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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选举: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未来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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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游秋萍      20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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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政权,不但特点相同 — 同样是选举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社会各种自由仍然受限、有选举缺民主,而且也遇上相近的挑战。

95年已有学者指,威权政体面临亨廷顿所说的“执政困境”(perpetual performance dilemma),意思是执政党往往靠专注国家发展(特别是GDP增长),来争取表现与认同、维持独大,但是发展过程却事与愿违,产生更多矛盾与机会,让反对力量得以壮大、执政党独大不再容易。近年在星马,这个趋势变得明显。马来西亚将在5月5日举行的今届大选,就有很多人预料变天将临。

大马选举,会否成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未来写照?回顾两国执政困境的形成过程,有助思考这个问题。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巩固还是动摇了威权政治?

1969年大选后,马来人担心原住民地位不保,酿成种族流血冲突(即“513事件”)。为平息暴乱,以巫统为首的执政集团推出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马来人优先”作为发展基础,巩固马来人的身份与利益。民众看到国家混乱,转而相信稳定大于一切,这令执政集团威望更高、更易收紧权力与加强社会操控。国家经济增长遂成为执政集团认受性的主要来源。

不过,要令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人力、资金与市场,因此执政集团逐渐淡化 “马来人优先”经济政策,转而把市场自由化、分别在1991年与2009年推行呼吁各族团结合作为经济的“国家发展计划”(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与“一个马来西亚”运动(One Malaysia),以及发展国家资讯产业,结果为民间合作制造了诱因与条件,反对力量得以萌芽与壮大。简单地说,执政集团侧重以经济发展维持政权,客观效果之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济发展为威权政治带来阻力的一个表征,是执政集团“桩脚”马来人的支持在慢慢流失。全国人口马来人占多,当年巫统就是以捍卫马来人权益起家。直到现在,执政集团仍然靠煽动种族间的不和、触动马来人的不安这个选举策略来争取支持。

马来人支持度所以减弱,原因有几个:一、政府贪腐、非马来人仍能分享经济成果,令很多马来人无法感受到“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实质好处。不单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没有缩窄,就连马来人族群内的贫富悬殊也几乎四十年不变;二、经济发展引致精英分裂,最后分薄了执政集团的马来人票源;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马来中产,愈来愈倾向批评政府。

反对力量最终能成气候,更关键的成因,是经济发展造就马来人与各族关系破冰,开始有共同诉求与行动。这个破冰之旅,从几方面进行:一、90年代国家发展“多媒体超级走廊”,使互联网用户急速上升,不单加快社会启蒙,而且如学者Meredith L. Weiss今年发表的研究所指,网上媒体帮助不同种族建立“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自由公平地互动沟通,政治运动如争取公平选举的“净选盟”(Bersih)集会因此更易动员;二、政府为吸引更多人力与资本发展经济而鼓励各族团结为国,催生了跨越种族宗教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令社会凝聚力增强;三、生活受政府贪腐影响的人,无分种族。有了共同关注的议题,加上上述团结基础,社会问政力量乘势崛起。

统治者自此再难单靠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维持权力。上届2008年被形容为“政治海啸”的大选过后,默迪卡民调中心就有民调显示,逾半马来人希望执政联盟合并成单一多元种族政党,而且不再认为票投华人主导的反对党民主行动党是背叛族群的行为。

新加坡的执政困境

新加坡同样处于执政困境。1959年,李光耀发表政见,认为民众眼中,生活物质条件高于一切,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信条:

社会大众不关心法制问题,也对权力制衡理论不感兴趣……如果国家将来没有变得更好,原因不外乎两个:庸才当选成为决策者,又或者公务员表现不佳,这都会令群众不再信任他们选出的政党或原有的政治制度。

今天的新加坡,很成功地实践了当年的政治信念 — 公务员表现卓越清廉、经济数字亮丽、得到世界赞颂,可是执政党的支持却不断流失。2011年国会大选,执政党的得票率降至历史新低,在今年年初的榜鹅东补选更意外败选。有观察指,补选结果成了部份马来西亚人相信变天有望的理由之一。补选后一个月,民众因为不满政府的人口白皮书,举行了立国以来最大规模、约四千人参与的公开集会。5.1劳动节,民众更再度抗议。法新社估计,集会人数仍达三千人。

狮城执政困境的形成,与经济发展亦有关系。发展虽然带来财富,但也制造了社会问题、改变了民众想法,加上政府的自由化政策,社会问政意识逐渐变强、权力制衡成为议题。

经济发展的模式,加重了民众生活压力。一方面,为减低营商成本、促进经济,外劳不断被引入;另一方面,市场机制成了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这使贫富悬殊问题加剧、生活成本增加、工作竞争愈来愈大、国家愈来愈拥挤,一般民众生活更不快乐,并且透过近年选举与反对人口白皮书集会表现出来。

民众也比以往着重精神价值、政治参与,不再只是追求物质利益,原因有四:一、政府为推动知识经济,鼓励创意,多少刺激了社会思考与启蒙;二、为减少本地人才外流(世界银行资料显示,至2010年,已有近30万新加坡人移民海外),政府积极强化国民归属感,本土意识与关怀因而开始萌芽,民众更加不会照单全收执政党主张的发展观,抗议人口白皮书便是例子;三、生活改善、教育程度提升、扩阔世界视野的机会增加,让民众更有想法、执政党更难从上而下施政;四、政府为回应社会问政压力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例如八九十年代在国会增设非选区议员(NCMP)与官委议员(NMP)、06年大选放宽互联网内容管制,以及现在进行中、检讨国家发展方向的“全国对话”(National Conversation),都让反对声音得到更多生存空间。

因此在2011年大选,即使执政党屡屡强调拥有“世界级政府”,比反对党倡议的打造“世界级国会”重要,其支持度仍然下跌。

威权政治的未来?

今年补选新加坡的执政党意外败选后,已开始有人猜想下届大选出现变天的可能。所以可以想象,若然大马成功变天,对新加坡产生的示范作用将不会小。

就算天没有变,新加坡冒起中的社会问政意识也不易逆转。部份原因,是旅居狮城的大马公民三十年一遇的回国投票潮,多少已给新加坡人留下印象,而且大马执政集团竞选手法形象负面、最后很可能仅仅险胜。

但亦有看法认为,假如大马历史性地变天的结果,是政治陷入混乱,那反而会大大巩固新加坡的威权政治。这种看法会否成为事实,关键在于届时有多少选民意识到,星马国情存异(例如前者的公务员系统发展更成熟、国家更廉洁、种族关系更融洽)、民主化与政治不稳定没有必然关系(例如台湾几经政党轮替、仍然相当稳定),因此依然相信新加坡民主化的需要与可行性。

可以说,不论大选结果如何,新加坡的威权政体要脱离执政困境的轨道只会更难,充其量只能减慢行速。

(邝健铭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游秋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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