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新加坡对台湾政策述评

leave a comment »

吴磊(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2011-12-23
原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12月号   总第69期   2007年12月31日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8032g.htm

最近有报道指新加坡与台湾关系触礁,引起人们对两地关系的注目。其实新台一直有着深远的非正式外交关系,但考虑到中国的敏感,所以新台关系一直保持低调,以至有许多人对它了解不多。吴磊这篇述评对新台关系有比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它在两岸间长期推行平衡外交。新加坡长期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关系,即便是在1990年与中国大陆建交后。这种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高度务实性。考察新加坡对台湾政策的基本内容,探究制约这些政策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加坡在两岸关系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在中新台三方博弈中占据主动。

一   新加坡对台政策的基本内容

(一)军事和经济关系优先于政治关系,政经分离

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建立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其中主要是新加坡的军事需要。新加坡的建国历程非常特殊,建国之初,新加坡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急需建立一支独立的国防军。但新加坡国小民弱,既没有军事专家,也没有足够的训练设施和场地,必须寻求国外支持。出于种种原因,当时国际上愿意提供军事帮助的国家只有以色列,而新加坡身处两大伊斯兰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包围圈,与以色列的合作必然要慎之又慎。因此,新加坡在与以色列合作的同时,也尝试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其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外交领域节节败退,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台湾国民党当局四处出击,希望获得更多的外交承认。新加坡需要借助台湾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而台湾希望得到新加坡的正式承认,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的前提下,新加坡与台湾发生关系。

早在1965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向当时的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提出要求,希望台湾能提供场地与人员帮助新加坡训练军队,但台湾方面未给予明确答复。到了1967年,时任新加坡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曾与台湾方面的一名高层人士密商军事合作事宜。同年12月,台湾向新加坡提交了一份帮助建立空军的计划。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台湾陆续抽调教官和技术人员协助新加坡训练飞行员、建立军用飞机维修部门,有一些教官更留在新加坡,成为新加坡空军的高级军官,新加坡空军司令还一度由台湾人担任。新加坡与台湾最重要的军事合作是“星光计划”。1974年李光耀第二次访台时,希望台湾能为新加坡军队提供训练基地,得到蒋经国首肯。1975年4月,新台达成协定,拟订了新加坡军队到台湾进行实地野战训练计划,代号“星光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新加坡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部队组成的“星光部队”,这支部队的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台湾同类训练基地,协定起初有效期是一年,后来就一直延续至今。台湾逐渐发展成新加坡最大的军事训练基地。新台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壮大了新加坡的国防力量,是新台关系的构建基础。

除了军事上的合作,在经贸层面新台双方也有有效的合作。长期以来,新加坡与台湾的双边贸易值不断提高,贸易联系日趋紧密。有统计数位显示,2000年,新加坡与台湾贸易总额达到105.75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台湾出口总额50.14亿美元,进口总额54.61亿美元,新加坡分别是台湾第六大出口市场与第四大进口市场。新加坡是台湾的主要海外投资者之一,到2003年累计投资金额为42亿美元;台湾对新加坡也有较多投资,同期累计投资金额逾18亿美元。为了新台双方经贸往来的健康发展,新台先后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交换航权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和《暂准通关协定》等一系列的协定。台湾于1987年7月起在新加坡设立“远东贸易中心驻新加坡办事处”,负责有关台新双方商情资料的收集与联系,举办交易座谈会及摆置陈列产品等。此类办事处是台湾在海外设立的第二十九所,也是亚洲第二所。自1990年起,新台双方又决定,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经济合作会议,讨论双方的经贸投资等事务。新台之间金融业的交往也很密切,台湾银行在东南亚的唯一分行是1983年设在新加坡的交通银行新加坡分行,新加坡国家发展银行也在台湾设立分行。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以新加坡作为开展“新南向政策”的突破点,曾向新加坡提出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区的名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台湾方面希望通过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以期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作为台湾“与东南亚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利于参与东亚区域整合,降低中共强大磁吸作用”。新台间的经济联系还有一点,即有在经济上有联手对抗香港之意。新加坡与香港是竞争对手,近年来的竞争与对抗更趋明显,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对新加坡的竞争压力增大,香港已连续数年超过新加坡稳居全球集装箱运输第一大港口的地位。新加坡有意通过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增强与香港竞争的实力。

