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我国当下文化生态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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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声远(怡和世纪编务统筹)    2014-6-23
怡和世纪 2014年6-9月号 总第23期

访谈录: 陆锦坤(企业经营者,怡和世纪编辑顾问
林少芬(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及执行长
彭文淳(广告导演,无界限讲座创办人
访者: 王如明,谢声远


在外头用过午餐,东道主锦坤开车送如明和我。少芬和文淳的车子,在女主人陪伴下,先到达偌大的宅第。高耸的门柱,宽敞的停车场,气派的客厅,绿树掩映的泳池。置身其中,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我们穿过中央餐室,来到后厅左角的沙发边。访谈尚未开始,女主人盛情地递上饮料。我预感到,大餐之后,即将开始另一场盛宴——期待已久的文化盛宴!

关于宏观微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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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淳(左)和林少芬(右)

锦坤:文化总要有一种功能,对人类、对文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发挥其作用,这种优良的文化才有意义,才值得学习和追求。劣质文化如华族长期存在的帝王思想、不民主和应声虫风气,应加以改革或摈弃。我是从宏观角度看文化问题,必要时也会跨界抒发己见。

少芬:我是从我认识与观察到的新加坡角度来看。我们建国不过短短近50年,新加坡完美的硬体建设与卓越的经济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事值得深思,就是我们是否已有足够的信心,认定当下该是深层发展新加坡软文化的时候了!许多外国人或较关心新加坡文化发展的国人都会觉得,这个城市似乎缺少那么一点文化深度和素养。我想,建国以来吃饭居住等民生问题如今已获得解决,我们又是亚洲4小龙中的佼佼者,理应松手注重文化这一块了。社会只有仰仗文化和创意思维的永续发展与传承,才能走得更远更久。新加坡的大方向是政府主导的,很多时候是政府说了,企业界才敢放胆去做,一般企业都缺乏自觉性和胆识去做文化传承的领导工作。如果政府不做,很少人会自发自觉或出钱出力来推动文创活动。

关于大唐盛世的思考

锦坤:你们刚才谈的是软文化,心理文化。新加坡会让人产生无力感,那是政治文化的范畴。我们曾经出现过强势的政治人物和强势政府。出于形势的需要,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很强的自我约束力。简单地说,这样的社会比较缺乏自由,或者说言论不自由。在这种政治文化下,沉默是金。如果继续保留此种政治文化,对国家是不利的。我们知道,创新的泉源是交流,而交流就在于大家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取得交流的成果。这样做的前提是须有民主精神,那就叫做同理心。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素有研究的著名哲学家韦伯(Max Weber)曾说过: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隐藏着精神的力量,而这力量的背景须与企业的社会文化密切联系,这样企业才能走向成功。这种能发挥功能的文化,就是我们要的文化。从宏观角度看,正确的文化,必定给人们带来热诚、理想,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愿景,整个社会绝不会有精神或物质上的匮乏。文化靠传播,一份杂志、一本书、一个演讲,都是传播一个好的观念、消除种种约束、提升素质的途径。当前的问题还是社会主流文化缺乏开放的空间,人民在接触知识、概念方面受到局限。我们希望怡和轩走出去,接触年轻朋友,让他们了解怡和轩如何转型,如何传播先贤文化。要把文化功能带动起来,这需要不同团体和个人群策群力,一起来做。

少芬:锦坤观察入微,讲得非常好。我常想大唐盛世,为什么是历朝之最呢?因为那是一个心态开放、最有大度的一个朝代,所谓有容乃大,文化才会那么鼎盛。新加坡是小国,但小国要有大国的情操。小,不能是小眼睛小鼻子,而是气度与格局更应开阔。我常说,新加坡有些事很纠结:我们是个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多元种族新旧移民等等的敏感课题照理说不应是弱项,甚至可以转成强项,但政府或许太担心会造成族群间的不和谐,所以太努力地做许多事,出发点固然没错,结果反倒显得绑手绑脚了。好的文明社会,应该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对人的尊重,这是至关重要的。族群与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若能具有相互尊重的共识时,就无须太刻意去担心语文课题、文化课题最终会造成分裂等等。相反地,不同种族之间在文化方面是可以互相欣赏与互相借力的。但关键在于我们的国民教育如何做到最精致、最优雅与最优秀,若国民教育能更重视人文关怀与尊重文化传承,新加坡的文化氛围肯定会大有改善。

