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韦春花    2021-11-28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在一场青年气候峰会上批世界领导人只会“blah blah blah”（说废话），并指他们没有在气候变化上的承诺付诸于行动——没错，政治精英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躲不过的话，只好抢夺话语权，等于就赢了一筹。于是“blah blah blah”就推出了什么绿色经济、碳足迹、碳交易以及永续发展等术语，比如这个“永续发展”，老娘谷歌了一下，发现新加坡是世上唯一有“永续发展部”(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的国家。

“话术”和“话语权”虽是两回事，却有共通的地方。关于“话术”，百度百科是这样说的：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话术摊开的。它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做人做事的技巧，安身立命的法门，平步青云的“官道”，治人控场的手腕。

而“话语权”则是：

话语权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他们一般学有所成，控制着媒体和其他经济实体，而他们想说的，一定和自己有关。

官媒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诠释，就能对大众构成影响，让大家都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好争议的了。所以掌握经济行政权的人要和媒体控制者相结合，就让人想起最近串流平台很夯的韩剧《地狱公使》里，新真理教和箭镞的相结合；好事大道理由祭司来讲，坏事由流氓来摆平。于是国民都以为他们就是掌握宇宙真理的那群人。

好比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到底搞成什么样？应该是这样的吗？是成功还是失败？可惜话语权通通被他们抢去。最近教育部长陈振声出席李光耀双语基金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大赞这项政策取得空前的成就。他说，世界因意识形态、文化或治理方式上的竞争和分歧而面临分化，新加坡更应发挥独到之处，弥合分歧，与世界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建立联系，作为身份认同根基双语能力比过去更为重要。

让我们看看会上陈振声发言的照片上的背景，我们会发现除了英语，其他语文一概不见。照说倡导双语、多元的集会应该对各种语文一视同仁，让人觉得缤纷多彩，应接不暇才对啊（这好像是该集会唯一的官方照片，谷歌图片上找不到其他），怎么会“去芜存菁”呢？哦，这才是他们要的话语权。诚如《联合早报》社论所说的：“学习和掌握双语（母语和英语）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并且还进一步引申：“一席话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双语重要性的新视角，也进一步明确化新加坡人应有的国民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建立在兼通母语和英语的基础上，因此既可以兼收并蓄，互为养分，也可以成为东西之间的桥梁。这种身份认同根基更牢固，也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不会像无根浮萍随风飘荡，也不会像墙头草，东歪西倒。表现在外交上，就是基于原则的自主性，不选边站。”——问题是：当初成立李光耀双语基金的初心是什么？目前的语文程度真的可以接受吗？真的就是“英文人”的所谓双语吗？为什么不让各族有互相学习语言和文字的机会？严孟达问道：“双语教育的重要，从建国第一天讲到今天，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阻力，即使双语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还是会听到独尊英语、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或潜台词，否则政府也就无须时常重申立场。”——似乎没搞清楚状况。

把一切公民运动都看作反动 新加坡社会怎么可能文明和谐呢

狮城之音    2018-11-14
https://vosingapore.wordpress.com/2018/11/14/把一切公民运动都看作反动 新加坡社会怎么可能文明和谐呢

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要允许人们发声，让社会上能有共鸣和理解。一个社会要进步，也往往就是要有人能够与大家分享他的痛苦，整个社会一起想办法解决他的痛苦，为每个人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今年7月份，圣若瑟书院副院长在对学生的内部讲话里，解释为何取消同性运动活动份子到校为TEDxYouth@SJI进行演讲时，断言“一切公民运动都会造成社会分裂”。

当然，作为一间天主教学校，校方决定不让同性恋主义得以在校园内宣传，或许有情有可原的成分。然而，把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临时取消，难免有审查之嫌，容易给学生形成审查的不良示范。当然，在新加坡没有言论空间和自由的语境下，这么做完全合理，或许还是为踏入社会进行的很好的“准备课”。

不支持同性恋就算了，因为考虑到宗教的敏感和原则。如果院长是以宗教教义和原则进行论辩，或许不会有很多人（除了“极端”自由主义分子外）有意见。但副院长选择用“一切公民运动都会造成社会分裂”这么负面的角度切入来“诋毁”所有社会公民运动，就已经不是宗教敏感问题了。它已提升到对于社会参与和政治权利的反动论述了。不过，跟审查制度和文化一样，对公民运动的抗拒，或许也是符合当下政治环境的。试问，行动党又何曾鼓励过真正有意义的社会运动呢？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掌控媒体

伍依    2017-1-7

正当言论被封锁，社会舆论被封杀，不同意见被禁音，这就是新加坡的言论现状。行动党人很热衷于世界排名，几乎样样都名列前茅，唯独不见官方公布新闻自由排名。“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

