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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争夺战(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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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第四章     作者:T.J.S George   译者:阿海     2011-10-29
原刊于《蜗牛》第五期(1974-10-31)

《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这本英文书于1973年出版。作者T.J.S George 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杂志(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编辑。
该书纪录了李光耀的崛起,同时对他的性格、抱负和政治手段有精辟的分析。
本章有关李光耀同政治对手斗争的叙述有别于官方的说法,它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这些历史事件的另一视角。

在亚洲,那些刚从宗主国手中争取到独立的领袖在国家独立后也就安于现状的把这个事业承继下来了。但新加坡的情形可就不同了。这些衣着朴素,每日八时准时上班而且为了他们的党肯花三分之一的薪水的领袖,对于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都加以避免,于是他们——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便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了。

其它国家的领袖一上台照例是对人民来一番怀柔,但李光耀却不同,他一开始便是以身作则的苦干。在任职的几天内便作了两个令人从此对他刮目相看的决定:(一)公务员的薪水被减少,(二)警告资方若触犯政府的工业和平的政策将被软禁,工人也受到类似的警告;同时大学学术人员的薪金也减少了,至于反抗则冠以叛逆的罪名,而揶揄星马两地关系的报章被称为从事颠覆工作。于是虎报(Tiger Standard)关门大吉,海峡时报也把总部迁移到吉隆坡。除了这些,他更进行一个如火如荼的反黄运动,希望借着禁止脱衣舞和舞厅以消除这种对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有害的色情文化。他上任的第一天,八份黄色刊物即被封。同一天,他也对各种保安措施作了一个两小时的检查,并和警察总监和特别小组的主任进行了商谈。

从这些,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李氏如何及为什么毫不犹豫的把民主的权力加以削减。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坚信他对新加坡所作的安排是正确的;西方的民主将只有对它的实践加以阻碍而已。李氏一路来就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并且他不要像许多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往往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李氏一开始便相信必须拥有各种必须的权力才能实践理想。

李氏成了一个老练的演说者;他不断的和人群接触。他和工人、商团、星大、南大的学生、公务员,西报的记者,华文记者,外国通讯员,回教徒,印度人等接触,而他只有一个目的:放弃不同的身份和背景,只为了一个唯一的新加坡而和政府合作。

这种合作是作为爱国的证据而不是呼吁或要求;这是李总理的独门作风,他一路来就深信凡是反对他的人就是新加坡的敌人。基于这种人生观,他初期的工作便是设法消除异己。但在自治时期的首几年,英国倘拥有政治上的监督权,所以只能利用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这对李氏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对手懂得更多。

他上台的首三年可以说是危机四布的,若干次他差点被撵下台,但时势造英雄,他总是很凑巧的能够安然渡过那些难关。一方面是他在党中有一群忠心耿耿的随从——杜进才,吴庆瑞和拉惹勒南;另一方面,他所碰到的对手都缺乏政治才干。李氏在政坛上的幸运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和他一样强的人。于是他终于把对手一一打倒。在这方面,英国给他的帮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李氏也知道一旦获得政权必须要和共产主义者展开一场长久的斗争而且他也预备面对它。但第一个到来的威胁却不是来自党内的左翼势力,而是一个和他同样走中庸路线的人——王永元。

王永元和李氏在领导层的竞选中差点成了总理,后来他终于只做了一个国家发展部长。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第一步棋而且是平分秋色的一着。李氏对王永元也就“刮目相看”了,而王永元也知道李氏是预备对付他了。于是他决定单独行动—开始在党的基层建立自己的势力。并在1960年6月一个党的会议中开了第一炮。

王永元的选区——芳林,提出了一个有关改善行动党的十六点议决案,主要内容是说党内缺乏民主,并且愈来愈右倾,而整个党是由一个统治集团管理着。王永元显然是以自己的受到群众支持来作后盾以问津领导层的交椅。但在这过程中他对于领导层对他的支持程度作了错误的估计,而李氏则决定要用一个能收到杀鸡教猴这种效果的手段来对付王永元。

先是由主席杜进才在会议中以党的集体领导受到挑战为理由,拒绝接受该议决案。接着下来便是针对王永元个人的讨伐了,而不再是那十六点议决案。党的中坚份子把这份议决案看成是王永元用来掩饰自己反党的活动和在作一个市长和部长上的失败。他们指控他毁谤同事并且在党内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

