校和农村进行渗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以下简称“抗盟”）便是在这种氛围下成立，并积极在学生、工人和青年之间广泛吸收盟员。

“抗盟”分华语和英语两个源流，前者以华校背景的中学生为对象，后者则锁定当时还设址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大学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识菁英。战后学生普遍超龄，加上见证抗日的历练，使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对政治与时局也异常关注，因此华侨中学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园里成立了第一个“抗盟小组”，隔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的成立。不过据称“英语组”成员因思虑不周延、行动不严密，很快就引起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经过1951年1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以后，组织严重受创，形同瓦解。

Photo Credit: Quince Pan@Wikipedia CC BY-SA 4.0

相对而言，让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实是地下活动力和执行力强大的华校生。以华侨中学为例，“抗盟”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禁书，在夜里摸进教室，将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报》及其他革命宣传塞入同学们的抽屉里，又在校园的树上悬挂五星红旗。学生这些举动渐渐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关当局加大力度对校方施压，除了密切监视特定学生、加强巡逻校园、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还派员到校突击检查和扣押学生，又勒令学校开除高二班学生数十人，继而强制该校无限期停课，以及永久关闭寄宿生宿舍。

不依不饶的行动党

伍依    2015-2-7

血淋淋的殖民主义者的暴行史实都在行动党历史说教中消失了，侵略者和殖民者倒像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的力量，剩下的就是马共血腥的暴力和左翼意图推翻政府的阴谋，甚至荒唐到对社会工作者冠以“马克思主义阴谋”的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让对历史无知的人以阴暗、仇恨的心理看待马共和左翼运动，认为马共和左翼对国家的独立毫无贡献，只有破坏作用。

当前，行动党政权和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坚持历史真实的人士展开轮番的攻击，妄图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为了更好地理清历史的真实性，有必要对蓄意歪曲历史，蓄意歪解历史的现象加以批驳。

行动党和一些帮闲文人借口历史认知，拼命地竖起一块“学术”的贞节牌坊。他们的这种“学术”往往是抓住史实的片段和细节，不顾主流和本质，从预设的立场出发，有选择地裁剪历史，随意歪曲历史真相和抹煞历史认知既有的真理性。

行动党恣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碎片化历史，企图通过否定马共抗击日寇英帝的历史和左翼运动的历史，从根本上否定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反英领导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宪制斗争时期的左翼运动。

为吸引眼球，打着结构历史，还原历史真貌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配合当权者热衷于抹红左翼运动，通过肆意夹带私货，混淆、颠倒历史是非反证行动党政权残酷镇压左翼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根本就不是追求史学“公正”，而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更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

尽管由于立场不同，政见各异，对新马历史发展诸多问题见仁见智，但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新马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是近代历史主线这一基本认知。行动党政权顽固地否定和抹煞马来亚共产党和左翼运动反帝反殖的历史事实和卓越贡献，不依不饶地死揪住马共采取所谓“暴力”和左翼运动是马共的统一战线，也要采取“暴力”来推翻政府，归结为所谓“非法”和“残暴”，这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

所谓的马共的暴力，无非是对抗日战争、抗英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指控。众所周知，马来亚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部分，除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轴心国之外，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反法西斯同盟。行动党指控马共使用暴力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自己摆在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去了。

没常识

殷素素    2014-12-2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4/12/142529.html

“没知识也要有常识，没常识也要看电视”这句顺口溜在新加坡不适用，因为主流媒体的记者在报道有关执政党选区新闻的时候就会突然弱智（不知媒体的采访主任有何辨白？）。

反过来说，遇上在野党选区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又突然灵光一闪，能够联系过去未来，不惜务虚，推理出一大套道理来；他们认为“没有人知道真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错综复杂的问题背后有太多“也许”，令人怀疑背后是否有更大的问题……纸包不住火……

【武吉巴督鼠患】

这几天主流媒体热衷于报道捕鼠的热闹，甚至让本该道歉的四个部门口出狂言去指责民众：

建屋局、国家环境局、农粮兽医局及裕廊市镇理事会昨天联合回复媒体询问时说，造成鼠患的主要原因是自去年底，有人随意在山坡周围喂食流浪狗，遗留的食物吸引了老鼠并刺激繁殖。联合答复中指出，防止随意喂食野狗和控制鼠患的措施推出后，老鼠繁殖的情况“得到控制”，但由于随意喂食流浪狗的根本问题仍旧存在，鼠患问题在近几个月卷土重来。当局已加强灭鼠力度，并进一步控制流浪狗。

却没一人去思考鼠患代表什么样的威胁？为什么会在这么多监管机构眼皮下发生？为何不能防患于未然，地方政府在睡觉吗？这样大规模捕鼠要花多少钱？最后由谁埋单等等问题。

我在过去的文章已经讲过，现在的官方机构都是奉行“无complaint无做工”，甚至是“少complaint还是无做工”的情况。本来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现在在很多选民眼中都变成区中的大bully，by-law设立一条又一条，遇到“自己人”可以无睬当没看见，遇到“对手”也可以小题大作。