新加坡与台湾的各种文教与民间交流也较为频繁。台湾与新加坡的文化交流,最为人称道的是双方自1984年起进行中学生交换访问计划,即双方互相交换数十名高中学生至对方国家家庭居住一个月,深入地了解及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民间方面,1975年以来,在东盟国家的赴台人数中,新加坡人一直保持很高比例。1984年新加坡在台湾设立“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驻台北办事处”,以吸引台湾游客。而台湾人民前往东盟国家者,从1984年以来,一直以赴新加坡居首位。

由上可见,新加坡与台湾的交流非常频繁,以军事合作和经贸往来最为重要。因为台湾的特殊地位,新加坡在与其发展关系时非常小心,力图将交流限制在经济和技术层面,避免涉及政治。因此,当台湾提出希望新加坡承认其政权的时候,新加坡明确予以拒绝。早在1969年,台湾就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但迟至1981年,新加坡才在台湾设立对等的“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办事处”。

(二)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政治关系亦有突破,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新加坡在与台湾发展关系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大陆的反应。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新加坡马上宣布“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宣称“中国只有一个,何时与如何统一应由台湾与大陆人民自行决定”。自此之后,新加坡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李光耀说:“我国是在迟早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处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国在和台湾发展关系时,实际上一直都考虑到可能和中国建交这个事实。”可以说,新加坡在和台湾交往的同时,也始终认为迟早会与中国大陆建交。

台湾一直试图对新加坡施加压力,使其“一个中国”立场能有松动。我们也应看到,新加坡在处理与台湾关系中常出现打“一个中国”原则“擦边球”的情况。1971年新加坡投票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1969年台湾在新加坡设立的“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虽为贸易办事处,但具有半官方地位,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如可在当地办理签证护照、可以使用密码外交邮袋等。1990年新加坡与大陆建交后,新台双方就台湾在新机构的更名问题上进行交涉。最终,台湾当局的“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更名为“驻新加坡台北办事处”。这个更名,反映出新加坡与台湾交往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新加坡坚决拒绝台湾方面提出的保留“中华民国”国号的要求;另一方面,新加坡又做出让步,允诺去除“商务”二字,并且原有的外交特权及官方往来管道维持不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代表处实际在某种程度行使了“大使馆”的功能。1993年联大总辩论期间,新加坡竟对“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提案持默认态度。新台双方高层互访频繁。1973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台湾,此后,从1973年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要访问台湾一两次。即使新中建交后,李光耀仍多次秘密访台。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访问,成为第一位访问东南亚的台湾“总统”。1990年,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访问新加坡,开台湾高层赴东南亚“度假外交”的先例。1993年台湾当局首次提出“南向政策”后,包括行政院长连战在内的台高层官员多次访新。引起更大风波的是2004年7月,即将接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之子李显龙,以“私人”身份访台。

李光耀深知台湾对大陆的重要性,“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国家统一象征问题。他们(中国大陆)已向美国、日本和台湾发出信号他们准备战斗。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对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在演戏,这是真的。”因此,新加坡虽与台湾保持实际往来,但形式上却很谨慎。诚然,新加坡时有打“擦边球”之举,但每次新台双方的高层接触,新加坡总力图消减消极影响,也会对受损的新中关系做些补救。1989年李登辉访新时,新加坡在欢迎仪式和官方文告上坚决不称呼李登辉为“台湾总统”,而称之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新方还是省去一切国家元首级的外交待遇。而且,时任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称病回避,没有会见李登辉,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因此,新加坡虽积极与台湾发展关系,但坚持了“一个中国”立场。

(三)力图充当两岸协调人,希望两岸维持现状

长期以来,新加坡与两岸都有密切关系。李光耀更是凭借其个人魅力,推行“个人外交”,成为两岸的传声筒,为两岸的对话做了大量工作。李光耀能在两岸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密切关系及他个人与中国领导人的深厚交情;另一方面则是新加坡能够和台湾始终保持利益关系。

1978年11月,邓小平初步表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此后,“一国两制”成为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只要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其他的都可以谈判。1985年李光耀访华时,邓小平请他向蒋经国传达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尽管李光耀的这次传话未取得理想效果,大陆对李光耀的信任不减。

新加坡对两岸协调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的召开。1992年李光耀访问台湾,主动向郝柏村表示自己是“受托访台”,因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新时,曾提及两岸会谈的可能性。李光耀愿意代为向台湾转达。在新加坡的大力协调下,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开创了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打破了海峡两岸隔绝44年的历史,迈出了两岸和解共生的第一步。

