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媒体归队—看李光耀如何钳制新加坡新闻媒体

leave a comment »

摘自2010出版的《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第3章《媒体归队》    作者:罗兆强     2013-6-12

最近,由于新加坡政府制定新条例管制新闻网站,新加坡新闻与言论自由的课题再度引起人们关注。其实,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钳制由来已久。独立初期,新闻媒体相对独立,也享有一定的自由。但行动党政府利用一连串法律和行动,使得新加坡报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受到控制。罗兆强为我们追溯了新加坡新闻媒体被钳制的历史。

自80年代在大家长式民主愿景下组建的超级媒体集团——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可说是“平分秋色”;一家以经营报纸为主,一家则以电视广播为主。李光耀80年代主导媒体归队后,行动党退役高官及秘密警察,早已“各就各位”,坐满了董事会及管理层。一名来自美国的《海峡时报》离任专栏编辑,甚至发现在他当年所在的编辑部,竟然有化身秘密警察潜伏其中,他们虽然没有传媒经验,但却在编辑部占据重要位置。在新加坡,连的士司机都知道,行动党前副总理是报业控股的主席,执政党通过安插退役高官及部长,掌控新加坡的超级媒体集团——意图达到李光耀当年1956年在立法会辩论时说的——“天天唱你的颂歌”的最高境界。行动党不但控制了报纸传媒,更在影视传媒(新传媒)拥有100%控股权。

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前主席林金山,是行动党退役内阁部长。在李光耀的内阁任职的17年中,曾出掌新加坡发展部、财政部、国防部、交通部、环境部和教育部。他也在1971到1978年间担任公用事业局的主席,并在1979年到1994年间担任港务局的主席。林金山在1981年退出政坛,后来也曾担任总统顾问理事会主席。银行家出身的林金山,在1963年踏入政坛,退役后1988年出任报业控股执行主席,于2002年底退居二线,在报业控股董事部的邀请下,出任集团高级顾问。他的继任人陈庆炎博士也是行动党高官,李光耀总理任内的副总理,当时报业集团总裁则是张奕民,曾任民航局主席,也曾在ISD(内部安全局)任职。

报业控股的领导人都曾在政府内部担任要职,他们与政府官员保持密切联系,难免会互通音信。政府高层则会通过聚餐、座谈形式定期和各报编辑或记者进行交流,介绍政府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的基调。新闻工作者也会受邀参加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委员会,阅读到一些“内部参考消息”,进而了解政府的立场和共识,让记者编辑们与执政党更“合拍”——提高“新闻触觉”。

80年代自新加坡媒体在李光耀主导下归队后,政府不需要动用很多资源,就可把“政治噪音”降到最低的水平。在新加坡,媒体归队,已经成为行动党执政半个世纪来,十大治国业绩之一。媒体人都知道,要想在这个东南亚的岛国当记者,就必须有“自我审查”的本能,才不会踩到执政党的“红线”。否则,容易惹上诽谤官司而身败名裂。当新加坡人看到台湾的领导人向媒体低头时,感觉“不可理喻”,因为在行动党统治下的新加坡,年轻人早已把媒体看成政府喉舌的代名词。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和谐社会,喉舌媒体确实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

2009年10月20日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了2009年度“世界媒体自由度排行榜”,美国因为“奥巴马”效应首次挤入前20名。同每年一样,本次排行经过数百名记者、媒体专家的问卷调查对全球175个国家的媒体自由度进行评分。该排行榜涉及从2008年9月1日到2009年8月31日之间的各国新闻自由程度。名列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北欧国家丹麦、芬兰、爱尔兰、挪威和瑞典。亚洲的日本排17名,接着香港(48名)、台湾(59名)和南韩(69名)。国内生产总值(GDP)于90年代攀上“发达国家”宝座的新加坡,在175个国家中名列133位,仅仅排在几个专制国家的前头,与经济落后的国家,乍得、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相隔不远。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下属淡马锡控股公司,业务范围包揽了新加坡电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港口、海皇航运、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营业额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企业。这家由李光耀儿媳、现任总理夫人出任CEO的超级控股公司,釆用“环球经营、地方自卫”的战略,除了“脚踏中、印,拳打欧美”外,还在本土掌控了新加坡超级媒体集团——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

