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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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满苍穹—半世纪前新加坡的马来文天空 从“英语是新加坡的国语”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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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4-2-17
怡和世纪   2014年2-5月号  总第22期

2013年10月5日,施性国老师在《联合早报》发表《教学趣谈》,陈述当前华文教学的若干现象——老师问:新加坡的国语是什么?学生答:英语。老师再问,学生改口:Singlish。怎么会?新世代不识马来语为国语,是否渐成常态?

数月前,为了查找老影片《刘三姐》的资料,我翻阅六十年代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发现它们居然办过长达十年的马来文副刊,我的思维随之一路走远,脑海里复习着岛国几十年来政治认同的变化——八十岁左右的一代,求学时有些人半天在英校唱《天佑女皇》,半天到华校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56岁以上的新加坡人,曾经有两年时间,因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部份而唱着两个版本的国歌。一首是Majulah Singapura,一首是Negaragu,前者是新加坡邦歌,后者是马来西亚国歌,都是马来语歌曲;从旧报章的马来文副刊,我想起小四那年,课程里增添了马来文一科,认识了pergi mana,为学习添加了些许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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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学国语》,蔡名智绘

上星期天傍晚,我走进福康宁山脚下的博物院,新加坡建国美术展的醒目位置悬挂着资深画家蔡名智的油画《学国语》。那是1959年赤道艺术研究会开办马来文班的场景写真,画中左侧的马来文老师是画家的印尼朋友Ali,右边的女学员是画家的太太。50年过去了,画中的马来文板书依稀可读,透露着当年新加坡社会学习马来语的真实……我渐渐感觉到,马来文的学习,曾经是一件饱含激情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华语群体燃烧的热度,烙着一个年代的青春理想。我决定,走一趟历史,尝试把半世纪前新加坡社会推广马来语文的点滴串联成面。

走出故纸堆,环顾周遭,我意识到岛国懂得说讲马来语的非马来人口已远不如四十年前,组屋区里听闻马来家庭说讲英语的情景,已见稀松平常。环境正悄悄改变,像我父亲那一辈大批大战前的中国移民,学历普遍低下,他们从大陆买舟南下,战战兢兢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干扰,许多人反而入乡随俗,学着说讲巴刹马来话(Pasar Melayu),abang adik地便和马来同胞侃侃聊聊起来。童年,我在街市上发现父亲会说马来话,小小惊讶,问他如何得手,他说跟着学就上路了,多轻描淡写。我问过身边十来个同年代友人,很巧,大家的爹都能说简单的马来话。我的中小学适逢鼓吹学习马来文的六十年代,正规地接触过马来语,曾经能与马来朋友简单对白,半世纪下来,少接触没应用,马来话已经遗落得七七八八。

终于,年少一代仅有的马来文认识,只剩下每天对着国旗唱《前进吧新加坡》那一方窄小空间。从今人不识马来语,我对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鼎盛的马来文学习风气——马来文,曾是新加坡非马来学校里的科目;新加坡公务员必备的入行条件;千万人参与的官办“国语周”和“国语月”主角。成人教育局、工会、学生组织、校友会、艺术团体与个人积极开办马来文学习班;华文书局大量出版马来文词典、期刊与读物;华文报章推出马来文副刊……那个年代,人们热情投身马来文的推广与学习,汇集成潮,俨然是个有型有款的社会运动。

马来文纳入中小学课程

1961年,我念小四,马来文(Bahasa Melayu)成了学校课程里的新客。那时马来西亚还没成立,新加坡不过是个初生的自治邦。在学校里修读马来文,从satu、dua、hitam、putih开始,感觉还算新鲜。1965,我念中二,新加坡在这年被逐出马来西亚,也是我最后一年修读马来文。为了整理当时学校里教学马来文的情况,我和数位年龄相仿的损友共同回忆,才发现当时各校开始教导马来文的年度与年级都有所不同。建筑师陈智成,1967年上小四时开始有马来文课,直到1969年小六毕业。他翻查成绩册,马来文当时在他学校里占各科总成绩的3%。我们也发现,当时华校里教导马来文的几乎都是非马来籍老师,而且华文老师占大比重。我们不免疑惑,强制学校教导马来文是否是官方的政策?自治邦教育部难道没有统一要求?

