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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国元勋李炯才 伦敦之行人生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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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网/郑美励     2013-7-10
http://www.nanyang.com/node/547849?tid=493

眺望家乡北海?89岁高龄不时会到访大马,包括在清明节时祭拜先人。(摄影:叶添益)

马来亚出生、受华文教育、25岁以前一直以“中国人”自居的李炯才在一趟为期1年的伦敦之行后,思想彻底逆转,从一个亲华的马新华人逐渐变为内心只有新加坡的新加坡人。这种心境和效忠对象的转变,几乎是上一代马新华人共同有过的挣扎。

宋朝诗人辛弃疾的金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自古多被世人用来诵情,不过记者倒觉得用在李炯才对国家的追寻,其实倒也相当贴切。

李炯才是土生土长的华人,1924年1月底出生在北海。李父李金福从中国南来,以一介文盲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北海首富,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李金福意识到学习英语是首要之途,子女皆送往英校受教育,同时他又开办华文学校(李炯才在著作中提及,李父办这所学校是想向世人证明,他很喜欢华文教育)。

坚持要读华校

不料,来到7岁的李炯才时,他竟然违抗父命。多年后回想,他解释不出个所以然,“他派我去英校,我看到一些男同学戴头巾,一些女同学穿纱笼,觉得他们很吵,对环境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于是回家……总之,可能因为陈炯明给我名字,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喜欢读华校。我父亲说你读华校做什么?要读英校才有前途。我说我不管,我要读华校。”

陈炯明是谁?他是当时与孙中山和蒋介石政见相异的军阀,也是李父的挚友兼同乡。陈炯明来到南洋向华侨筹措军费,踏入老友的家,见到刚满周岁的李贤才。

“他(指陈炯明)会算命。哇,这个是做大官的?不过,什么名字?李贤才?贤字里面的“贝”字太软弱,冬天出生的需要‘火’,放我的名字‘炯’。”就这样,李贤才成了李炯才,炯含有光芒万丈的意思,日后果真如同陈炯明所批,当了大官。

读华校被视为无前途

在英殖民地时期,读华校被视为毫无前途可言,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李炯才为自己人生做的第一个选择也真是押对了宝。

尽管读华校习华文短暂带给他危机(读华校=积极抗日,日军占领期间躲在山上当农民避难)长远而言却给他带来好处。他学华语又浸淫在英语环境中,再加上住在马来乡村,三语俱佳,成为日后人民行动党极力争取的受过华文教育的非共产党专业人士。

李炯才不止一次对人说,他很庆幸当年选择了华校,倘若读英校,不仅思想完全不同也丢失了中国五千年的优良传统,“我的兄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中文字一个都不懂。”

由于当时的华文学校多数由会馆创办,不论教师、课本都是“中国出口”也教导学生向中国尽忠,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李炯才成了家中的异类。受英文教育的兄弟常说“我的祖国是英格兰”,而他则唱反调“我的祖国是中国”。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仍以中国人自居,在中文报社工作写稿时,也和众多同行一样以“我国”代表中国。

伦敦进修改变人生

李炯才现场挥毫勉励南院在办学路上更上一层楼。

这种对中国的情意结一直持续至1949年他获得殖民地福利基金的奖学金前往政治思想与活动的“温床”伦敦进修为止。

进修期间,他参与马来亚人论坛(马新学生聚会,着重讨论如何让马来亚、新加坡取得独立及其他马来人事务),与敦拉萨(大马第二任首相)、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博士(新加坡首任副总理)及其他人感到志趣相投。

相反的,他到中国会所几次却总觉得不大自在。在其著作中,他说道:“参加论坛后,内心醒觉到我始终属于马来亚,而不是中国人。论坛讨论的事情,比较中国会所的活动,对我的将来影响更大。”

思想完全倾向祖国

1950年末李炯才返回新加坡时,思想上已完全倾向马来亚,开始关心当地政治而对其发生兴趣。“到伦敦进修,是我一生的转捩点,不知不觉间,自己在思想上由倾中国转变为倾向马来亚。想起来很奇怪,我要走到7000里外,才能寻到自己应该走的路。”

