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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边界 张业成的《海峡时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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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怡和轩副主席)      2013-10-29
怡和世纪(2013年10月-2014年1月)

OB-Markers2009年9月8日那一天,笔者在《白衣人》发布会结识了前任《海峡时报》总编辑张业成。张业成温文有礼,很热情地对笔者说:“林先生,当时站在历史另一边的你们会有不同的故事和看法,应该快点写出来,让我们有个更为完整的历史。”张业成心里有数,这部由他靡下的媒体人士一手编撰的《白衣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面之词。笔者赏识他的坦率,很有礼貌地回答:“《白衣人》算是冰山一角吧,希望气候能改变,让国人有机会懂得更多的内情。”我们相互微笑,内心似乎各有期待。

张业成于1943年在槟城出生,父母都受华文教育。父亲是粤曲导师,母亲是教师。五十年代初期举家搬到新加坡,张业成进入巴西班让中学读书。毕业后做过短时期的小学教师,1963年《海峡时报》招聘记者,黄金辉录取了他。1965年新马分家,他选择留在新加坡继续其报业生涯,1987年擢升为《新国家》午报(The New Nation)及《海峡时报》总编辑。

这位仅有中学毕业,却在位40几年的新加坡主流媒体顶尖人物,于2012年12月19日发布了他的英语回忆录《言论自由的边界—我的〈海峡时报〉故事(OB Markers, My Straits Times Story)》。回忆录清晰地勾勒出新加坡模式媒体的演变过程,当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作者的肺腑之言,笔者这才恍然领悟《白衣人》发布会那天他与笔者谈话的意义。

《联合早报》记者12月12日访问张业成时,问他在出版回忆录前是否征求过政府的意见,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完全没有。我不认为有必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何况我不认为自己触犯官方机密法令。这不过是我个人报章事业生涯的回顾。”

这里没有第四权力

殖民地时代,《海峡时报》曾被认为是统治者和特权阶级的喉舌,三番几次与反殖民主义的新生势力背道而驰。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前夕,其与《海峡时报》的关系已恶化。秘书长李光耀指责《海峡时报》肆意挑拨行动党与巫统关系,声称执政后将把任何破坏新马关系的人逮捕归案。时任《海峡时报》总编辑的Leslie Hoffman 把李光耀告到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ion,导致该机构与李光耀的一段对抗。Leslie Hoffman之后把《海峡时报》总部迁往吉隆坡,一家报纸同侍二主,其尴尬窘境可想而知。新加坡独立后,《海峡时报》走上分家道路,1972年巫统把吉隆坡的《海峡时报》总部买了过去,两边的《海峡时报》从此各自为政。

在新加坡,政府不认同西方社会的所谓第四权力(见注)的存在,“报业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定期面对选民争取委托权,一旦报章反对国会通过的政策,那就等于它干涉了政治”。张业成自认《海峡时报》从未想要问鼎第四权力,但是它必须很专业地“报道、分析和评论每一则新闻。任何强硬的政策都会有值得权衡的余地,《海峡时报》应该适当地予以支持,它不能无视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这始终就是编辑部面对的挑战。”

张业成历来清楚,政府心目中理想的新加坡报章就是:可靠但不媚俗、具批判性但不中伤政府的政策、聪明地、生动地支持政府的目标。“这真是既艰且巨的事。林廷龙(张业成前任)就曾发火哀叹:‘我们做的可是全世界最难的编辑工作!’发达国家的报人不必担忧政府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相反地,政府害怕他们。一旦媒体对某个政治人物发难,他们都会成功把他拉下马。而我们却必须满足两种顾客:读者和政府,而他们的看法和利益经常相互违悖。就以语文政策为例,把英语当做工作语言的决策令受华文教育者失望。为了做到客观,华文报章冒着触怒政府的风险表达了公众人士的怨气,他们因此被指责中伤政府的政策,因为这样的报道方式会煽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就如七十年代的《南洋商报》事件一样”。