终于,1960年6月10日《星洲日报》的一则新闻,解了惑。这则报道,根据当时教育部致函各校的国语教学指导原则撰写。原来当年教育部决定在各语文源流学校推广马来文,却因师资不足而没有强制实行。面对这种窘态,政府采用鼓励校长安排校内能胜任的老师教导马来文,并把它当作正规教学课时计算的策略。教育部也指示,学校应根据马来文老师的多寡来决定修读的年级,原则是小学以六年级优先,行有余力,可向下推展到其他年级;中学则以一年级优先,再向上推广。这则新闻,解释了当年学校开设马来文课程起终点不一致的现象。非马来语文源流学校教导马来文,起于1961年,维持了约八九年时间,那正是新加坡经历自治邦、加入马来西亚,再而退出大马独立这段短短的历史时期。

马来文是公务员必备条件

马来文公开考试证书,是当时公务员的必备条件(潘文光提供)

公务员必备马来文证书的条例约始于1961年,1979年左右取消。这项马来文公开考试由教育部主持,有第一、第二与第三级三类(俗称马来文一号、二号及三号,分别代表初级、中级与高级)证书。考试每年3月间举行,一号证书的考试费,笔试4元,口试2元;二号与三号证书,笔试7元半,口试两元半。为了鼓励学习,凡是考取马来文二号或三号证书的公务员,都能获得一次性三百元不等的奖金。各级考试都设有口试与笔试两项,一号马来文考查简单的语文知识和理解篇章;二级以上除了测试马来语文应用,也考查指定的马来文学作品。

成人教育局是当年官方主导马来文学习的教学单位,它的马来文课程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委派专家担任。作为最大的马来文课程教学单位,成人教育局的教学水平曾遭受批评。1960年6月22日,《星洲日报》的《国语周刊》发表了白掸的《对国语班进一言》,对当时办有三百多个巫文班的成教局反映了它所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以华族为主的学习班多由马来籍老师任教,纯马来语讲解对零起点的入门者形成学习障碍;二是教材沉闷欠实用,不适合初学者。

一个月后,《星洲日报》报道:成教局国语班课程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阿末达菲通过电台访谈,表达了委员会对成人教育局国语课程标准的看法。他承认“委员会成员虽有丰富的马来语文教学经验,但还是面对“直接利用国语作为教学媒介所带来的问题”。成教局最初的马来语课程几乎全由马来籍老师担任,后来马来语第三级证书被确认具有剑桥O水准文凭的程度,凡是第三级证书的考取者都可申请到成教局任教,资深马来语工作者陈妙华就曾在该局担任马来语导师。

牢狱里学习马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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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代被拘留但不获自治政府释放的政治拘留者1959/60年间在拘留所上马来文课

五十年代反殖民地管治与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明确目标,凝聚了新马各族人民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共识,因此,自治邦政府尊马来语为国语的政策获得全社会拥护,不但学校、工会与社会全面展开马来语学习,即便坐大牢的政治拘留人士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学习马来文。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一些已掌握马来文的政治拘留者主动协助教导牢友,成人教育局也派遣马来老师到牢里授课。

1957年就身陷囹圄的学运人士林清如当年在牢里学习马来文,一口气考取了第一至第三级证书,之后更上层楼,考获爪夷文(Jawi,一种受阿拉伯文字符号影响的马来文书写符号)文凭。当时与他同在棋樟山(今天的圣约翰岛)拘留营学习马来文的还有孙罗文、卢大通、林安沪、邱有才、叶汉枪等人。林清如忆述,有几位同伴虽然受教育不多,但学习劲头高,时时刻刻努力阅读牢里提供的马来文书报。林清如在狱中阅读了不少马来文著作,甚至把印尼作家阿都姆依斯的小说《错误的教养》译成中文,后来他的大哥林清吉把译稿交给《行动周刊》连载。