新加坡在两岸间积极斡旋,根本上说是为了其本国利益。新加坡对两岸关系,最希望看到维持“不独不统”的现状。新加坡曾一再强调,新中建交不会影响到新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只是在交往形式上会有变化。新加坡的“中国政策”就是“和台湾及中国大陆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1992年12月,李光耀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时表示:“如果中国愿意许下可信的承诺,保证不动用武力换取统一,这对两岸双方都有好处。和平与合作将能为双方与东亚其他国家带来极大的利益。”李光耀甚至公开表示,希望海峡两岸“一切维持原有的状况。台湾维持演习前的原状,实际上台湾与中国分离,对新加坡来说是有利的,是好处成倍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两岸观点,即希望两岸维持现状,因为这样,新加坡有可能从两岸间攫取更大利益。

正是为了维持这种既得利益,新加坡对台湾当局的各种“台独”言论予以猛烈抨击。2004年8月2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重申“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将不会改变,如果冲突是由台湾方面所挑起,那么新加坡不会支持台湾。”2004年9月25日,新加坡外长杨文荣发表演讲,敦促台湾不要寻求独立。2006年5月25日,李光耀表示:“如果台湾从现在到2008年大选的期间做出愚蠢之举,我们都要遭殃。大陆虽然会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但是只要台湾走错要脱离中国,大陆不会坐视不理。”斥台独为蠢举,这是近几年来李光耀未曾改变的严厉批评。2007年6月14日,李光耀表示,新方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若未来台湾不在行动上改变现状,有可能获得较多国际空间。新加坡外交部2007年6月22日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提议通过公投方式来决定是否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新加坡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以上仅仅是笔者摘录的近几年新加坡政要反“台独”言论的一部分,可见,新加坡对于“台独”的态度是强烈批判的。

二   影响新加坡对台政策的因素

(一)新加坡种族、地域背景的特殊性

新加坡特殊的种族与地域背景是它制订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因为中国大陆输出共产革命、支持东南亚共产党以及华人华侨等问题,印尼和马来西亚都长期对华人和新中国充满敌意,对它们身边的这个华人国家自然也有极大戒心,担心它成为“第三中国”。而从实力上说,新加坡与邻国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与印尼、马来西亚的紧张关系直接威胁著新加坡的国家安全。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总是把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中最重要位置,实行睦邻政策,努力建立与邻国和睦、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推行何种对台政策和对华政策自然成为新加坡能否与邻国睦邻友好的敏感因素。

如前所述,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与中国大陆长期对立,而另一方面,它们又长期与台湾保持实质关系。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从自己的特殊国情出发,新加坡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相当谨慎。新加坡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东南亚”背景和“东盟成员”身份,尽力与邻国保持一致,不仅遵守承诺,于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大陆建交,与台湾也发展了相当密切的交往。

(二)新加坡外交战略的高度务实性

出于小国寡民的现实,新加坡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以极度务实的外交作风著称于世。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曾明确宣布:“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是实用主义,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必须对我国有直接利益,或不为我国制造问题。”在这种现实主义和务实思想的引导下,新加坡在处理任何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国家利益作首要考虑。

新加坡对台政策集中体现了新加坡高度务实的外交策略。独立后很快与台湾发生关系,是因为台湾可以为其带来亟需的军事帮助,巩固了新加坡的国家安全。而与台湾长期保持实质性关系,并力图在海峡两岸左右逢源,不仅可以使新加坡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更能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国际声望。

(三)李光耀个人因素的影响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之父”,一手缔造了新加坡国。1990年卸任总理前,是新加坡绝对的外交决策核心。即使是在卸任后,仍以内阁资政的身份,对新加坡的对外战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新加坡对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李光耀的个人因素不能被忽视。

考察李光耀的外交活动和言论,可以归纳出其外交思想大概有四点:国家利益至上、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和积极外交。李光耀认为,在外交领域,一个国家能否有所作为关键是自己的努力。新加坡虽是小国,但有著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外交上不可以“被动等待”,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积极外交,开创“小国大外交”局面。因此,新加坡积极主动,充当了两岸联络人的角色。

李光耀是一位深受世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出色的外交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国际知名政治人物对其评价都非常高。李光耀的个人魅力成为新加坡外交资源的重要部分,他和蒋经国在反共等诸多观点上的一致,使得他和蒋经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70年代,李光耀每次访问台湾,蒋经国都会亲自迎接。蒋经国还曾指示秘书,在给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亲切友好的文字。李光耀也曾表示,蒋经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提供新加坡武器部队一个野战训练的机会,让炮兵能作远端炮弹的实弹训练。在新加坡,那是不可能的。在当年很少亚洲国家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他却帮了我和新加坡。为此,我永远感激他和台湾的其他领导人。”蒋经国去世后,李光耀亲自到台湾参加葬礼。由此可见,李蒋的感情非常深厚。新加坡和台湾均为典型的威权政体,双方领袖个人友谊的建立,对于新台关系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这也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是新台关系的所谓“蜜月期”。

