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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巴士司机狮城抗争录(一):冲突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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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文版/Chun Han Wong      2013-8-26
http://cn.wsj.com/gb/20130826/rlw084112.asp

Nicky Loh/Bloomberg
2013年7月9日,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一幢幢高楼矗立在夕阳的余晖中。

这一系列报道讲述了中国巴士司机在新加坡的一次罢工。从这个报道中,我们近距离观察了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支撑新加坡经济的外来工越来越多,他们的存在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2012年11月下旬的两天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动摇了新加坡经济成就的基础──亲商政治与劳资和谐,并引发政府的强烈反应。 罢工在新加坡并不常见,而这次罢工在整个亚洲都引起了反响,因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存在越来越依赖外来劳工的问题。从这场罢工还可以看到,那些潮水般涌出中国去寻找更丰厚报酬的劳工,过着怎样一种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 如何在对境外劳工的需求与保护既有生活方式之间达到平衡,这是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市民未来多年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困境。

第一章:冲突的缘起

2012年11月的一个周一,在黎明之前的凉爽时刻,新加坡这座大都市正是最平静的时候,高耸的摩天大楼与绿树成荫的大道不见白昼的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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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新加坡史上历次劳工运动

530万新加坡居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但在北郊的兀兰,一个简 的居住群落已经显露出繁忙的迹象。当时是凌晨3点。

在拥挤的宿舍里,中国巴士司机们穿上了栗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裤子。这是国有公共交通运营商SMRT企业(SMRT Corp.)的员工制服。

之后,这些司机在宿舍门口成群结队地聚集,班车等着把他们送到遍布岛上的巴士终点站。正是黎明前的这种枯燥反复,保证了新加坡上班族每天能按时上班。

班车怠速的时候,司机们用母国的普通话交谈。但在那天凌晨,交谈内容不同于他们平时的玩笑。

据32岁中国大陆司机何军令和其他人描述,当时他和另几个人在人群中穿梭,散布司机们当天及第二天应当拒绝上工的信息。

何军令身材清瘦,留着一头黑色短发,举手投足显得稳重而不事张扬。但在SMRT工作了一年半之后,他的不满达到了沸点。

Roslan Rahman/Agence France Presse/Getty Images
何军令是来自中国河南省的一名司机,也是去年11月的非法罢工的四名发起人之一。图为2013年2月25日,何军令抵达新加坡的下级法院。

头一天,他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发表了一篇致中国同事的文章,列举他认为司机们不应该去上班的理由。相比来自新加坡本地和邻国马来西亚的司机,从中国大陆来的司机觉得他们受到了这家公交公司的歧视。

“同样是人,SMRT的领导处理结果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何军令写道。“很显然,他们认为他妈的中国人真多,去一趟就能招来几百号人,用完了,不听话了就滚蛋,这种模式挺受用。就算有几个人出尖的,不听话的让他滚蛋走人。”

那天凌晨跟大伙交流的时候,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何军令诉诸司机们的爱国情感和不公平感,触及他们(据司机自己说)数年来围绕工资和生活条件等问题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 总共有171名中国司机(多数来自兀兰宿舍)愿意按照他的计划去做。据SMRT的公开声明及检方后来在一桩相关案件中提交给法庭的文件,这个计划要求司机一同请病假误工。班车空着开走了。

不久之后,公司的管理人员出面,想劝这些人上班。据司机说,他们拒绝让步,要求见大领导。

SMRT方面人士拒绝对何军令写的那篇文章发表评论。后来他们承认存在某些不足,并采取措施解决。但他们表示公司没有歧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司机,说工人的行为不合适。SMRT巴士的载客量占整个新加坡巴士系统载客量的25%。

放在其他任何地方,中国司机的这种抗命行为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在新加坡,劳工的抗议活动是一场干系重大的博弈。

新加坡连口香糖都禁售,这是出了名的。在这个管制严格的城市国家,司机的行为对它最珍视的资产之一──长期维持良好公共秩序与效率的历史──构成了挑战。

在过去50年里,这一声誉像磁铁一样不断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和投资者前来,把新加坡变成了世界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摩天大楼、八车道公路、豪华汽车、高档餐馆,形成了一座精心打理的岛屿。

Edgar Su/Reuters
2012年11月26日,一辆警车在新加坡兀兰区的一个集体宿舍区外倒车。当时,与罢工司机的谈判正在楼内进行。

巴士司机在这件事情里面也涉及很大的利害关系。为争取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每一个人都花了为数不小的一笔钱,跋涉了数千里的路程。很多人都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在新加坡,他们出人意料地成了一群活动人士,而且不是光说不练的那种。

他们发动的戏剧性事件后来在新加坡最知名的企业之一引发了地震,促使它检讨并修改用工实践。相关事件还使得公众密切审视新加坡对劳资纠纷的处理方式。

罢工引发的一些改变可能也会使将来外来工的日子过得更好。但对于2012年11月那个凌晨拒绝登的司机们来说,这些改变代价不菲。 新加坡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这样的景象。