湘子(卢大通,原名刘大同),五十年代的政治拘留者,在《当年学马来文》(收于《爱的等待》一书)中提到,他们一伙原本在工会学习马来文的工友被捕后,没有放弃学习。1957-58年左右,为了提高马来文的使用能力,牢里的马来文学习班成员决定尝试以马来文写作,并把作品打印装订成册,取名《Hasil Kami》(我们的成绩)。1959年行动党上台后主办马来文公开考试,监狱里的政治拘留者也积极报考响应。

国语周与国语月运动

1962年开始,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开始每年举办 “国语周”以推广马来语文。国语周一共举办了三届,最后一届于1964年8月举行,由新加坡元首尤索夫主持开幕。是届国语周节目有60项活动,80%是由非马来人文化团体主办。这些活动,主要由人民协会、联络所、新大马来文学会、南大学生会、义安学院、马来诗歌朗诵会、华校教师总会等单位主催。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邝摄治、沈文武、张永祥与罗德纪斯四人曾参与了一场国语辩论会,身体力行,展现他们的政治姿态。


五十年代反殖民地管治与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明确目标,凝聚了新马各族人民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共识,因此,自治邦政府尊马来语为国语的政策获得全社会拥护,不但学校、工会与社会全面展开马来语学习,即便坐大牢的政治拘留人士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学习马来文。

然而,《马来前锋报》于该届国语周结束后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对国语周的节目提出若干看法。文章还不客气批判了英校对马来语文的态度:“我极不满意一些学校校长的态度,他们对国语周毫不感兴趣,我向一些英校和混合学校校长指出,他们是反国语的。”

第三届国语周结束约两个月,新加坡政府宣布,不久后政府部门公函的开头、结尾与日期将以马来文书写;政府部门的信封、印章以及各类标签上的文字也一律改为国语。

马来西亚成立翌年(1964),中央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州推行“国语月”,新加坡也不例外。1965年第二届国语月运动的规格极高,由新加坡最高元首尤索夫主持开幕礼,总理李光耀主持闭幕仪式。国语月工委会主席加查里在开幕式致辞时毫不讳言,上一届国语月没有得到社区组织的积极配合,全岛180间民众联络所中,只有16所参与宣传工作,态度有欠积极,效果未臻理想。

第二届国语月举办之际,新加坡其实已经脱离马来西亚两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它是马来西亚中央政策下的产物,但基于政治考量,这项活动还是如期举行。翌年(1966),新加坡官方继续推出国语月。再一年(1967),它终于停摆。

华文报的马来语文副刊

50-56.-004《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是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华文大报,很早就参与马来语的推广活动。《南洋商报》最先起步,于1960年2月29日起每周推出约半版的《国语学习》,于1970年1月19日停刊,共计498期;《星洲日报》的《国语周刊》创刊于1960年4月8日,比《国语学习》晚了个把月,它停刊于1971年2月22日,一共出版472期。这两份马来语文副刊,维持了9到10年时间,对华族学习马来文贡献至大。

《南洋商报》的《国语学习》最初由林焕文主编,两三年后他弃笔从政,《南洋商报》总管刘用和找来杨贵谊接手,编至停刊为止。《星洲日报》《国语周刊》的创刊主编是鲁白野(李学敏),他编辑周刊不及一年便骤然辞世,由李毓恺接编一段短时间,之后便由义安学院马来文系毕业的余文琐负责,直至停刊。

《国语学习》与《国语周刊》创刊时都有发表刊首语,《星洲日报》的《国语周刊》甚至以社长胡蛟的名誉刊登献词,这种方式极为罕见。《国语学习》主编林焕文在《开场白》中直接宣示,该刊是“随着社会上马来语程度一般性的提高,以及对于学习材料的需求而应时编纂的”。