自80年代媒体归队后,新加坡的报纸与香港相比,少得可怜。上世纪最高峰时期,人口还不足300万的新加坡就有上百家报纸在市内流通,况且那个时代比起2000年后的新加坡,还有更多文盲。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到了2010年,人口激增到 508万,加上百万新移民及永久居民,几家报纸尚且还无法生存下去。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中文报纸百家争鸣。据统计,二战后,英国重返新加坡,从1945-1959年期间,新加坡本土上的华文报刊曾多达414种,那时的华文报纸在拥有80%华族人口的新加坡殖民地,看报纸的人群剧增,报业发展势头强劲。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自李光耀1959年登上新加坡总理宝座后,执政党开始清理门户,对华文报纸左右开弓,动用内安法,胁迫媒体归队,深夜逮捕南洋商报董事及报纸的主编,最后关闭残余的几家“不识时务”的报纸。在新加坡大家长式民主的愿景下,报业控股集团应运而生,从此改变了岛国“百花齐放”的媒体概貌。

1. 华文报业的命运

1923年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是新加坡最早出现的商业报纸,创办之初多是为陈嘉庚商业王国的产品作广告,作为当时唯一的华文商业报纸《南洋商报》,很快枝叶茂盛。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经济不景气导致报章广告大减,《南洋商报》唯有在风雨中惨淡经营。同年商人胡文虎兄弟联手出击,办了一家华文报馆——《星州日报》,他们为将《星州日报》在新加坡办成一流的报章,不惜花重金,在上海、厦门、香港各地派驻记者,很快就与南洋商报,平起平坐,成为当时华人社会的主流媒体。1967年,新加坡华文报业锦上添花,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和时评家查良镛(金庸),看到新加坡华文报纸的巨大市场,于是和商人梁润之联合创办《新明日报》,该报以内容不落俗套,版面轻松活泼,新闻多姿多彩而别具一格。

1933年8月,《南洋商报》进行改组,改用集团的模式经营,注册为有限公司。其编辑政策釆用双管齐下,本地与中国新闻并重,配上多姿多彩的副刊,颇受华文读者的青睐。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商报的编辑政策带有亲中反美反日的立场,这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亲英、亲美立场,互不兼容。就在李光耀1971年大力推行英文教育时,《南洋商报》聘请了著名主笔李星可,发表一连串有关华文教育的评论,暗指李光耀不认祖宗、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同年4月29日,李光耀在一个研讨会上指责《南洋商报》渲染华文问题,预示着将要对《南洋商报》采取行动。果然不出所料,会议后新加坡政府向华文报业展开了所谓的“黑色行动”(Black Operation),用《内安法》逮捕了《南洋商报》总经理、总编辑、主笔、公共关系经理等重要人物。李光耀的理由是《南洋商报》立场亲共,报导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时往往报喜不报忧,损害新加坡利益。尽管当时李星可的评论,着墨较多的还是在批评李氏为推行“英文至上”政策,不顾华人社会的感受,消灭华文教育及打击南洋大学等,李光耀为了“黑色行动”出师有名,还是给他扣上“亲共”的帽子。

2. 5月风波

内安局(ISD)于1971年5月2日凌晨,逮捕了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李茂生等高级职员共4人,李茂生家族掌管着泛马来西亚日报 (pan-Malaysian daily),一同被捕的还有总编辑仝道章、资深主笔李星可,隔天商报的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Kerk Loong Seng)也被捕。这四人被捕标示着行动党政府对印刷媒体打压的开端。李光耀政府指责南洋商报在报道时亲共,挑起种族仇恨,渲染华语教育问题。行动党将3人抓捕后,才发现其总经理李茂生根本不懂中文。李光耀政府在1971年5月3日出版的《海峡时报》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南洋商报对灌输共产主义制度赞美有加,而对其缺陷避而不提;在报道国内新闻时,就着重报道负面新闻。虽然仝道章和李星可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但在新加坡处在这个紧要的历史时刻,来刻意美化共产主义制度,其用心是险恶的。”