铁拳套的时代

张业成的前任林廷龙与政府多次摩擦,1986年底《海峡时报》与政府的关系恶化。是年12月,张业成以随行记者身份随副总理吴作栋访问缅甸,归途中吴副总理在飞机上召见他,要他取代林廷龙出任海峡时报总编辑。从1987年正月起,张业成正式出任报业集团英文与马来文报章总编辑,负责《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新国家午报》(The New Nation)及《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的编务工作。

回忆录以“OB-Markers”为名,指的是高尔夫球场的界限标记,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最先用以比喻政府所能接受的言论自由的界限。张业成坦言,记忆中政府对待媒体的强硬态度一直是新闻室里的一道阴影,正如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新加坡的新闻业意味着的就是与政府不停的摩擦。

他把七十年代称为铁拳套(knuckle-dusters)时代,那时他是Sunday Nation的编辑。有一天在总统府,李光耀总理责备报馆编辑缺乏政治敏感,他说要是编辑们要与他斗的话,他用的将会是铁拳套。张业成叙述如何第一次尝到铁拳套的滋味,更生动地把读者带入不同的历史现实场景,通过多项鲜为人知的内幕阐述政府如何以家长式作风对待报人。张业成和他的同僚认为,政府的作风有时就像是杀鸡用牛刀,无助于建立政府与报馆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过他认为吴庆瑞在这方面做了最好的解释,“行动党领导人曾经和他们的对手作过殊死战,一个死里逃生的人凡事谨慎是有其必要性的”。

不过张业成坦承,新一代政治领导层接班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铁拳套时代显然过去了。报业与政府通过频繁对话,双方建立了具建设性的关系。他以2011年大选的新闻报道为例,说明言论界限的尺度确实放宽了许多。

先驱报与南洋商报事件

《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始创于1970年,后台是曾任沙巴首席部长的Donald Stevens 和胡文虎的女儿胡仙,编辑人员以Francis Wong为主。《先驱报》的出版原本得到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的赞许,他认为新加坡新闻界不应该为《海峡时报》所垄断,竞争会带来好处。《先驱报》的出现也的确为《海峡时报》带来压力,逼使它在走下坡时重振旗鼓。为了争取新闻界应有的空间,《先驱报》屡屡与政府发生摩擦,它曾违背政府的意愿大幅度刊登国庆游行的彩排,刊登国民服役人员的投诉,再三刊载未经正式发表的官方声明。

政府于是决定先抵制《先驱报》,不给予广告,大大打击《先驱报》的收入,被认为是“半政治人物半报人”的Francis Wong 知难而退。《先驱报》也被禁止出席官方的新闻发布会,高层人员的工作准证到期未能获得更新。这一连串的打击致使《先驱报》的财务陷入危机,政府又公开指责其涉嫌“黑色活动”(Black Operation),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不得不自动关闭。


对于想要深入了解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如何走到今天地步的人,张业成的回忆录是不可多得的一架内窥镜。一位媒体人士与笔者分享他的读后感,他说有人读后会为一个新加坡模式报业的形成感到自豪,有人会感叹报人没有骨气,有人会觉得报人的处境值得同情。笔者想,一本可以令人有不同解读的书,应该就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吧。

《先驱报》事件前后,发生了《南洋商报》事件。1971年,《南洋商报》发表了一连串有关华文教育的评论,四月间在一个研讨会上,李光耀总理公开指责商报渲染华文教育问题,预示将采取行动对付。1971年5月2日内安局在内安法令下拘捕了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政府指责他们走沙文主义路线,肆意激发公众在华语和华文教育方面的反抗情绪,并且大肆歌颂共产主义制度的成就。商报通过社长的声明与社论自我辩护,强调“报纸有责任提醒政府注意到来自人民的愿望、批评和正当的不满(因为宪法没有禁止这样做)。如果政府用内安法来迫使人们保持沉默,那就是在剥夺人们和异见者的正当权益。”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业成指出, “华社领袖(包括商界领袖与报界人士)都不能接受以英文作为工作语言的决定。”他认为华人社会有充分理由为他们的文化感到自豪,也少有族群在自己的文化面对威胁时无动于衷。“即便在我们的经济被成功地改型,语言政策(对于华人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并没有痊愈。”迟至他接近退休时,张业成还可以在报社里感觉到受华文教育同事的不满情绪。