《国语学习》与《国语周刊》都以华巫双语对照形式刊登马来语法、会话、马来应用文写作、法庭问答、新闻选译的材料,也对照译介马来班顿(小诗)、俗语、谚语、谜语、社会习俗以及小说故事。另一方面,它还把不少中国古典作品(例如《论语》)、诗词(例如《念奴娇》)、成语故事(例如:瞎子摸象)翻译成马来文,达成双向文化交流的目的。

除了华文报章推出马来语副刊,华语广播电台也不留白,以广播的方式教导听众学习马来话。1960年3月,新加坡自治半年左右,马来亚广播电台(不久后改名新加坡广播电台)华文部增设了“国语会话”节目,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下午5点55分以及晚上7点55分播放马来语会话,逢周六则复习该周的所有教材。为了方便听众读者,每日开播的会话材料华巫对照文稿,都刊登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新闻版上。

编写两千多本马来文出版物

50-56.-005杨贵谊的统计,由华人编写或出版的与马来语文有关的印刷品,有两千多种。这份季节丰收,是本地华族文化人勤恳耕耘、点滴成江河的具体呈现。

五六十年代新马文化界推出的马来文出版物可分三大类,其一是马来文词典、教本与参考书;其二是期刊;其三是巫华双语文学作品与连环图书。这些出版物已然是当年推广马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这项运动衬托得耀眼亮丽,是新马文化发展史上迎风舞浪的一亩麦田。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大量出版马来文书刊词典,得力于不少本土华族马来文专家的鼎立协助,早期的鲁白野、包思井,以及随后的杨贵谊、陈妙华与林焕文,都是那个时代本地马来语文的重要推手。

百多年前,中国南部沿海乡民南行远渡,落草南洋,湿热的瘴气、隔阂的语言燃烧着他们内心的焦虑。正兴书画公司(世界书局的前身)根据时人需要,于1926年左右推出了冯兆年的《马来语粤音译义》与佚名的《巫来由通话》(永成书庄也出版一本由“南洋同胞社”编写的同名书本),以原始的音译方式为马来话标音。这些工具书都根据生活的需要把用语分类,包括天文、地理、数目、时令、房屋、器用、人伦、花木、禽兽等项。编者尝试借助汉字音译,协助新移民打开异地语言的大门。这些只有方音汉字而没有马来文对照的材料,被视为本地马来语字典的雏形。这种以华南方言夹杂为马来话注音的做法,一如当年华校生不谙国际音标,以华语和方言发音为英语词汇注音一样,拙而不科学,但饶有趣味。例如狡冤(kawan朋友)、亚网(abang兄长)、甘明(kambing羊)等词,得以粤闽方音发声,才接近马来话。

某天下午,藏书家杨善才来电,告知有朋友借阅一本他从未见过的本地“老书”,万分欢喜。那是一本以海南话标音的马来语“词典”——《琼南音谙摩赖幼话义》,也是永成书店的出版物。书名中的“摩赖幼”一词,就是Melayu的海南话音译。该书没有任何马来文字,完全用汉字表达,以下数例可供参考。括弧内是某词语的意思,括号外是该词的马来话发音:故正(kuching猫)、不过(pokoh树)、左右(tujoh七)、赤礼武(seribu一千)、何当武射(orang putih红毛人)、亚故世答亚吧(aku tiada apa吾不相干)。当时人们普遍不识罗马字母,这种以方音标读的方式,算是权宜之计。

在众多马来文书籍出版者中,具规模的有世界书局、上海书局、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其中世界书局(大众书局的前身)对新马两地马来文的推广贡献尤其突出。世界书局的马来出版物起步早,出版量与持续性两方面都领先群雄。杨贵谊的《世界书局出版的马来文书籍一览表》,总结出它一共出版了24种马来词典、13种马来文读本与参考书、14种马来文学翻译作品、210本巫华对照的连环图书,以及维持了110期的《马来语月刊》。这一树繁花盛果,映衬着那个时代社会对马来语文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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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马来文专家鲁白野与香港影星乐蒂维合影