“研究过去6个月以来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版报纸,发现南洋商报在攻击新加坡方面的政策是处心积虑的。马来西亚版的没有渲染共产党的成就,也没有激发公众在华语和华文教育方面的反抗情绪。”

“相反,在马来西亚版还报道了政府支持教育的政策,而在新加坡版,不仅报道共产党的成就,在报道华语和华文教育时,营造出一种华语和华文教育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印象”。

“在新加坡版被挑起的对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恐惧却没有出现在马来西亚版。这些宣传的转变在1970年的第四季度就开始了。几个月前,美国乒乓球队在1971年4月访问中国时这种报道更加明显。在报道充斥着亲共的声音,更指责新加坡在冲破150多年的殖民枷锁后仍然没有真正的独立。”

“试图通过乒乓球比赛挑起华人对中国的种族感情。同时,还提起了在1957年—1959年间新加坡发生的种族动乱,再次激起民众的紧张情绪。”

“4月28日,在中美乒乓球运动会期间南洋商报的这种煽动达到了高潮。那天商报发表的社论借口批评政府来公开煽动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仇恨,过去的几个星期报纸将政府描绘成打压和压迫华文教育和华人语文的发展,在那天则进一步指责政府是数典忘祖的“假洋人”。在新加坡的暴乱期间,这是马来沙文主义反对多种族同胞时曾经用过的口号”。

“南洋商报的决策者,似乎急于在新加坡制造麻烦。虽然其总经理—李茂生不懂中文,只是雇用了两个以前具有反共背景的记者,写亲共文章,引发华人对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感情,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引起更多人仿效。虽然李茂生于今年2月将南洋商报交于他的弟弟李有生管理,但他仍然与仝道章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这种行为用政治术语来说叫‘黑色行动’”。

“他们打看捍卫华语和华文教育的口号,却在激发种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冲突,政府已经对他们这些人釆取行动。”

“李茂生这样大胆,是因为他的家族财富赋予他豁免权。他们妄想打着华语和华族文化的牌子,政府就不会对他们釆取行动。新加坡政府必须而且会继续制止他们实施对新加坡不利的行为,政府不会畏惧财富、职业、社会或政治地位,甚至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境外强大势力。”

“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以防止这些捍卫华文教育的人士激化种族冲突”。

李茂生的弟弟,李有生,在4名管理人员被捕后的第二天也发表了个人声明:“作为南洋商报的主席和行政总裁,我一直为南洋商报的报道政策负责,但我从未允许国内或国外的任何势力或组织来左右南洋商报。在新加坡,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是,报纸有责任提醒政府注意到来自人民的愿望、批评和正当的不满(因为宪法没有禁止这样做)。如果政府用内安法来迫使人们保持沉默,那就是在剥夺人们和异见者的正当权益。”

李有生发表声明的同天,《南洋商报》也刊登了一篇社论,抗议这次逮捕行动。他们还呼吁政府撤回“所有严重的指控”。还要求政府“给予我们一个独立的报纸应有的尊重”和“就此事经过仔细研究后再澄清事实。”

这下,轮到政府出牌了,自南洋商报管理人员被捕后,整个新加坡传媒业对此事都是高度关注,更担心是否会波及到自身。由新加坡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率领文化部长和家庭事务部长,就逮捕一事向传媒业大派定心丸,声明:政府并不反对报纸批评,而且政府对报业的开明态度从未动摇过。

《海峡时报》在1971年5月4日也发表了社论:“新加坡政府这次的行动并不是否定新闻自由,而是旨在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防止出现动乱和种族冲突。”

“政府表示,该报在新加坡的报道政策,必须要做出改变,直到不再渲染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和文化主义矛盾为止。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家报纸受外国组织的操控,但这个改变仍然是有必要的。”

“南洋商报在社论中抱怨其被政府误解,社论提到去年有内阁部长两次警告其总经理,说南洋商报的政策已经危及到新加坡的安全问题。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整个政府的事务,而不是某个部长。”

1971年5月5日,内政部就李有生的声明发表了声明,这似乎确认在过去一年内政部长对南洋商报发出过警告一事:“李有生先生,作为南洋商报的主席和行政总裁,虽然去年一直在欧洲,但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他仍然控制着南洋商报直到今年2月,他一直为南洋商报的政策负责。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点。”