“作为一个报人,我能看到报道语文和文化方面可能面对的威胁的必要性。对商报的读者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它影响他们的职业与前途,它关系到那时还存在的华文源流学校的前途,它关系到他们的身份认同。什么样才算出了界限?报人总会说,界限有时根本看不到。我逐渐地了解到华文知识分子对这一连串问题的感受,受英文教育者关注新闻自由,他们因《先驱报》的消失而激动,我们的华文媒体同事更为关心的是语言与文化的课题。”

谈到《南洋商报》被指责“歌颂共产主义制度的成就”,张业成记得有一天,商报在第一版以三分二的版位刊登毛泽东打兵乓的黑白照片。那时正值中美兵乓友谊赛为尼克逊访问中国铺了路,张业成在《南洋商报》的同事告诉他,大幅度报道中国新闻、大谈语文和文化,原是报社总经理的指示,目的是为了要与《星洲日报》竞争,高薪聘请李星可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先驱报》和《南洋商报》事件期间《海峡时报》置身度外,不过却走了黄金辉。1959年《海峡时报》把总部迁至吉隆坡时,黄金辉出任集团在新加坡的编辑经理兼《海峡时报》的副总编辑。新加坡独立后他同时服侍两个不同的政府,早已精疲力竭,《先驱报》和《南洋商报》事件发生后,他再也承担不了压力,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提早退休。

不可多得的内窥镜

回忆录指出,自从《南洋商报》事件后,华文报章一直避免与政府发生摩擦。《海峡时报》有关Slim10瘦身药官司和大众钢铁厂控制权争夺战两个事件的报道,一度招致部长们的埋怨。因为大篇幅地报道这些事情致使报纸忽视了报道部长们的讲话,在部长们眼里,华文报章较具政治敏感度。

张业成认为,《海峡时报》再也不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记录性报纸(newspaper of record)”,只报道国家大事和官方活动。社会各个领域生机勃勃,有很多讯息必须传播。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他国的动态与我们息息相关。版位的限制以及新媒体的竞争,要求编辑们小心翼翼地分析每一则讯息的新闻价值,务必一切都以读者的利益为依归。张业成眼中的《海峡时报》是个“亲新加坡、而非亲政府的报章”,这意味着它必须以读者的利益为终极目标,致力于让新加坡成为一个讯息流通的国家。他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02年沙斯疫情、2005年肾脏基金丑闻时,《海峡时报》的新闻处理,说明全方位传播正确讯息对读者的重要性。

张业成大半的报业生涯就是在一条险峻的道路摸索前进,但他不认同一个对抗性的新闻业(Adversary Journalism),他相信的是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关系。回首过去,他觉得这种内在的矛盾反使他们不断改进专业的判断力,对政府的想法看得更清楚,更了解政府如何治理新加坡。《海峡时报》因而不断改良它的报道方式,致使它更具权威。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古老的俗语,反映了读者对新闻工作者的景仰与期待。张业成的理想与现实究竟距离有多远,见仁见智,但是他的专业精神以及他把新闻事业视为一种崇高追求的那份执着值得嘉许。对于想要深入了解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如何走到今天地步的人,张业成的回忆录是不可多得的一架内窥镜。一位媒体人士与笔者分享他的读后感,他说有人读后会为一个新加坡模式报业的形成感到自豪,有人会感叹报人没有骨气,有人会觉得报人的处境值得同情。笔者想,一本可以令人有不同解读的书,应该就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吧。

 

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几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诠释,这段简洁的文字成了保护新闻业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神圣法律根据。18世纪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d)同英国政治哲学家爱梦•布克(Edmund Burke)同时认为,宪法之所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新闻界存在,使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真正起到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的作用。这一说法至今仍是美国司法界在处理涉及报业的诽谤官司时所坚持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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