《马来语月刊》封面注明该刊由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出版,“世界书局”发行。其实这两个单位同属一个屋檐,“马来文化促进机构”是世界书局在香港的下属出版社。《马来语月刊》封面内页注明该刊有两位主编,其一是马来人Abdulah Hussain;其二是华人Lu Po-yeh(鲁白野),负责实际编务。

《马来语月刊》的内容,实用性与文学性兼具,除会话材料、语法知识、语文讲座之外,还根据需要介绍马来文的新词语、宫廷用语、应用文写作等。此外,它也以巫华对照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新闻、马来班顿与马来文学作品。陈妙华接编月刊后,开辟版位让读者发表以马来文书写的作品,是个全新尝试。

上海书局于1961年9月15日也创刊了马来文杂志《国语月刊》(Bulanan Bahasa Kebangsaan),由曾松华主编,1964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36期,维持了三年时间。

70年代初期,出版界吹起一阵马来连环图出版风,世界、上海、商务都集中火力,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华巫对照连环图。商务出版的《华巫文对照连环图》有10辑,每辑10本,共计100本。世界书局更具气势,共推出华巫双语对照连环图210本。

南洋大学与马来语文的推广

当年推广马来语文,并没有依靠某个组织摇旗指挥,而是由一批热情的知识青年踏实耕耘,得到工会、华校学生与华文文化界积极响应所汇聚的集体行为。收集五六十年代本地推广马来文学习的材料过程中,我多方接触当年的参与者,强烈感觉到南洋大学与马来文推广的紧密关系。和老年朋友们聊这个课题,大家都有共识:五六十年代的南大汇集了一批马来文专才,他们一腔热情,在年轻的岁月里投身马来文词典与参考书的编写、教学与研究工作,垫高了南洋大学的文化美名。他们当中,杨贵谊、林焕文、吴诸庆、李全寿、陈达生、廖建裕、廖裕芳诸人,都是闪烁生辉的名字。

1956年,原本荒寂的裕廊山头亮起了朗朗书声,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在仅有的三院十一系中,并没有马来文系,但是当时马来亚就快独立,“默迪卡”的呼声在半岛南端的天空回旋荡漾,人们知道,反殖民地统治运动即将开结绚花硕果,土地与国语的认同,燃烧着云南园青年学子的激情。第一届学生杨贵谊(教育系转经济系)、林焕文(化学系)和吴诸庆(物理系转经济系)等人积极向校方建议开办马来文班,让南大同学修读,以赶上时代的需求,而校方拍板同意。于是,这个学生教导学生的马来文进修班如火如荼展开。杨贵谊忆述,当时南大学生五百余,有三百人报读,三个大班,晚间上课,他们自编教材、负责教导,前后维持了三年时间。

大学时代,他们三人在校园里还参与了另一项与马来文相关的工作。1958年,南大学生会喉舌《大学论坛》决定编辑马来文版,名为《Mimbar》,由他们三人把任务完成。出版三期后,杨贵谊离新赴印尼,陈达生、廖建裕接替补位,马来文版的《Mimbar》先后共出版了12期。南大学生会出版马来文《大学论坛》是项创举,即便历史比南大悠久的新加坡大学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也不曾有此作为。当时新加坡以爪夷(Jawi)文出版的《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曾多次全文转载《Mimbar》的文章,是对该刊的积极肯定。

1961年左右,一批南大校友和在籍学生合办了另一份名为《文化》(Budaya)的不定期马来文杂志,共出版3期。五六十年代南大学生对马来文的学习热忱与掌握程度,给当下社会留下深刻印象。华社每遇与马来文相关的教学、编写、词典编纂、语文翻译等事宜,自然而然聚焦于南大同学身上,社会对南大生马来语文水平的信赖,把南大推到了推广马来语文的中心位置。