关于新加坡文化的思考

陆锦坤

陆锦坤

锦坤: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对国家未来有序的存在有利,人们都应通过某些管道,直言不讳,形成舆论和文化诉求。它往往从基层先开始形成,而基层的力量不可忽视。目前的执政团队,心胸应够宽的,相信他们会聆听我们的心声,至于认不认可我们的观点,那是另一回事。新加坡人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是在生活中,在接触不同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自己的文化,我称之为新加坡文化。

少芬: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从小学到大学,班上同学有来自不同方言族群或甚至不同种族的,大家朝夕相处逐渐不分你我,打成一片。那时隐隐约约中总觉得新加坡文化正在酝酿之中,是自然而然融合形成。然而,外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的速度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新加坡经济建设与未来的发展计划得引进外国人才,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期望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移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融入我们的社会,坦白说,是相当困难的。文化的磨合需要时间,才能逐渐形成同理心与相互接纳。

当下新加坡给我的感觉是蛮分化的。比如不久前新加坡舞台剧导演、文化奖得主Ivan Heng批评电视台第5、第8频道推出的新年倒计时节目时,竟使用“so cheena”(如此支那)这样的词语,他的Facebook中粉丝们也好像有诸如English elites being marginalized(英语精英被边缘化)一类的评语。或许这只是他无意识的有感而言,但从这件事也看到英语群体思维差异的端倪。这群英文精英一向在各个领域里总是如鱼得水,享受诸多社会的优势和良好待遇,如今有这么多中国新移民涌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不好受的。另一方面,对受华文教育或讲方言的其他华族而言,大陆新移民的涌入也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所谓的“壮势”的好处,相反的,他们在这群新移民中,感受到两地人情、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的根本差异与矛盾,间接地也产生了对新移民的反感和不满。

新加坡文化会不会重新洗牌呢?有颇多难以预测的元素。我们的社会人口组合开始多样化,最近客工暴动,之前大陆司机罢工等事件,反映社会潜伏着一股躁动的情绪。当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不同族群学会彼此尊重与信任,共同建立一个属于大家的新加坡。对我来说,优秀的国民教育才是重要的。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有一点是明确的:英文肯定还会是强势语文,今后依然不会改变,尤其是为了跟国际接轨。但我总认为,在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的前提下,也可以让其他语文或方言自然发展起来,无须刻意压制或人为拔高。这才是有容乃大嘛。如果你只能用方言来思考很深层的问题,或用华文来思考深层的抽象概念,那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英文学好或能通晓两种语文的。我每次观看新加坡新闻节目时,总看到一般老百姓在针对简单的课题发言时,不管用华语或英语,都是伊伊吾吾词不达意。我想,当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最习惯的语言来思考和表达思维的时候,这就是严重的问题了。有人在文淳的Blog中这么写道,新加坡的教育就是:当他讲英语时,你以为他是华校生;当他讲华语时,你以为他是英校生;当他书写时,你以为他们未曾受过教育。这或许是一般新加坡人的窘境吧。

关于宪法精神的思考

锦坤:新加坡社会走得太快,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少芬谈的种种现象。我们已看到分化,非常明显,该怎么办呢?我同意少芬说的,无须拔高,无须压制。文化,特别是共同文化,是在生活的接触和创造中形成的。首先,你必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创造新加坡这个国家,这就不能不触及宪法精神。宪法第一条讲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共创一个和谐、平等、公正的新加坡。拥护正义,平等相待,就不存在歧视或强弱,大家一视同仁。传播开来,每一个人,不论是英校生、华校生,背景不同,在宪法精神的框架内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就不会有所谓的“怕”。新加坡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了解也没有人特别去传播宪法精神。反观美国,宪法的基本条文是教育内容,在学校要念,美国梦就是这么来的。台湾人读三民主义,学生在校内也懂得什么是宪法精神。新加坡梦我们不知道,不敢讲,而宪法这两个字,从来不提。在新加坡,宪法是什么,没人懂,宪法与法律有何不同,也没人懂。一万人当中有多少人去翻过宪法第一章,几乎没有,这其实是我们的危机。

关于电视节目的思考

我看待文化问题时,觉得每个文化都有其中最美好、最精致的元素,当然也渗透劣性的成分。作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要汲取每一种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为重要。决策者必须有去芜存菁的大智慧。