***

东南亚金融之都正在上演一场大戏,何军令和新加坡其他中国巴士司机的不满不过是这场戏中的一幕而已。

和其他很多富国一样,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逐渐地仰仗于中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劳工。很多外来工做的都是日益富起来的新加坡人不感兴趣的工作,如巴士司机、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等。

截至2012年12月,新加坡共有外来工127万人,占该国劳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相比之下,2002年外来工一共652,700人,占比28%左右。移民潮将新加坡人口数量在2000年基础上提高了近32%,帮助新加坡经济在过去10年实现了每年约6%的增长,但它也成为生活成本上涨、低端岗位工资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去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42上升到0.478,其不平等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名列第二,仅次于香港。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0代表所有收入平均分配,1代表收入完全集中。

今年8月8日,在新加坡国庆日前夕,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发表电视讲话说,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我们既需要外劳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和新加坡人的需求,需要移民来弥补我们的出生率不足;同时我们也担心太过拥挤,担心如何维护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在外来工所进入的新加坡就业环境中,公开的不满表达遭到压制,劳工抗议活动几乎闻所未闻。从1959年掌权以来,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对公开集会进行了严格控制,限制工会权利,并朝有利于雇主的方向重写劳动法。当初的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留下来的工会大多归属于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而全国职工总会常常由某个内阁部长来领导。

根据新加坡法律,工会只有在通过秘密投票获得大部分成员同意之后才能举行罢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外来工不能成为工会的正式成员。

根据法律,如果参与者的诉求超过具体的劳资纠纷,如果相关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直接胁迫政府或通过给社区造成痛苦而胁迫政府”,那么罢工就有可能被视为非法。

提供“核心服务”──包括医疗、消防和公共交通等──的劳动者必须在罢工之前14天告知。水、电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员工完全没有罢工权利。

据新加坡人力部(Manpower Ministry)网站说,结果就是,在一种连接劳动者、雇主和政府的“三边”模式的管理下,新加坡形成了人民行动党政府所说的“建设性的、动态的”劳资关系。人力部负责管理劳资关系和工作条件问题。

新加坡上一次合法罢工发生在1986年。当时美资油田设备公司Hydril的工人将他们的工厂围堵了两天,以抗议公司解雇多名工会领袖。那次罢工事先得到了政府官员的批准。

从那以后,新加坡当局对劳工行动很不耐烦。2002年和2003年,当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与其机师工会的纠纷眼看就要达到白热化时,包括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在内的政府高级领导人介入,威胁采取惩罚性措施,以防全面对抗性工业行动的发生。

2003年12月,在纠纷还在进行的时候,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发表讲话说:我们跟管理层和工会都讲,你们玩这种游戏,就会有人头破血流。

李光耀当时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放任此事升级、考验人心,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复杂局面就会造成数亿元的损失,我们绝对不会接受。

***

尽管与中国相比,新加坡非常小(其人口才500多万,而中国达13亿),可这个岛国却诱惑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它安全有序,普通岗位工资更高,中国劳工在那里一定程度上也是熟门熟路──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是华人,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新加坡。

为给旗下的1,050多辆巴士充实人员,SMRT从2007年年底开始招聘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截至去年年底,SMRT有2,000名巴士司机,其中外来工约占44%。据SMRT说,在这44%(约450人)里面,一半来自中国,另一半来自马来西亚。一般情况下,SMRT是通过招聘中介到中国寻找工人,并把他们送到新加坡。

何军令(也就是那位撰文呼吁同事不要上工的司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招进去的。他说,在2011年年初,他偶然看到SMRT招聘活动期间打出的一则网络广告。当时他还在老家、40万人口的闭塞城市河南沁阳生活。

据何军令说,他给中国的招聘中介付了2.5万元人民币,在通过了多项驾驶测试之后被SMRT聘用。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跟家人分别至少两年。但他想,有望赚到的收入会弥补这个缺憾。

据何军令说,招聘中介许诺给准司机的月工资水平是算加班费共2,000新元,算下来有1万元人民币左右。相比之下,他在中国开卡车、开巴士的工资还不到这个水平的一半。

雇佣合同条款将成为后来司机与资方争议的一个核心要素。何军令和另一些人说,招聘人员夸大了他们在新加坡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

SMRT未对何军令的说法发表具体评论,但它对《华尔街日报》说,它曾向新加坡和中国有关部门举报中国中介机构误传消息,以求进一步调查。本报试图确定中介身份并联系他们,但没有成功。

“我是想让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宽裕一点,尤其是孩子。”何军令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说不定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新鲜的事物,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知识。” 他的孩子现已五岁。

但新加坡也有意外之忧。

第二章预告:新加坡的中国籍司机遭到排斥,甚至是当地华人的排斥,担心举行抗议活动会引致严厉的报复。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司机、辩护律师、劳工维权人士等数十人,并查阅了司机之间的互联网交流的存档、政府官员与公司管理层的公开发言以及法庭文 件,据此形成了这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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