为何涌现马来语学习潮

华人南来百余年,却迟至上世纪50年代才出现具规模的马来语学习潮,显然与政治的发展有关。南下的最初几十年,华人基本上定格于候鸟避寒求存的状态,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飘散,帝国的版图映印着昏黄的晚照,民族主义声浪滚动全球,反殖风潮席卷大地,认同马来亚、争取马来亚独立成为时代的新感召,这种思维渐渐在华人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政治上便面临了新的抉择。既然认同了这片土地,当马来亚宪法定调马来语为国语之后,华族知识界不分左右,随着国语主旋律合拍和鸣,为建设一个团结的马来亚而努力。

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本地英文政治精英与华校背景为主的工团与学生领袖汇集于反殖民地的政党旗帜下,以追求独立自主的马来亚为奋斗目标,以马来语为国语成为全党一致的认知。行动党内部华校背景的阵营,凭借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组织学习活动,迅速打开了积极学习国语的局面。

五十年代国际政治的异动,也催化了马来语文蜕变的步伐。面对多元种族的马来亚社会,传统马来文的书写符号(爪夷文)如何现代化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了马来语文专家迫切探讨的核心问题。马来语文抓住了历史机遇,1952年第一届马来语大会在新加坡召开,马来文的现代化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以罗马字母为书写符号的现代马来文初始遭遇排斥,经数年反复沟通,终而被接纳,为非马来人提供了学习的便利。

尾声

把半世纪前本地马来语运动的点点滴滴排比检视,一个现象浮现了: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炽热的学习马来文风潮,华文圈子比英文圈子明显积极。那段时期,华校圈子冒现了杨贵谊、林焕文、廖建裕、李全寿、陈达生、陈妙华、包思井、陈蒙鹤、林清吉、曾松华、廖裕芳、黎才煜、碧澄、严文灿等一批知识分子,执着于马来语文事业的追求。华文教育的有心人以具体行动推广马来语,华文报章与华文出版界持久坚持,编辑马来文副刊、编写马来语词典、出版期刊读物,展示了华校系统推动文化的使命感。一心包容沧海——接受异族语言,吸纳异族文化,华语世界推展的马来语运动,不光是华族单向学习马来语,它还向文化的层面挺进提升,彰显了双向交流的意涵。马来社会开办讲习班让华族参与;华族编印的马来期刊介绍马来诗文之余,也把中华经典翻译成马来文。1962年7月,马来艺术学会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了曹禺的《雷雨》,由巴尼布旺导演,清一色马来演员上阵,搭配马来语对白,烙下了珍贵的文化印记。


一心包容沧海——接受异族语言,吸纳异族文化,华语世界推展的马来语运动,不光是华族单向学习马来语,它还向文化的层面挺进提升,彰显了双向交流的意涵。

华校生对马来文的认可与拥抱,也具体反映于当时华文知识分子主持的活动上。备受社会瞩目的中学联与马来学生关系良好,孙罗文、蔡世君、郑敏娜等学生领袖经常以马来语发表演说。华社出版物也主动表达了对马来文的尊重,比如 “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的出版物,经常有马来文的身影。该会五周年纪念特辑的封面、献词以及内容,马来语文都没有缺席,展现了人们重视国语的决心。

马来语运动的推展过程,得到政府、不同政党、工会、媒体、文教界、出版界、社团、市民的全方位支持,这个没有特定组织担纲主导的运动,持续多年,工作推展没遇上太多阻力,杂音难寻,在本地社会发展史上无疑是个异数。新加坡以华校生为主的马来语文研究,硕果满园,获得马来文化界的认同、肯定与赞赏。随着一个时代远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垂垂老矣,后续无人,落得云淡风轻。50年代的政治暖风吹皱了一湖春水,人心同向新马合归一体,马来语被尊为国语成了各个政治方阵的共识,几经波折之后,同个屋檐的梦圆了,又迅速破灭。1965年,政治的风再度转向,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英语冒了尖,渐领风骚,半世纪前的那段激情早已沉淀,只留存走过现场的人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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