最好笑是武吉巴督地铁站附近属裕廊集选区，而李智陞次长正好坐镇该区。他不是很关心全国市镇会的管理手腕吗？他对在野党选区市镇会的报告感到吃惊，那么对于自己集选区内的鼠山又吃惊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国外经验，地铁站附近不可以设餐饮店，理由就是会像纽约地铁那样（纽约地铁鼠患长达数十年历史 灭鼠收效甚微），有一天老鼠会进入车厢，跳到乘客的身上。而政府放任地铁公司建零售店，吸引大批快餐小食店入驻，收入据苏碧华说是比车票还多，那问责该停在哪儿呢？

我就说这么多，让有常识的读者去推理。

新加坡华文教育消失的历史真相

伍依    2014-11-18

当行动党政府一再指责华校是培养共产主义温床的时候，指责华校生是共产党人或亲共分子的时候，指责维护华文教育是华文沙文主义的时候，是不是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党“把一切问题归咎为”共产党的“邪恶算计”？“让民众觉得唯一可怕的事情便是”共产党“的入侵”？行动党刻意渲染共产党的所谓暴力、民族冲突来吓唬人民，来逃脱使华校消失的责任？

2014年11月11日《联合早报》第四版报道，陈振泉说:“何元泰是因为在竞选期间发表煽动群众的言论，例如政府要‘消灭’华文以及政府的一大成就就是‘扼杀华文教育’等。”我们不知道政府是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还是要“扼杀华文教育”，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华校没有了，华文教育没有了，华文教育的整个体系更没有了，这一切已经送进了博物馆陈列（有勇气陈列吗？）前不久在华侨中学展览的“消失的华校”就是明证，任何人，任何理由也掩盖不了。

我们不看一个人怎么说，怎么做，而是看结果是如何。华校的消失，南洋大学的关闭，不管政府怎么解释，是大势所趋，是家长只送孩子去英校，华校才自动消失；还是政府刻意所为，让华校消失，南洋大学因为没有生源，或仅能招收次等生，才关闭南大，那么，何元泰即使有说“政府要‘消灭’华文以及政府的一大成就就是‘扼杀华文教育’”结果是一样的。

从政府官员的辩解来看，行动党政府从来没有刻意消灭华校，而是要提高英文水平，与国际接轨，掌握了英文，才能学习科技。新加坡的现在的经济成就，就是因为全民学习英语的结果。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1961年的华校生中四罢考，1962年华校中学生的罢课，就是因为华校生挺身而出捍卫民族教育，反对和抗议行动党政府要将华校改制成英校。1963年2月2日行党政府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1963年9月26日凌晨，镇暴队冲进南大校园，数百名武装警察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逢人就打。

1965年南洋大学开除85位学生，其中43位境外学生被禁止进入新加坡。1965年10月27日，南大校方在政府的指示下，开除85名学生。1965年10月28日，南大学生宣布罢课，罢课历时39天。1965年11月20日，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同日，镇暴队冲进图书馆，痛打在图书馆自修温课的学生。

政治气候放晴带动书写 历史左边出现补白

联合早报/何惜薇       2012-11-11
联合早报

本地近年来出现多本以上世纪政治历史为题材的书籍，带读者重游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
不管是前政治拘留人士撰写回忆录，还是学者根据当年史料编着的著作，都是为了留住历史，记录历史，为历史补白。

国内言论空间逐渐开放、前政治拘留人士年纪渐大、年轻人纷纷“寻根”、邻国率先出版类似书籍等等因素，似乎带动了上世纪新加坡政治历史的英文书写，当中包括了前拘留者“现身说法”的回忆录，以及学者的研究。

本地历史观察者指出，这类阐述历史另一面的书籍浮出台面，可追溯到2001年前政治拘留者赛益查哈(Said Zahari)回忆录的问世。同年，由另一名前政治拘留者陈仁贵主编，评述左翼运动领袖林清祥的“Comet in the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也在马来西亚低调出版。

政治历史书写2009年后渐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虽不能说明这类不同于主流论述的历史书籍何时开始出现，但他认为，《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以及国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宪法专家陈有利博士联合编着的“Lee’s Lieutenants-Singapore’s Old Guard”（《李光耀的得力助手》）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李光耀的得力助手》不但记录人民行动党第一代15位华、巫、印以及欧亚族领袖，如何集体拥护李 光耀的领导，携手解决建国的挑战，也透露了第一代领袖一些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2009年，“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自由之思：囚禁与流亡诗集》）出版后，市面上开始出现政治历史书籍。据该书出版商方可弘（57岁）说，这本由陈仁贵（已故），以及在1987年“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中被扣留的张素兰等人联合编辑的书，内容涉及“敏感课题”，但“出版社和书商都没‘出事’，因而催生了张素兰的自传《越过蓝色大门》。”

方可弘说：“《越过蓝色大门》出版后，出版商和作者也没‘出事’。2010年，《华惹时代风云》出版后，这类书籍的大门从此敞开，人们心中的恐惧逐渐消散。”

李光耀表态鼓励历史书写

2007年7月17日，建国总理李光耀致函《海峡时报》交流版，鼓励国会议员撰写回忆录。李光耀当时写道：“国会议员在决定新加坡历史进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鼓励所有议员，包括反对人民行动党者，陈述他们的过去。他们将为过去的事迹提供多面视角，丰富这段故事并增进它的质感。”

方可弘相信，李光耀的表态有一定的鼓励作用，而政府比过往开放也有助于消减人们对于说出当年经历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