1971年5月5日,《南洋商报》的社论用“记者的天职”为题反驳,声明南洋商报反对种族主义,而且从来不支持共产主义,逐一驳回政府对它的三项严重指控。李有生接着发表声明,否认对报纸行政费用一项指控。他再次呼吁释放他的哥哥和另外三名报纸管理人员。

对李茂生的煽动骚乱的部分指控,李有生还提出反驳指控的证据,声明他的哥哥因为妻子的病情在1969年的513骚乱前就已回国。同月两人到香港寻求医院协助。李有生也说,决定聘请仝道章和李星可是由他提出的,在他的哥哥还没到新加坡前,他们就已经被雇用了,还提到:南洋商报没有外国资本参与。

分析家吴少雄指出,当时的新闻处主任向总理汇报说,没有证据发现,管理人员要破坏这个城市国家的内部安全。接着,他的职务被别人取代了。政府后来表示如果南洋商报改变了报纸的编辑政策,他们愿意释放被逮捕的人员。(《海峡时报》,1971年5月1日)然而,南洋商报拒绝了这项建议,指出这是“为原则而战斗”,并指责当局“剥夺了新加坡人民的言论自由”。当年的新闻处主任或许不知道,在大家长民主愿景下,由李光耀主导的“媒体归队”与内部安全,根本扯不上关系;还是从事媒体的南洋商报看得清楚,确实,新加坡自70年代媒体归队后,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

被拘留的3名商报负责人都被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被指控有渲染和炒作共产主义,以及“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沙文主义情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仝道章信奉穆斯林教,李星可则是信奉罗马天主教,两人向来都没“爱”过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

被政府指控渲染华文的商报主笔李星可,就更有讽刺意味了,因为他已经将其子女送到英文学校。1971年5月15日,行动党“军师”拉惹勒南说,南洋商报歌颂共产主义,并且已经用其他方式证实他们是借用外部势力迫使新加坡成为第三中国的指控。(《星期日时报》5月23日1971年)。

1971年5月27日,李有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既然新加坡政府说过,那就要求政府公开审理,让四名行政人员自行辩护。李有生甚至提出,让政府面对人民,就所谓的“黑色行动”举行一个公开的调查委员会。不过当时商报负责人都不知道,自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李氏的大家长式民主,早已取代了英国人留给新加坡的那一套法治模式,在当时政府的眼中,“公开调查”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法治玩意。

商报的办报政策是根据调查读者读报兴趣来决定编辑方针。有一年3月,李有生在组屋区对读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读者想阅读更多关于中国和犯罪的故事。李有生否认挑起种族情绪,他说,新加坡人中华人占大多数,我们当然要鼓励学习中文。1971年5月25日,当局复印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由仝道章发送给李有生的指示:“董事总经理的指示,从今日起,凡是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除了那些诽谤和中伤的新闻,其他不管其篇幅长短和重要性,都印在头版。如果头版没有足够空间,则放在其它版(《海峡时报》1971年5月26日)。”

对此,李有生反驳,这个指示的背景是“国际乒乓球比赛时,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队都应邀赴中国参加比赛。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这场比赛,接下来的报道证明,这里面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而政府在第二天公开回应:“如果是这样,李先生为什么要发出指示,要销毁这份备忘录?”(《海峡时报》1971年5月27日)。

当南洋商报的负责人被拘留时,他们申请人身保护令,李茂生、仝道章和李星可于1971年5月5日被拘留,三天后被捕,而郭隆生则在六天后被捕,当他们根据宪法要求请律师时被政府一口拒绝。后来就他们是否有请律师的权利开听证会一事上,律政司故意押后一个月再开会表决,致使他们无故被多扣押了一个月。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四名被捕人员否认美化共产主义,强化民众对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感情的指控(《海峡时报》1971年6月9日)。李茂生在他的证词中写到,他曾计划与家人移民加拿大,并于1969年收到批准,但由于妻子的病情延误。后来又重新提出申请,在等待新批准的同时,与其弟弟李有生度假期问暂时接管了南洋商报。

