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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被驯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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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ngapore Armchair Critic     译者:新国志       2012-12-1
原文:http://singaporearmchaircritic.wordpress.com/2012/11/29/the-taming-of-the-union/

如果没有已故王鼎昌总统站在工人一边,以NTUC领袖身份批准工会的行动,1986年的罢工不会发生。

如果没有已故王鼎昌总统站在工人一边,以NTUC领袖身份批准工会的行动,1986年的罢工不会发生。

如果不是已故王鼎昌总统,新加坡上一次罢工不会是在1986年,而是1977年,距离本周SMRT中国籍巴士司机的罢工长达35年。

1986年罢工发生时,王鼎昌身兼全国职工总会(NTUC)领袖和劳工部长。他在2000年英文《亚洲周刊》的著名采访中说:

……1986年1月,我同意举行罢工,这是大约十年来的第一次。它发生在航运业,当时的资方欺负工人。我甚至没有告诉内阁就批准罢工。他们中有一些人因此生我的气。贸易及工业部部长很生气,他的手下也非常不高兴。他们接到从美国拨来的电话,询问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是从不罢工的吗。我说:如果我告知内阁或政府,他们可能会阻止我发动罢工。罢工仅持续了两天。然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表明,管理层只是想耍手段。因此,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正确的。
(重点是我加的)

NTUC是不是纸老虎?

1986年的罢工在不止一个方面意义深远。这是“合法”罢工,它打破了我们法律规定的许多羁绊——《行业争议法》,《工会法》和《刑事法典(临时条款)法》——它们使得在新加坡合法罢工几乎是不可能的。

工人的不满必须通过调解、斡旋及向工业仲裁庭提出并加以解决 。只有当所有管道用尽,工会才能举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赞成或反对采取工业行动。某些行业的工人被禁止罢工,而基本服务业的工人则必须提前14天通知要采取工业行动,这使得罢工失去意义。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政府、雇主和代表劳工的工会形成的所谓“劳资政三角关系”已经变得如此亲密,以致“不罢工”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新加坡的别名。王鼎昌揭露如果他预先告知内阁,罢工就不可能发生正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回顾1985至86年的时代背景,王鼎昌批准罢工的举动就更了不起。

新加坡当时经历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在1985年从10%降至3%。对外,我们的主导产业——造船和石油提炼——因面对本区域和中东地区的竞争而衰退。在内部,当时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遏制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从25%削减到10%,1986年至1987年又在公共部门带头下冻结工资。这些措施无疑使许多人不高兴。

在这背景下,1986造船与海事工程雇员联合会(SMEEU)的分会,对从事油田设备业务的海德里私人有限公司(Hydril Pte Ltd)发动罢工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当时NTUC助理秘书长林文兴强调,罢工“同经济状况无关”。(《海峡时报》,“Workers strike over ‘anti-union moves’ by firm”,1986年1月3日)。

海德里罢工为期两天。在同一个星期,也有另外两个算是“非法的”工业行动:Aerospace的40多名工人因为雇主未支付工资和缴交公积金而停工;Galeries Lafayette百货公司的60名员工离开工作岗位,以要求8个被解雇的同事获得复职(《海峡时报》,“Labour gives a sharp reminder”,1986年1月4日)。

当海德里工潮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爆发后,政府迅速通过《海峡时报》控制损害。它利用罢工事件提醒雇主,不要以经济衰退为借口剥削工人(不然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会有更多躁动的工人采取工业行动)。同时,它也借此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NTUC的信誉:

在海德里工潮发生前,雇主们以为,当局不会允许工会破坏新加坡没有罢工的记录,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这种把工会当成纸老虎的想法,显然因为当时的工业和平而被人接受……如果海德里工潮能给人们启示的话,那就是工会是有力量的。如有必要,他们可以,并且也准备行使罢工权利, (《海峡时报》,“Hydril episode shatters bosses’ misconceptions”,1986年2月1日)。

但那是陈年往事。可悲的是,今天,我们很难令人相信NTUC不是无牙的纸老虎。

过去和现在

我们说有一个人对1986年的罢工事件有决定性影响一点都不夸张。如果没有已故王鼎昌总统冒着触怒内阁同僚的风险,站在工人一边,以NTUC领袖身份批准工会的行动,1986年的罢工不会发生。把王鼎昌和今天的NTUC领袖林瑞生及他处理最近SMRT纠纷令人失望的表现比较,只会让大家更怀念这位人民的总统。

现在,新加坡长久以来的工业“和平”被打破,而且是由一群外国工人打破,我们从中可得到什么教训?它的影响又为何?

当我写这篇博文时,新闻报道四个中国籍巴士司机因涉嫌“煽动”非法罢工被捕。这是可预见的结果,因为政府之前声明,它对非法工业行动是“零容忍”。

自独立以来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的劳资关系,每次都因一起重大的罢工行动而转变。这一次也不例外吗?政府会如何进一步收紧合法或非法的罢工及其他工业行动的空间?

SMRT工潮也突显了政府对其宽松移民政策的后果准备不足。它不仅没有预见到外国人大量涌入,会对我们的基础设施、生活费及新加坡人的不满情绪造成很大冲击。同时,它也没有预见外国工人,不像已被“驯服”的新加坡人,比较不顺从,并且会在认为受剥削或不公平对待时,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在自己的家园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中国人对工业行动并不陌生。

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罢工及其他工业行动普遍。那时,政府以我们这个年轻国家的经济生存为由,驯服了工会和工人。政府在1977年压制了Metal Box工人的“非法”大罢工之后,新加坡一直再没发生罢工,直到1986年,之后是从那时起,直到2012年。今天,新加坡已经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以发展为名剥夺工人权利的作法,并未撤销。

我们工会的演变,显示了所谓的短期权衡如何成为不变的做法。我想许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1986年的合法罢工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看到的最后一次。

如果当年经济增长被当成是达到目的——即我国人民的福祉——的手段,今日,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成为目的本身,以致即使思考放缓增长也被认为是一种冒渎。

下周我们将绘制我们的工会和工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如何被驯服的轨迹。我们将探讨1977年Metal Box和1966/67公共日薪工友联合会(PDREUF)的罢工,这两起罢工促使政府削减工会和工人采取工业行动的权力。

注:人力部告诉法新社,新加坡最后一次非法罢工是在1980年。然而,严格地说,1980年新加坡航空公司机师采取的工业行动不是罢工,而是“按规则工作”,这意味着员工不会做超过工作场所规定的最低要求,以造成怠工情况。

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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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尽管在自己的家园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中国人对工业行动并不陌生。”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从行动效果来说的话,中国政府的打压并不比新加坡更严格。

    luvu

    十二月 1, 2012 at 11:3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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