很明显的那些中坚份子是紧跟随着一个由李氏策划着的计划进行的。从事党史研究的冯清莲女士指出:从六月廿日会议的记录中,的确可以看出这个有关于王永元反党活动的课题已被讨论过了。在党的会议中,各领袖皆采取一致的路线……很明显的,这些领袖事前已达致同样的结论了:——现在是把王永元的“污点”公诸世人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既紧凑又紧张的会议;李氏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的被叫起来发言—王永元也抗议这个会议的变成一个审判;他如果事前知道,那他便会预备辩词。他说持枪的秘密警察分布在会场的周围以威胁党员。“这不是党内第一次运用软硬兼施的阴谋,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会议中王永元所谓的那种“事前串通”的因素使到他除了从芳林代表外无法从任何人得到支持。领导层使到整个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开除王永元的动议。他先被去掉了国家发展部长一职,然后才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企图干扰党的团结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正式加以开除。立法议会中有两位支持王永元,但也迅速的被踢出党外。芳林支部也因呈上那叛逆性的议决案而被封闭。

王永元进入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势力,但这场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王永元还以为他可以依赖群众的支持。但李氏在把王永元完全的打垮之前是不肯停手休息的。王永元也自投罗网的在立法议会中继续和行动党斗争。他严厉的指责行动党,他指控总理的裙带风主义。六个月后,即十二月,杜进才动议立法谴责王永元的“耻辱行为”,该议案指王永元“屡次应用他在立法议会中的权限作为他在议会内外对无知人民进行恶毒谎言的外衣”。

王永元看着进入了四面楚歌的情景,便在立法议行会要召开一特别委员会来讨论上述有关的指控时,他在早一天便提出辞职。但李氏绝不如此轻易就放过他。他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亲身参与听审过程。该委员会把王永元对李氏和政府所作的控诉化为乌有而指责王永元蛮横和没有凭根据的,指他为一个不可信任的人。这无形中不只在政坛上把王永元完全的打垮,也是在社会上完全的暴露王永元。王永元的私丑都被公开,他被指为一个大骗子,并且拥有两个妻子。

像李氏这样的做法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的社会里真可以说是在赶尽杀绝了。这是不给人留下面子下台的作风。新加坡的华人被行动党领导层这种“非常西洋式”的打斗作风看得目瞪口呆。

在芳林区补选中,王永元以4,927张多数票击败行动党的易润堂。

一九六一年四月芳林为补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形成了王永元和另一位华校出身后来做了文化部长的易润堂之间的交锋。这是新加坡最大规模的一场竞选。整整经过七星期李氏倾力而出,再加上左翼势力因为一些他们自己的原因也支持政府的竞选者,可谓兴师动众的对付一个人。

但那人仍旧得胜,而且不只胜利,却是以73%的多数票获胜。这种形式的胜利令李氏非常的泄气。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学福建话。因为他亲眼看见王永元以福建话向芳林区的选民演说而自己却无法和他抗争。(他也学华语,但他自己的客话却还不行)。他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并不能掩饰内心的痛苦。他和他的同僚还曾一度考虑要辞职呢。

至于王永元,这场胜利令到他更具信心;但他却发觉到他自己已沦为区区一个芳林的地方领袖。四年后也又再度辞去立法议员。据行动党的解释,这是由于一些和吉隆坡的政府那方面有联络的人答应让他在一个锡矿拥有股份。于是王永元也就逐渐的销声匿迹了。

王永元这一事件又再次显示了李氏的对手所犯的错误也同样的给李氏带来了不少好处。如果王永元曾和左翼势力联台则李氏恐怕已被打倒。但王永元只是希望他那十六点议案会自动的吸引他们,可是不幸的是左翼把他看成一个投机份子而不给予支持。正如一些左翼份子后来指出:“如果那份议案不是由王永元提出来而是由林清祥提出来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当李氏在芳林补选失败后萌起辞职的念头时,左翼亦力挽他留下来,因为他们顾虑到接着上台的政府会镇压他们。那时,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李氏准备在将来用什么来对付他们。

李氏是一个很快便会从经验中学乖的人,他也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浪费太多的时间。有一点令到他安慰的是党内那些左翼的反对势力比他更加的感到不是味道。他们认为如果芳林补选一事表达了群众对行动党政府的不支持,那么他们也会因为和行动党太过密切而遭受到反对,他们正不知道好不好转而投靠王永元。左翼的领袖们正不知应向那一边转才好。