(四)亚太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

新加坡作为一个特殊小国,其对外政策必然深受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是亚太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新加坡的对台政策必然深受大国因素制约。

中国大陆是新加坡对台政策的首要影响国。新加坡与大陆有悠久的交往传统,共同的血缘和文化。新加坡在与台湾往来时,不得不考虑大陆的感受。特别是1990年以后,对于笃信务实外交的新加坡来说,其对台政策的制订必定深受大陆影响。笔者认为,正因为新加坡在外交上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与台湾建交,中国大陆才会对新台间的长期军事合作采取忍耐态度。而当新加坡打“一个中国”的“擦边球”,与台湾交往过密时,中国大陆就会就新台军事合作向新方施压。2002年新加坡一度宣称要将部分训练设施撤出台湾,改赴海南岛受训,笔者推测,中方的压力是新加坡萌生此念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影响新加坡对台政策的国家是美国。新加坡外交战略的立足点是大国均势策略,具体到东南亚,就是谋求各大国在东南亚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而在新加坡的大国均势思想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大国。李光耀曾指出:“美国留驻本地区,对继续维持国际公法和东亚秩序起重大作用”。新加坡如此倚重美国,对外政策方面对美国必然有追随性和依附性。长期以来,美国将台湾作为遏制大陆复兴的一颗棋子,在两岸推行“模糊”战略,妄图无限期拖延中国的统一大业。笔者认为,新加坡维持两岸现状的目标诉求,固然是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的战略判断,但其中不无美国因素的影响。

三   对台政策给新加坡带来的影响

(一)提升了新加坡的军事实力,为其生存打下坚实基础

新加坡与台湾关系的建构基础就是军事合作。“星光计划”从1975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鼎盛时期的80年代,每年都有1.5万人的新加坡军队在台湾受训。后来仍维持每年7000名左右的规模,台湾为新加坡最大的海外军训基地。截止到1991年,累计有13万人次的新加坡部队赴台受训。2001年2月,新加坡与台湾签订了全新的所谓“中新协定”,协定规定,双方除了继承“星光计划”内容外,新加坡还将一些新型武器送到台湾培训。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东盟国家中每平方公里士兵人数最多的国家,拥有东盟各国中第二大装甲师,战斗机的数量也位居第二。新加坡是东盟武器装备最先进、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与台湾的帮助是不可分开的。

(二)配合了新加坡国内经济战略的调整,有利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台湾和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历程有许多相似,但台湾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要比新加坡早。20世纪60年代,台湾已经进入出口导向工业时期,而新加坡才刚刚建国,因此,在经济方面台湾给予新加坡不少帮助。台湾曾派专业技术人员协助新加坡建立税务制度和金融制度,协助建设发电厂等。新加坡创建裕廊工业区时借鉴了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经验。因此,对于新加坡的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策略的制订,台湾都给与了一定的帮助。

(三)对台务实外交给新加坡带来最大利益,但也潜藏著危机

新加坡在与台湾的交往中获得了大量利益,但是新台关系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从新方来看,反对与台湾密切交往,不趟“两岸关系”浑水的力量不容小觑,而中国大陆市场庞大,发展前景广阔,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新加坡必然要优先考虑新中关系,这都对新台关系产生制衡作用。从台方来看,台湾政坛变幻莫测,“台独”力量日益猖獗,这使得新加坡心存余悸,谨慎处理新台关系。从大陆方面来看,由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可凭借各种手段向新加坡施压,使得新加坡的对台政策少了灵活性和多样性。

四   新加坡对台政策的趋势分析

要想客观合理分析新加坡对台政策的趋势,必须进行追本溯源。笔者认为,新台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蒋经国时代的“蜜月期”、李登辉时代的“平淡期”和陈水扁时代的“趋冷期”。

基于生存的互相需要,新台双方通过台湾军援新加坡建立关系。蒋经国“雪中送炭”,给孤立无援的新加坡提供军事援助,使得李光耀对其十分感激。两人情投意合,在诸多领域观点一致。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两岸观点与李光耀有颇多契合。因此,蒋经国执政时期,新台关系发展良好,可谓“蜜月期”。