媒体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成为官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李光耀深谙谁掌控了媒体，谁就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民众就会自觉的去认同官方的认识，用新闻来洗人们的脑子是非常有效的道理。官方的认知，就成了民众的认知。谁掌控了民意，谁就掌控了操纵政治权力的资格，掌控了历史解释权。因为这件媒体神器可以决定信息的走向，也可以操控人民的情感，能够操控媒体就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把自己目的强加给他们，或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其他主体类似信息的影响。

1959年9月16日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设宴请李光耀演讲。“他言辞滔滔地说：‘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我如果能够减少岛内的一些危机或一些不祥事情，那么驻在本地的外国通讯员就会没事可做了。对我们则是‘没有新闻就是好事。’”（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在李光耀上台之前，警告《海峡时报》“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

开宗明义，李光耀要牢牢控制媒体了。

新闻自由，是李光耀执政前的主张，执政之后就立马否定自己了。陈加昌说:“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不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在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李光耀第一次当选为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和左翼份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在同年（1959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己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里外都是理，反正都正确，你能咋滴？

记者陈加昌是“知道”李光耀的。“我清楚记得，5月大选到来前几天……我趁此难遇的‘一对一’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的报纸都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以李光耀的性格与霸气……他的话不可能是随便讲讲”。“星马两地此时也已经独立建国。新闻采访没有英国殖民地时期灵活有弹性了。”（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官方的国族建构

廖佩雯    2014-11-23
http://www.nanyang.com/node/664248?tid=490

当民众无法辨认政府和国家之间差别，当掌管政府的统治阶级汲汲营营在制造政治神话，企图神化新加坡菁英阶级想要民众熟记和认识的所谓新加坡历史时，一切可能推翻统治阶级的霸权论述和言说，都成了危害“国家（现任政府）的安全”的有问题内容了。

最近观看新加坡制作的节目，从电视剧、环境剧、综艺节目、时事新闻节目等，都围绕着“新加坡建国50”的主题在环绕。最明显的例子是电视剧《信约》系列：唐山到南洋、动荡年代，都采用了官方意识形态，来建构新加坡人的国族身分和认同。

在安德逊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民族主义的分类中，明显属于官方民族主义的建构，而此民族型态，是与国家构连的。

虽然笔者身为新山人，每天观看新加坡制作的电视节目，但跳脱于新加坡官方统治的情境，对于电视节目宣扬的新加坡国族意识，仍然可以分辨。不过，这让笔者想起上个月在新山举办的自由电影节中，放映的新加坡禁片《星国恋》。

当时，数百名新加坡民众包车前来新山观赏，一度引起媒体关注，连新加坡媒体也越堤采访。主要是因为影片被新加坡政府禁映，才会受到新加坡民众的关注。此片后来巡回到马来西亚其他城市放映时，也遭政府禁映，理由是内容涉及马共。

而新加坡政府禁映的理由主要是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笔者有机会观赏影片《星国恋》，内容主要访问自1960、70年代被迫流亡海外的新加坡异议分子，在流亡国外后的异地生活，和思念家乡亲人的深层感情。导演本身也强调，影片想要拍出流亡者的对新加坡的思乡之情以及对祖国的爱恋。综观影片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新加坡言论空间的微变

林东生    2014-7-7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25912:&Itemid=203

20年前，新加坡著名英文作家林宝音女士在《海峡时报》发表了一篇批评该国政府的文章，引发当时总理吴作栋的强烈回应。林女士在压力下道歉，这事儿在岛国被称为林宝音事件，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加坡公共舆论空间非常窄小。

林宝音在她那篇《一个巨大的感情鸿沟》中说，尽管人民行动党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因为改善了人民生活而赢得尊重和感恩，但该党超理性的国情分析，排斥众声一意孤行的公式化治理方式，让人民从情感上很难认同新国政府。

作者犀利的笔锋，加上挑衅权威的标题，在当时激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

林宝音的另一篇文章《一个政府，两种风格》更是刺痛了行动党的体制神经。当时新国国会刚刚通过极具争议的部长薪金白皮书，林宝音借此描述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内部两种不同治国风格的冲突。

吴作栋与民协商作风亲民，李光耀不拘言笑强人操政。当政府执意大幅度提升部长薪金，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弹时，令人顿感李资政威权治理借尸还魂，而吴总理在李氏荫庇下难成自身领导风格。言外之意，吴作栋不过是李氏家族政治傀儡。

何患无辞？

叶鹏飞     2012-10-14
http://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2/10/14/何患无辞/