——林少芬

少芬:我看待文化问题时,觉得每个文化都有其中最美好、最精致的元素,当然也渗透劣性的成分。作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要汲取每一种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为重要。决策者必须有去芜存菁的大智慧。所以,除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公共媒体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电视台或其他媒体的节目,是国民素养潜移默化,吸取养分的一个重要管道。一般平民百姓,几乎唯一的受讯管道就是接触这些大众媒体。以电视台为例,如果每天播放的都是精致优秀的节目,经过长期耳濡目染的积累和沉淀,我国的国民素质一定会大幅度提升。这种国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看过日本NHK播放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有关音乐大师如坂本龙一之辈,是如何放下身段,跟小孩一起玩和一起欣赏音乐,用最简单的节奏、拍子设计成好玩好听的内容,教育孩子欣赏音乐的美。只是单纯地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个很美好的文化素养。我想,若我们的国民也能天天观看到制作优秀严谨的节目,吸取优质的文化精神养分,常年累月,素养自然就会提高了。大众媒体对国民素养的提升必须负很大的责任。我时常期待电视台来个大刀阔斧的变革,下定决心制作最有水准最有养分的优质节目。

文淳:我来自台湾,在新加坡长住了十几年,从远处看新加坡,其实是看不透的。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有很多悲情,而新加坡最大的悲情,或许就是连诉说悲情的自由都没有。台湾是一个悲情岛,但人民通过表达其悲情时产生很多文化的火花。其次,新加坡人至今使用英文的心态仍然是当买办角色,把语言仅当成一种工具。他们很少触及思想,所以在各个领域中,很少见到精致的思考型的新加坡人。在世界各地,新加坡人也从未被认为是思想者、领导者。第三,远观新加坡永远是光鲜的,这与李光耀的至尊地位有关,因为悲情不得渲泄,所以这一路来发生的各种现象是必然的,又怎么能期望媒体自由地体现文化的声音呢?

关于媒体开放的思考

锦坤:让我们忘却建国一代领袖所营创的专制、封闭的政治文化。当然我们认同也感激他们对国家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但在今日以创新为主导之知识经济时代,新加坡必须创造另一种符合以创新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过去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现在要开放,媒体的开放即是一例。媒体不能还是由一家垄断。媒体开放代表新加坡人的素质在提升。你说你已开放,可又认为一个媒体就够了,那别人是不会相信的。新加坡政府要认识到,人民的水平虽不是很高,但还是能够判断是非,认定他们的未来是跟这块土地连接在一起,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媒体开放可以让人们借助不同管道发表意见,通过这样的教育,老百姓在短短三五年内,就会悟到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到处旅游,脑筋只对山水、购物开放,而未对文化、国际观开放,所以一定要有媒体的开放。领导者对此须有信心,自己有信心,对人民有信心,自然水到渠成,自然就会提升人民的素质。单靠学校不行,要靠大众传媒,接触不同空间,才有办法把整体的素质在几年内提升。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中国从共产到开放,从它们的演变中看到,其实它们都在不断地进步。

少芬:其实,一般网民还是挺理性的。如果有人挑起敏感的种族或政治课题,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君另有目的,其他网民很快就会把他封杀掉,所以我同意锦坤说的,不要过于担心网民的素质,毕竟新媒体只不过是一个平台。

关于韩国经验的思考

锦坤:韩流的出现,其实关乎经济。它推动经济的方向不同于新加坡和台湾,而比较偏向日本。韩国总统六年一任,早在金大中时期,韩国就决定走向国际,政府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向外拓展。韩国与新加坡不同之处在于,韩国人好像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公司的员工,与台湾相似。这样的经济结构使人民可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决策,而工作要员工去做,所以他们又很尽责。这样的心态是新加坡所缺少的,在这里政府是老板,人民是员工,老板让人民有屋子住,有饭吃,该满足了。可是它忘了他们原本是股东,被排挤在外,他们当然也要参与感,有参与感才会滋生归属感。新加坡政府应该让人民感受到参与感,感受到他正是新加坡的一份子。这有利于忠诚度的打造,否则,国家将陷入危机。如果说过去政府认为人民是小孩,不能自主,那么今天应当承认,其实这些孩子已长大了,进入中青年时期,能理性地为国家作出贡献,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建设,而不是口头说说而已。

少芬:说到韩国,记得公司过去有位韩籍员工,跟我讲过一件事。她说:当年韩国遭遇经济危机,她的父母亲取出所有金饰,献给国家,帮国家度过难关。我吓了一跳,说:是国家呼吁你们这么做吗?她说不是,而是民间自发自动去做。当年世界杯足球赛,首尔一片红,她边看边流泪,她说大韩民国站起来了,多么自豪啊!这名20来岁的韩国女子,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复在新加坡工作了好些年,但仍然有一颗对国家不变之心。她说:我终究要回到韩国,因为那是我的祖国。国家有难,家家户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首长、公司总裁自动减薪,对国家的认同和爱简直难以想象。有人说这或许是因为长期的悲情与不安造成的。十多年前我的三星客户就告诉我:我们韩国要崛起了,三星手机要推出,韩流要来了。韩国电影明星,歌星和电视连续剧很快风靡国内外,国家出钱出力发展娱乐事业,全民认同,对本国品牌深感骄傲和自豪。每个企业都互相借力合作,把韩流推出去。韩星充当手机代言人,同时也提供其他企业发展的机会,环环相扣。企业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互相合作,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大韩精神吧。姑且不论韩国品牌如三星、现代或LG等财团的财团文化之利弊,我想背后一股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才是是推动企业不服输的动力。