李茂生的证词也暴露出了当局努力操纵报纸的意图:“我对新闻秘书李维陈向总理发表文件深感不满,因为我们拒绝遵守政府对报纸的干涉。由于我们的拒绝,政府下令南洋商报不能接受政府发布的新闻。(《海峡时报》1971年6月9日)

李茂生等四人的律师大卫马歇尔认为,政府在美化共产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指责是模糊而虚假的,没有任何具体细节。此外,所有相关的新闻报道也都是翻译国外报纸的报道。最后,南洋商报被吊销执照,而李茂生被关押2年半,李有生则被关押了5年。李茂生在发表了公开声明,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后被释放。

商报关门后,政府很快把目标对准另一家报纸——《先驱报》,成立于1970年7月的英文小报,创始之初,只有3名记者。其主要投资人是时任马来西亚驻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Tan Sri Datuk Donald Stephens,他在香港注册了投资控股公司。

当时的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在政府批准报社成立前就对Francis Wong说:“如果你接受的是Tan Sri Datuk Donald Stephens的资助,我们就会怀疑这个人投资的动机,我们有权怀疑。并且我们将根据这个怀疑来看待你们的报道政策”。

先驱在开办不久就让政府感到不安,被指在其社论及读者来信中挑战行动党政府执政的成效,尤其在“商报风波”期间,先驱报发表的社论,对政府产生极大压力。在大家长式民主体制下,报馆应具备“自我审查”的能力,否则容易踩到执政党的红线。时任总理李光耀指责先驱报接受外国利益集团的支持,涉嫌“黑色活动”,并采取系列封堵措施,如拒绝他们使用新闻设施、拒绝他们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也禁止刊登广告。

《先驱报》见政府拿不出证据,因而理直气壮,先是大声疾呼:“除非我们被证明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继而呼吁广告客户的支持,口号是:“我们不‘黑’,请在《先驱报》登广告!”其发行量因此扶摇直上,从1.3万份增至3.1万份,再增至5.8万份,到了5月30日,首次增刊《星期刊》,印了3.8万份,当天便销售一空,创了新加坡报业史上新报销量的最高纪录。《星洲日报》的胡文虎长女胡仙是《先驱报》的香港投资者之一,当《先驱报》与政府当局发生争执时,胡仙专程从香港飞到新加坡,拜会李光耀总理,对有关问题进行商谈,但最终没能挽回《先驱报》的命运。后来《先驱报》被指涉及到450万美元的债务,因陷入资不抵债,又无人接手的局面被政府勒令关闭。

李光耀政府当局声明,除非在5月28日以前,《先驱报》的所有权转移到新加坡本地人的手上,否则政府将撤销该报的发行许可证。由于当时“媒体归队”之风,已经横扫这个在“冷藏行动”之后,余悸犹存的花园城市,《先驱报》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于5月29日被迫停刊。

5月风暴之后,“媒体归队”工程提速,政府以“接收共产党资助”、“收受外国资金”等罪名,关闭多家报纸,其中包括《东方太阳报》及《前锋报》。1976年及1977年间,几十名经常撰文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在参与“共产党阴谋”等罪名下被逮捕。

为了有效控制报章言论,1974年,政府又通过《新加坡报章与印刷法令》,规定所有报纸皆须上市,而其股份分普通股和管理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拥有管理股的股东才可进入董事部,而管理股只能发给或转予那些获得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实际上收购管理股的是新加坡的官联公司(GLC),而控股的领导人都是政府退役高官。最关键的是,政府通过该法令,限制个人或机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3%,成功破解了新加坡两家主流华文报——《星州日报》和《南洋商报》,原有办报人的控股权。

3. 华文报业江河日下

1986年,新加坡政府指责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钳制异议者的声音》,认为该报歪曲事实,要求其更正但遭到拒绝。而后,政府下令限制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由原来的18000份减半,1987年再次减到3000份。