李登辉上台初期,尚能延续蒋经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随著其统治基础的牢固,“台独”嘴脸逐渐显露。1995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弹,新加坡方面也给予了强烈批判,这也成为新台关系的一个转捩点。至此,新方明白台湾“台独”势力开始抬头,在与台湾的交往中更加谨慎。另一个因素即新加坡与大陆建交,也对新台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加坡在对台政策中必须更多考虑大陆因素。虽然20世纪90年代,台湾两次提出南向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不能抵消大陆对新加坡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也不能抵消李登辉“台独”行为对新台关系产生的冲击,因此,李登辉执政时期的新台关系总体发展平淡,甚至出现了交恶的倾向。

2000年,台湾实现政党轮替,以“台独”为基本理念的民进党执政,而陈水扁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岸麻烦制造者”,其竞选“总统”期间就曾公然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当选后,迫于压力,采取了“只做不说”的隐性“两国论”路线,使得两岸关系空前紧张,这不符合新加坡希望两岸稳定的目标。因此,新加坡对陈水扁有颇多指责,新台关系日益趋冷,并几度出现矛盾。2002年4月,“星光计划”发生变数,多位民进党“立委”表示,“星光部队”有可能离开台湾,转赴海南岛。2003年7月1日,台湾方面宣布,台新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全面停滞。民进党是一个“没有准备好执政”的执政党,仓促上台,治国人才严重不足,专业外交人才更是寥寥无几,民进党外交决策层充满了职业素养与个人操守都极其低劣的人士,曾任陈水扁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唐山就是典型代表。2004年9月27日,陈唐山针对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有关台海形势的发言破口大骂,“像新加坡这样’鼻屎大小’的国家,竟然也在联合国大会上耀武扬威地批评台湾”;他还粗鲁地称“新加坡‘只会抱中国的大腿’”。陈的这番粗暴无礼的言论引起了新加坡的极大愤慨,新台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新加坡的对台政策,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充当两岸调停人。在与中国正式建交前,新加坡的两岸政策显得很从容,两岸均有求于新加坡,新加坡确实做到了于两岸间左右逢源,闲庭信步,在中新台三方博弈中处于最优位置。新中建交后,新加坡仍然力图保有这种地位,保持著在两岸间微妙的平衡状态。但是,主动权已然不在新方手中。两岸摆脱了彼此隔绝的状态,各种直接和间接交流日益增多,纵使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也难阻这一大的趋势。两岸交流的增多,使新加坡越来越丧失斡旋于海峡之间的优势。随著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在“台独”和反“台独”问题上的博弈,新加坡脚踏两只船的空间越来越小。80年代中期的时候,李光耀曾向蒋经国建议,台湾“可以在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下,把知识传授给中国人,让彼此受惠”。但是蒋经国担心,“一旦在大陆进行大量投资,台湾的经济将受制于大陆”,因此拒绝了建议。1994年5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应李登辉要求,向中方提议由中台新三方联合设立一家国际船运公司(新加坡只持象征性股份),处理中台之间的贸易,为中方所拒绝。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引发两岸自1958年金门炮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为了缓和两岸局势,1996年3月3日李光耀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损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唯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相互合作以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中方表示两岸关系纯属中国内政,不需外人插手,明确拒绝了李光耀的劝和。从以上事例表明,随著形势的变化,新加坡已经逐渐丧失了在两岸间左右逢源的能力,李光耀时期的对台政策必然要重新审视,新台关系要符合新加坡利益,但更要考虑中国大陆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综合国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经远超台湾,保持与大陆的良好关系对新加坡意义更大。一个明智的新加坡,在处理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时必须分清主次和轻重。在新中根本利益的框架内,尽力维持新台之间既有的实质性关系,必然将是新加坡未来相当时期对台政策的战略抉择。

就新台双方来说,未来关系发展也有诸多桎梏。上文已经指出,鉴于台湾政坛“台独”势力的猖獗,新加坡不得不有所顾忌。除此之外,作为新台关系基础的军事合作和经贸往来也受到挑战。新加坡一直努力使其海外军训多元化,现在包括汶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有新加坡的军训基地,新加坡在军事方面对台湾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弱。再从经济角度看,新加坡与台湾经济发展水准相近,贸易产品构成类似,显示新台经济在国际市场中有很强的竞争关系,双方产业的互补性不高,合作前景不甚广阔。且新台贸易中,台湾长期处于顺差地位,也对双方合作不利。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未来新台关系难有大的发展,新加坡的对台政策将会更加的理性务实。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新加坡不会舍弃发展多年的新台关系,但新台关系未来走向并不乐观。随著中国大陆在中新台三方实力优势的日益突出,新加坡两岸间纵横捭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