关于精英制度的思考

锦坤:新加坡与韩国有一个非常不同之处,首先至今我们依然强调权威,认定权威不可动摇,若动摇社会就会乱,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其次,我们的精英制度也与别国不同。在外国,譬如香港李嘉诚,我们尊崇他是一位企业界精英,因为他是李嘉诚,有310亿美元身家,成功了,有目共睹,所以称他为精英。韩国朴槿惠、美国克林顿,在未竞选总统前,对不起,是谁呀!经过奋斗成就了总统,当然是精英了。人家定义精英是表现给我看,我服了你。新加坡则不然。我认识你,你的成绩顶呱呱,你是精英,在这样的制度内,百中挑一,99人会觉得不公平:还没开赛就说你的球打得最好,你一定跑第一。精英制度须重新制定,不论你是否奖学金得主,都必须在同样大学毕业水平上做给我们看,不存在一条特别规定好的路,让奖学金得主走。必须有这么一条路让大家平等竞争,赢得光彩,输得心服。这样的比赛竞争规则,国人才会产生参与感、归属感和忠诚度。

少芬:从思考模式和学术背景相近的圈子,如公务员体系或军队等挑选精英,看似最为保险,其实风险很大。因为这是在镜子中找人。太平盛世当然没有问题,但碰到重大考验时刻问题就来了,因为非常时刻得仰赖智者的随机应变。眼下平步青云的所谓精英,有多少是经过试炼和考验的?我觉得所谓精英的标准,如锦坤所说,须重新定位。我们要的不是指定式精英,不能因为他进过剑桥,拿过1st Class Honours,在政府体系做过什么职位做过什么长官,就圈定这人就是精英。这些人或许熟悉体系的体制和运作,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很好的执行者,并非就一定是有远大愿景和大智慧的领导者。

尾声:商而优则思

在思想碰撞中,时间的流失,换来了深度思维、文化盛宴。咖啡都冷了,可无人在意。短短两个半小时,凝聚了面前三人的素养与睿智。或侃侃而谈,或旁敲侧击,或观察入微。笔不尽意,可想而知。锦坤畅谈文化的社会功能、宪法精神、媒体开放和精英制度等课题、文淳对新加坡的定位、思考矛盾、谨小慎微、不敢担当,英语的买办角色、主流媒体的不痛不痒有精辟的见解。少芬对出小钱助文化而不为的有钱人深感不解。她说:“殊不知出钱出力,积少成多,足以改变文化生态。假如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想拍一部电影或纪录片等,大家给他一点支援就上来了。帮助艺文活动,有时只差那么一点,若能永续经营下去,就要有民间的力量。在国外,看到许多私人企业成功之后,都很有良知地回馈社会。我们要有更多有识之士,当年陈嘉庚、陈六使大气非凡,为文化而出大钱,令人敬仰。”

时不待人,我们站了起来,准备告别。女主人热情未减,找个理想的位置,把美好的记忆用照相机记录下来。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思、思而优则文、文而优则通”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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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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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思、思而优则文、文而优则通” — 我是华文D,想不出这句话有什么必然的道理。

    尤其是这句话:“…当年陈嘉庚、陈六使大气非凡,为文化而出大钱,令人敬仰。”这样说话其实已经亵渎了伟人,不是吗?“尊敬”的是“人”还是“钱”呢?

    况且,说到底,陈嘉庚、陈六使大义凛然,为的是中华民族。这里头虽然有“文化”的一份,却大有不同 — 因为民族是根是本,文化只是“民族”的“表象”罢了。

    根本都没有了。还来谈“表象”,虽然语多中肯,过不了“政治画地为牢”这一关,只能是夸夸其谈罢了。

    和鄞义林、林宝音比较起来,我看到了鲁迅的聪明人的影子。

    花非花

    六月 25, 2014 at 4:56 下午

  2. 回到这篇,Ivan Heng的评论说明,没有了母语教育,丢失了母语文化能够带来的深厚。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中年一代的文化水平只达到了二、三流。

    leafyoung

    一月 28, 2015 at 12:1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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