其后,李炯才采访万隆会议也让他深刻反思,马新仍在英殖民统治下,仅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难道马新人民不喜欢独立自由?“有了伦敦的训练,我开始问自己,人家可以推翻他们的殖民者,我们为什么不能赶走英国人?”自此他更积极参与马新政治。

不甘受辱放弃记者生涯

尽管热衷于政治,与当时的人民行动党领袖往来密切,但李炯才体内有着华人的传统美德:人家不来找我,我也不毛遂自荐。

况且他也确实喜欢新闻采访,本想继续当记者,奈何这种决心一直受到“挑战”。

1959年,新加坡即将举行普选。李炯才骑摩托车经过李光耀家门前,“要不要成为候选人?”李光耀发出第一次邀请;接着《海峡时报》(新加坡)主笔(后来的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和他在停车场谈了一小时,力邀入党;第3次是人民行动党发起人之一兼党主席杜进才博士出马约他在执教的大学里共进早餐。

“我就想到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不出马不好意思,”李炯才就弃笔从政,加入人民行动党并被委派在新加坡的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上阵,成功中选国会议员。

其实,除了政治觉醒,促使他放弃热爱记者工作的也和他当时的际遇有莫大关系。

原本在新加坡《南洋商报》担任采访主任的李炯才因为替一名被标签为亲共份子的同事谢镛出头而与亲林有福政府的报社东主李玉荣发生纠纷,被限令24小时内离职。当天,他立即以其优异的三语能力被《海峡时报》(新加坡)聘请。

与欧裔女上司吵架

事隔数十年,李炯才犹不忘某一天被欧裔女上司以不礼貌的方式点名采访火警新闻(向来由菜鸟记者处理)。这,对于一向采访重大新闻如伦敦的马来亚独立会议、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华玲和谈的他来说,不啻是一种侮辱。他抗命不从,双方吵了一架,心存芥蒂,此后的日子自然不太好过,后来陆续发生的事也让李炯才明白,《海峡时报》是欧洲人经营的欧化报纸,亚洲人的意见不受尊重,非久留之地,“受了这个刺激,还有很多的刺激,受不了,当他们叫我参加党,我参加了。”

民主自由不会护短

李炯才也当过好几个月的“陀枪大使”。出使印尼期间他接获死亡威胁,向国家请求保镖,新加坡外长表明无力负担,他只好去警局学习枪法,带着手枪回到雅加达并且枪不离身的出席各种活动,直到事情解决了,才告诉妻子,“太太如果知道了,她会叫我辞职。”

入党之前李炯才其实已为该党“间接工作”——李光耀、杜进才的公开演讲稿,都由他翻译成中文。他也在著作《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中提到,他也利用在《南洋商报》(新加坡)担任采访主任的便利,在处理新闻报道上发挥微妙影响力,给予人民行动党很多有利的报道。也因此,他被支持林有福政府的报社东主李玉荣怀疑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事实上当时他并未入党。

后来当李炯才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来竞选,时任马来亚内政部长的依斯迈医生(即已故教依斯迈医生)致函他,“叫我要放弃马来亚的公民权,所以我放弃了。”

对于李炯才来说,在当年的马、新之间做选择并非难事。“到今天,美国,奥巴马是黑人都能成为总统,多么的民主,但为什么马来西亚却无法突破状况?在我看来,如果大马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机会,大马将会起飞,华人不会外移,所有精英都会留下来协助发展国家。但是他们的“限制”,这正是我离开到新加坡的原因,精英在这里没有发挥的空间。”

随即,他不忘补上一句,无意干预大马政治,并强调自己在大马出生,也希望大马能蓬勃起飞起来。

人生十分精彩

李炯才的一生跌宕起伏,十分精彩,母亲是二妈,怀了他之后曾经堕胎不成;7岁时选择进华校,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日军侵华期间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日军占领期间躲进森林当农民,差一点被捕,拒绝马来亚抗日军游击队的邀约,学日语当日语教师以求自保,当记者,参加政党,二度接获死亡威胁(拒绝党内共产份子以总理之位诱惑、出使印尼期间遭遇死亡威胁)、参与建设新加坡……回顾这一生,他总以人生纯属偶然来概括,并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生只是抉择的过程而已。

“人,主要就是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我在小的时候,我的校长就说要改造社会,我有机会贡献给社会,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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