左翼这种混乱的局面给予李氏一个机会。他决定用王永元一向支持的理论——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是会被人当作“第三中国”看待的——来作为自己用来向马来亚和英国领袖谈论有关合并的论点,并且使到他的政府拥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来追随,而且可能还能成功的打败党内的亲共份子因为他们目前对合并的立场仍然是充满矛盾的。

他迅速的采用这条政治路线,他宣称如果让独立派获得势力的话,新加坡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了;而到那时,英国或马来亚皆无法解救新加坡治安上的威胁了。李氏的这一个信条很快的变成了新加坡的生活方式了。

在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时期,目标终于实现了。马来亚的东姑阿都拉曼在王永元胜利后的一个月在新加坡所作的演说中建议以一个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劳越和汶莱的马来西亚联合邦。东姑很可能是受了李氏政府的辞职和恫言一个更激进的左翼集团将起而争掌权的威胁,他曾如此的向一个访问员说:“我不愿意我的脚下有一个古巴”。

这是马来亚第一次对这个李氏几年来卖力推销的概念作了表示赞同的反应。虽然加进了沙巴,砂劳越和汶莱把局势改变了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一个时候必定曾经是李氏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候;这在历史上象征着殖民统治的完全瓦解,在政治上,这意味着李氏可以放手的加紧对亲共份子的压迫。

这个机会令人意料不到的来到;那是当安顺区行动党的议员突然去世而召开的补选,李氏决定好好的利用合并的问题;因为他相信人民是欢迎它的,同时他也可以和亲共的对手决一雌雄。这是李氏惯用的伎俩——选择一个重要关头,向对手在一个他选择了的问题上作挑战,然后从对手的混乱,紧张中获胜。对这个手段的运用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的——一直到现在。他和亲共份子合作了整十年,现在他选了安顺区补选来作为那个决定性的时机。

果然不出李氏所料,亲共份子这一回失去了戒备,安顺区的补选是紧随芳林补选而来,而左翼势力已来不及自己独当一面来问津这次的补选了。可是他们又不能和王永元合作,因为他那时显得全满不在乎的样子,于是他们只好再一次投靠行动党,但这时李氏决定孤立他们了。

星马合并对左翼来说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东姑忽然的这么一提反而令他们疑心起来。他们把这个看成是李光耀和马来亚的领袖联合起来消灭新加坡的左翼势力以挽救行动党免于下届大选的失败。他们是很担心吉隆坡政府比现在自己有参与一份的行动党政府更加压迫他们。

李氏正是巧妙的利用这种心理把他们蒙在鼓里,使他们不知道作为总理的李光耀和马来亚谈判合并的情形时,便往坏的方面设想:内部治安在合并后将落在吉隆坡政府的手中。李氏便是如此这般的迫到他们只好采取了一个反对合并的立场。于是和以前较早的立场互相矛盾,他们的内部也因此而被搞得大乱了。

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的,英国的政策和李光耀的配合得很好;正如李氏事后指出的,英国有推翻行动党的阴谋。李氏描述他的探员如何发现亲共委员出入英国专员的屋子。其实他们的脸孔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又由前门出入,本来就不需要动用侦探来发现林清祥等人和英国专员的会淡。

S•兀哈尔(Woodhull)参与会议之一者却指出他们和英国专员的会谈还是由于李氏曾对他们做过一个“友善的警告”:谓如果他们对有关自治的事迫得太甚,他将辞职,那时英国便会介入以清除所有左翼份子。据兀哈尔说,李氏自称是英国人亲自跟他讲的。左翼份子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关头而且如果这真是英国的计划的话,他们将考虑退出政坛,但他们要向英国专员证实这一点,于是便有了这一场风波。

兀哈尔记得英国专员曾向他说,他做为女皇陛下的代表的人主要的职务是要维持和平,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插手。李氏则以一种诡谲的语气来描写这一些会谈。据他说,林清祥和他那一伙人以为通过合法的途径,只要不干涉到军事基地则英国人会让他们来治理这个小岛的。

在安排这些会谈时,或许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或试探左翼的思想并找出一旦有危机时究竟是什么人会站出来负责。怀疑心很重的李氏一向来就不喜欢左翼和英国直接发生接触。但结果反而是他获利。因为这些会谈鼓励了左翼势力,他们决定自立门户了。这正中李氏下怀,因为李氏正要孤立他们并且和他们摊牌。

一方而因李氏的不合作令到他们沮丧,另一方面吉隆坡对他们的态度也令他们担忧,现在又受到英国对于他们法定权利做了保证的鼓励,于是他们决定和李氏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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