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无权无势而失语的一群，更甚之处在于，这些失语的群体还经常“被代表”——只懂得闽南话的捡破烂阿伯，恐怕也身不由己地被手持公共话筒者，归类为他们宣称要代为发言的“沉默大多数”。

因组屋拆迁搬家，整理物品后留下一大堆纸皮箱，得分好几趟搬到楼下丢弃。回到距离新家不远的旧家继续整理时，在楼下碰到捡破烂的阿伯。妻子好意提醒他可以去收拾纸皮来卖钱。见他没反应，妻子再度把更确切的地址告诉他。可是阿伯依然没有搭腔。已经进入电梯的我这时好奇地走出来看个究竟，突然灵光一闪，用闽南话告诉他哪里有纸皮箱可以检，阿伯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点头致意。

官方日前在中低下层民众以及年长者较集中的裕华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对话会，全程用与会的百多名乐龄人士所熟悉的方言进行，听取他们的心声，不由得想起自己与捡破烂阿伯“对话”的一幕。或许很多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还有许多同胞，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群，在自己的土地患上了政策失语症。出席方言对话会的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不忘提醒说，方言对话不代表政府已经修改了语言政策，进一步凸显了这个不幸的现实。

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明确地指出，说话也是一种权利，因而就有了“话语权”这一概念的产生。作为人权的重要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享受自由发声的话语权，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因言获罪。其实，说话也是一种权力的表现。粤语所谓的“有我讲冇你讲”，或现代作家艾芜所发明的“一言堂”，指的都是权力与说话的关系——有权力者拥有说话的自由，没权力者就只有听话的份。就算在最注重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会地位与话语权依然是成正比的关系。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判定联邦政府不得限制企业、工会“投资”选举宣传，取消了个人与企业向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捐款上限。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实就是候选人的白手套，用来收取支持者的政治捐款。这一判决，意味着富人和大企业几乎可以用金钱收买候选人，甚而左右选举结果。因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重要角色，就是砸重金在选举广告上。过去的经验表明，广告的多寡，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无权无势而失语的一群，更甚之处在于，这些失语的群体还经常“被代表”——只懂得闽南话的捡破烂阿伯，恐怕也身不由己地被手持公共话筒者，归类为他们宣称要代为发言的“沉默大多数”。据报道，2010年的官方统计发现，55岁或以上的华族国人当中，还有9万5000人目不识丁。他们唯一能沟通的手段就是方言。他们的所思所想，恐怕不是谁就能轻易代表的。全国对话采用他们仅存的沟通手段，确实才是真正了解他们心声的方法。

“林崇椰震撼弹”折射了什么问题？

叶鹏飞     2012-6-11
http://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2/06/11/林崇椰震撼弹折射了什么问题/

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除了一直能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在人事上自我更新之外，通过主流媒体掌握发言权，影响选民的认知，进而左右其投票倾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话语权优势在互联网兴起，乃至社交媒体通过智能手机普及后，已经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

南洋理工大学温斯敏经济学讲座教授、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于4月9日，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卓著演讲者公开演讲系列”上发表讲话时所抛出的薪金改革震撼弹，冲击波穿透了整个权力层。他在内阁要员接二连三跳出来反对后毫不退缩，还接连发出新闻稿反击，更让震撼效果持续回荡，同时给了互联网上的反对派提供充沛的弹药，对人民行动党政府无力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另一轮猛烈且无情的攻击。

林崇椰震撼弹之所以反响极大，除了其“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的主张，手段激进之外，他公开指出新加坡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以及企业对廉价外国劳工过度依赖的问题，是两个“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足以致命，在民间引发了极大的共鸣——这个诊断连官方在驳斥他时也不敢否认。当然，他的特殊“体制内”身份——曾担任过全国工资理事会主席长达29年（1972年至2001年），并参与策划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经济转型工作——无疑也为其言论增添了分量及政治联想的空间。

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企业“廉价外劳瘾”中毒愈深，已经不是新闻。这两大问题不但相互关联，症结最终都指向行动党粗放的移民政策及缺乏社会共识的人口战略。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去年的全国大选中并发为不小的政治反弹，且余波未了。行动党试图亡羊补牢，李显龙总理在选后高调表明“没有不可宰杀的政策圣牛”，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具实质意义的改弦易辙；林崇椰震撼弹的出现以及权力层的本能反应，因而揭露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个古老的政治结论，真能放诸四海皆准。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察同样发现，贫富不均问题严重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这样的观察甚至已经数据化——基尼系数，0代表绝对的平等，1代表绝对的不平等，0.5通常被视为是红线，超过0.5，社会就会陷入危机。林崇椰说：“基尼系数0.5通常被视为不应靠近的危险线，更别说跨过这条线了，而我们已经达到0.473，这是官方在2011年的数据。”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