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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第四代领袖与新加坡政治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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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契连·乔治博士(Dr Cherian George,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媒与信息学院副教授)    译者:新国志   2011-4-17
原文:http://www.airconditionednation.com/2011/04/10/ge2011-the-pap-2/

即将上任的第四代领袖须应对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精英分裂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

我猜想,许多移动设备用户,无法解释4G和3G之间的区别,即使他们已把4G手机列入购物清单。产品新版本的推出,经常会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人民行动党通过即将举行的大选引进第四代领导人这件事可能同样不好解释。行动党4G是一个重大升级或是例行增强版呢?毕竟,这不是第一个被贴上“分水岭”标签的大选。它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个。行动党经营大选的手法就像史蒂夫乔布斯经营Macworlds一样。尽管定期举行,但每次都会被宣传为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下一个大事件,我们被告知。

但今年,我不再接受“分水岭”说法的炒作。其实我觉得执政党可能低估了这个4G有多重大。这会是范型的转变……游戏规则的改变—你随意在这里填上自己的陈词滥调,没准会被你说对。

这一部分是因为行动党新一代领导人将得建立本身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的情感联系。“他们有不同的冲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经历,”总理这么形容年轻选民。“我们的责任是让成长的一代觉得党和党的领导同他们息息相关,我们要对他们的愿望保持敏感,必须能动员他们支持我们采取的步骤,使新加坡成为更美好的地方。”

他向新加坡选民演讲时说:“你们必须认识这支年轻团队,他们必须了解你们,大家必须结合,在我们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你们有七八年来学习如何建立团队精神—一个互相关怀的新加坡社会,而不是停留在选举集会的口号。”

这些谈话用在当前的竞选活动也不显得突兀。但它们实际上是有三十年历史的演讲词。第一段话是李光耀总理1982年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的发言,第二段来自1980年他在浮尔顿广场的演讲。

改变中的选民和建制

自我更新一直是行动党几十年来竞选宣言的主题。这不仅因为它认识到它的领导层年事已高,而且还意识到,每届大选选民都在不断变化:他们受过更高教育,更渴望参与国事和向政府问责。过去三十年的大选,都被形容为分水岭的时刻,即引进和建立新一代领导让他们同新一代新加坡人订立新契约。

“分水岭”这个标准式说法,使它可能已失去作用。然而,在2011年此刻,这说法却恰当不过。这次选举同每次选举一样,是重新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机会。但除此之外,第四代领导人会发现,他们面对一个正在根本改变的建制。

在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我预测新加坡的精英将分裂,届时的领导人需要有自独立以来未曾需要的政治技巧。

正如一些政治学家所说的,在塑造政治变革上,精英动力至少同基层人民的力量一样重要。精英群体內部的分裂和另起炉灶,为反对力量争夺权力提供了立足点,并能加以利用。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精英异常地有凝聚力。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都比行动党有更多公开论争,更多权力争夺和更多裂痕。而这里,单一的建制把分歧限制在其严密的圈子内。团结是行动党政府执政果断的决定性原因,同时也是新加坡成功秘诀的主要因素。但它并不自然。

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将得应对过渡到内部精英公开争夺的正常状态。

政​​治的正常化

转变的原因至少有五个。首先,精英的数量—包括奖学金制度产生的精英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一直增长。他们当中会有一些有独立思想,关心大众事务的人愿意对内阁发出重大的反对声音,甚至支持或领导利益团体和派别。他们不会形成多数,但他们数量足够造成政治转变。

第二,潜在分歧的领域将增加。目前,行动党认为,新加坡的回旋余地是如此狭窄,任何聪明的,真诚的人,在思考政策问题后都会得出相同结论。即使现在真是这样,随着新加坡和世界变得更复杂,未来情况可不一定。几十年来,行动党成功以技术官僚政府取代政治。随着价值观和生活质量等课题变得重要,潮流将逆转,正常的政治会回归。

第三,能提供给前公务员的公共部门任命空缺—如政联公司的董事职位—不是无限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体制內的人将身处政府影响力范围之外。有的可能甚至不希罕这类职位,因为公共部门的高工资使他们早就攒足了舒适的生活,又或因为他们在新加坡和本地区的私人领域有足够的机会。

第四,它将越来越难对内部持不同政见者挥舞大棒。上一次行动党不得不处理派别和叛离情况是在独立前的时代,当时它可以依靠殖民当局强行压制左派。直至20世纪80年代,强烈手段如同例行公事,几乎能够没有政治代价的运用。在更精准胁迫已成为常态的时代,任何严厉镇压内部异议的行为可能会适得其反。

最后—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第四代领导人将无法指望行动党的最强大的向心力:其资政。行动党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灵感来自共产党人和罗马天主教。没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会像没有教皇的梵蒂冈。但和梵蒂冈不同的是,教皇去世后教庭会选出一位新教皇,而李光耀的空缺则是无法填补的。后李光耀时代,行动党领导再也不能援引他的魅力和恐惧力量。

第二和第三代领导人可能见证这个精英政治正常化的开始。他们可能会对付表面征状。另一方面,陈振声、王瑞杰、王乙康、陈川仁和黄循财却不得不正面面对巨大的变化。虽然他们接管了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党之一,但在它的故障排除指南中,却没有告诉这些第四代领导人如何去做。

要是他们把进程搞砸了,行动党分裂的情况将会从不可思议变为现实。要是他们能巧妙地引导进程,行动党将可称覇多50年。

人们会怀疑,和他们的前任好像出自同一个模子的这群人,是否能成功改革行动党。历史有足够的先例。20世纪末的两个最大内部改革—邓小平在中国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都是由体制中的人发动的,他们继承了体制,然后加以改造。

小小的新加坡未来的变化是远远没那么宏大。但是,以这个稳定城市国家的标准来看,人民行动党4G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而未来10年将真正是改头换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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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7, 2011 在 1:3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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