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打手别有用心

殷素素    2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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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的文章《别把主流媒体当箭靶子》。

中间选民的游离票

这个议题在补选的初期最先由李显龙提出来，omy：“李总理：朱倍庆和团队在这次竞选尽了全力。我相信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诚意，已争取到一些游离票。但我预见这仍然会是一场硬仗。”

结果票开出来，工人党得票率跌2.72%，早报头版头条隔天马上打出“方荣发当选　得票率降低”（由于是反对党胜利，可以强调的似乎只有这一点）、朱倍庆和他的mentor张志贤当下感到鼓舞，还有早报的报道：“受访学者和分析员认为，这与行动党在竞选期间对非选区议员事件和工人党候选人方荣发的诚信问题咬着不放有关。一些选民可能因此感到反感，以致行动党失去部分游离选票。”——到底有没有根据，专不专业，一如早报老总吴新迪所说的，他的记者“以专业的本能，尝试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求证”出来的呢？

其实都是胡说八道，用膝盖想的结论。到底有多少中间选民的游离票呢？有人在网上用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计算出来，就是拿去年大选工人党在全国范围出征的最低得票率（化约为40%）减去朱倍庆在后港（也是行动党全国最低）的得票率（35.2%化约为30%），得出大约30%的中间选民。而选战结果是落在较去年得票的正负3%之内，如果是精密机械也许就太超过，但是对人文学科来讲，这算什么？还是在允许的范围，仅仅是抵消了无可避免的偶然因素，说明后港区仍是铁板一大 块。所以李总理信心满满要赢得游离票，究竟是一票未得；还有朱倍庆和他的mentor张为2.72%而欢欣鼓舞都是无的放矢；打出标题“方荣发当选　得票率降低”根本是别有用心，一派酸葡萄的心态，略带功亏一篑的遗憾，印证了刘程强选后的讲话。

从后港补选看见康德

康德说：“把权利建立在功利上，社会就必须肯定或赞同某一种幸福观，而排斥别种。把政体建立在某种（例如多数人那种）幸福观上面，就会把某些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头上。这种政体没办法做到尊重人人追求自我目标的权利。”——既然康德这么说，可见是曾经有过，那么那个政权是怎么做到的呢？当然是需要一名助手兼打手，而这名打手还要很多人都听它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所以说非正义既是来自打手要强加于所有人身上主子出品的幸福感。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互联网的推广，打手近年来也要改变作风，从“睁眼说瞎话”转移到“符合事实的误导之词”，康德也认为“符词”好过“睁话”；比如说克林顿就不能说他和白宫见习生莱温斯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只能说和她“没有性关系”，因为他的字典里，“口交”不是“性关系”的一种。

政权要推销自家品牌的幸福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抹黑对手，比如张志贤用得最毒的一招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那时使到几天前还是有头有脸华社领袖的邓亮洪，败选之后竟成了落荒而逃的过街老鼠， 身家性命都危在旦夕。谁在推波助澜？当然还不是打手！虽然民众很受震撼，但是至此之后大家都开始厌恶这一招啦。所以后来才有较柔性的什么“少年偷车贼” 啦、“拖鞋党”啦、“没交表格还诬赖别人”啦、“匿名信揭秘”等等，改用混水摸鱼等待对手犯错的策略。

新闻照片方面，从以前一律不登反对党群众大会鸟瞰，到后来打标题塞黑货，说什么“似乎不比去年”的模棱话语，都说明打手的与时并进。

老总吴新迪说：“虽然这已接近我们的截稿时间，但是我们的记者以专业的本能，尝试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求证。……我们以所得到的信息，凭着做新闻的经验，判断会议记录并非伪造，决定在当天第4版刊登匿名信的内容。”—— 感觉好像很有道理，可是遇上和执政党有关的新闻，他们大牌记者的专业嗅觉就好像伤风了，不单不当一回事，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要报道。比如上届大选（才刚刚一 年前）淡滨尼集选区的行动党候选人阵前易将，选后才听说原来是有些不堪的桃色新闻，主流媒体根本没当一回事，更不会去质疑（为什么派出最差人选？）、求证干啥的，不敢去浪费执政党发言人的宝贵时间。

近年一些陆续出现的历史档案，让我们知道行动党里头也不乏“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风流种，也有贪墨受贿的官吏，可是就在那时当下，事件总是被掩饰得水过无痕。谁居功厥伟呢？当然也还是只嗅反对党的打手。

为什么行动党对后港区的威迫利诱都无法凑效呢，这点他们检讨过没有？特别是利诱的部分，为什么后港区的选民总是不咬饵呢？或许朱倍庆这股清新凉风会给这些花岗岩脑袋带来一丝新的思维：“当选后港区议员的方荣发希望竞选对手朱倍庆，能够支持他展开家居改进计划及邻区更新计划。对此，作为后港基层组织顾问的朱倍庆表示，只要计划可行并能长期惠及居民，他就会尽力配合与支持。”

在康德眼中，社会契约很不一样，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也必须建立在原始契约之上，“却绝无必要假设此契约为实际存在，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康德主张，这个原始契约并非实存，而纯属想象。其原因则是哲学上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只来自实证的事实。正如道德律不能建立在个人的利益欲望之上，正义原则也不能建立在社群的利益欲望之上——有点玄，是不是？

后来提出正义论的罗尔斯发展和丰富了这个说法，他提出“无知的面纱”让康德的艰深理论更容易理解：

罗尔斯认为大家不会选出功利主义。隔着“无知的面纱”，大家都会想：“搞不好我会沦为受压迫的少数。”没有人愿意试胆去做丢向狮口取乐群众的基督徒。大家也 不会选出全然放任的自由至上主义，市场中赚多少就放口袋多少的原则没有办法让大家接受。大家会想：“我可能成为比尔•盖茨，但也可能无家可归。所以，我还是别选一个可能让我潦倒无助的制度。”

受压迫的少数自然痛恨功利主义，致使他们关心全国同胞长远的政治福祉，怎么会投向功利主义呢？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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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主流媒体当箭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