《时代》周刊事件后,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神经再度紧绷。1990年通过的修正某规定,在新加坡每期出售300份以上的外国报刊,如果每周或更经常地报道或评述东南亚事务,必须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发行许可证。不久,《亚洲华尔街日报》、《亚洲新闻》、《远东经济评论》和《经济学人》杂志都先后因各种报道,触怒新加坡政府而被限量发行或禁止入境。

1994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经不起考验的》,该文批评新加坡存在“王朝政治”,称李光耀的接班人吴作栋是“王朝政治”的“傀儡”,而李显龙能成为副总理是利用了与李光耀的裙带关系;两个月后,该报又刊文暗指李光耀曾对其政治对手进行打击。为此,1995年7月,李光耀、李显龙、吴作栋分别以诽谤罪向《国际先驱论坛报》索赔;新加坡高等法院判该报赔偿吴作栋35万新元,李光耀和李显龙各30万新元

1983年,新加坡主流华文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在李光耀主导的“媒体归队”下,被纳入报业集团,出版《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1989年,新加坡华文报章再一次改组,《新明日报》与《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在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组建分队——华文报集团。至此,华文报在李光耀的大家长式民主愿景下,经历一波三折,随着华文教育的消亡及南大关门,华文报地位江河日下,到了90年代已经沦为 “阿伯日报”——退休的老年人消遣阅读的报纸。

4. 大众传媒法

新加坡的法律沿袭英国,传媒法也不例外。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主导系列针对传媒的修正法案,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包括:报纸与印刷出版去令、内部安全法令、诽谤法令、不良刊物法令和新加坡广播局法令等。这些修正案,窒息了言论自由,收窄了传媒的编辑自主空间。

传媒法律条文细致而全面,例如在《不良出版物法》中,第4条规定了进口、出版、出售、发行等任何违禁出版物的犯罪的处罚,但对于初犯和重新犯罪的人的处罚是区别对待的,对重新犯罪者的处罚较重;再比如《电影法》的第13条规定,任何进口的、未经委员会准许的影片,不得从它所进口的船上、新加坡港务局的仓库、邮局、火车站或其他场所“移动”,违反者即构成犯罪。

另一方面,部长对于自己根据法律做出的某些批准,可以在任何时间,不需要提供理由,给予撤销。对于在新加坡发行的外国报纸的许可,“部长在审批许可证时,有灵活的斟酌权(报纸和印刷法第16条);另外,警察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一些可疑场所进行搜查。

打击传媒的“钱包”,也是惩罚违法传媒的一个特点。如出入境关卡人员有权要求旅客声明是否带有出版物并主动出示,违者可能会被处以1000新元以下罚款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两者兼施;在《报纸与印刷法》被定罪者,法官可处以5000新元以下罚款或二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兼施。据当时新加坡统计局的统计,新加坡自1985年来所得罚款总数为9亿多新元,年均为9112万新元。对于一个城市国家来说,这个年均罚款收入数字也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争得另一个“第一”。

2001年,政府以违反影视法为理由,禁止放映一部由3名大专院校讲师所制作的纪录片。那个15分钟的影片是关于一名前反对党资深领袖Roystan Tan(新国志按:其实是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的纪录片,该片在维也纳影展受高度评价。

新加坡的施忠明因制作反对党领袖徐顺全的纪录片而被警方调查,但在国际媒体报道下,警方放弃在电影法令的条文下,控告他制作政党政治影片,只是给他一个警告。此后,坚持言论自由的施忠明,又拍摄了《赛扎哈利的十七年》纪录片,这部描述新加坡前政治犯的纪录片是在马来西亚摄制,片中记录在“冷藏行动”遭拘捕后,在狱中17年的铁窗生涯和获释后的生活片段。由于在片中被李光耀动用内安法囚禁了17年的赛先生,对“白衣猎手”做出强烈批评,因此政府禁止在新加坡上演与发行。

自70年代在大家长式民主愿景下归队的新加坡主流媒体,早已沦为政府的喉舌。李光耀在行动党还未执政前,就希望媒体能“天天颂你的歌”(参考李氏1956年在国会的发言),没想到,这个愿望,尽然在新加坡独立后短短的10年内,在70年代就实现了。

(《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可在草根书室购得
http://grassroots.movingmousestudio.com/re-men-shu/9789881751195.html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