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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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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201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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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的言行跟其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其言行是其心态的反映。其心态又和早期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本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李光耀的言行,便能一清二楚了。

李光耀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译文刊于六月二十八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无新鲜之处。一个九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老调重弹呢?这样的文章要是发表在新加坡倒是有作用的,因为可以一再重申他的语言政策是先知卓见,可是,这样的话题对美国人并无意义,因为美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考虑英语会不会被取代。

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光耀的心态很有帮助,因为反映出他内心的两点忧虑:

其一,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二,他担心有一天,英语被取代了,华文教育又再回来。

在了解李光耀的言行、思维、政策之前,先了解他此前的生活背景和心态。

在李光耀以往的岁月中,经历了四个语言时期:

李光耀出生在一个峇峇人的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也就是峇峇话。这是一种马来话和闽南话混合的语言,而以马来话为主,所以是马来话的一种方言。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中,以闽南人为多。这些移民学马来话时,难免参杂自己的家乡话。这就是峇峇话的来源。

虽然峇峇话是闽南人起始的,其他非闽南人如:广府、潮州、客家、海南,也都接受,成为大家与马来人及印度人沟通的语言。

峇峇人把子弟送进英文学校就读。这第二代峇峇人学说英语。他们所说的英语也是带峇峇腔调的,就是峇峇英语。这些会说英语的峇峇人成为学校里的英文老师后,峇峇英语便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这就是现在常常听说的“新加坡英语”。

虽然峇峇英语并不高明,但是,这样的英语却是峇峇子弟在学校的“第一语言”,并成为他们日后的“工作语言”,让他们可以直接和英国人打交道,成为买办集团,发家致富。

靠英语发达起来的峇峇“富二代”,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自恃英语而养成傲慢自大的心态。

中国人对这些傲慢自大的峇峇人,也嗤之以鼻,互相看不起。中国人之中,有些经商务农而致富,超过了峇峇人,更造成中国人与峇峇人之间的敌视与仇恨。

因为峇峇人的富二代是以英语起家的,而峇峇话却是马来话,所以往往不以此为荣。他们更常说英语,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正因此,李光耀在往后的岁月里,绝口不提他的母语,只在自传中一笔带过。

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话,但峇峇话并不是他上学后的“第一语言”。他的 “第一语言”是英语,也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工作语言”。李光耀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峇峇英语。

由于李光耀的母语是峇峇话,他所说的英语很自然的带峇峇腔。虽然他在剑桥读书那几年,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腔调,却始终无法掩饰他的峇峇腔。他写英文时,当然可以学英国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天分极强的人。他写英文的能力虽然比一般受华文教育的人强,但并无突出的个人风格,也欠缺文采。他毕竟不是泰戈尔,也不是丘吉尔。纳吉说的英语就比他强,无论发音、节奏、语调,都胜过他。只是纳吉是马来人,是他所看不起的。

尽管李光耀说英语带峇峇腔,他在面对非受英文教育的人时,始终自恃其英文而自高自大。他继承了峇峇人对非我族类的怨恨心理,加上他先天嚣张而又自私自利的本性(见《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以致成为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在掌权之后,很自然的独尊英语,消灭了所有马来文、印度文、中文学校,只准办英文学校。

李光耀早年的生活背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个难解的英语情结。这对他日后从政造成巨大影响。

一个人的母语,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一生之中,至为重要,就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李光耀的母语本是峇峇马来话,但是,为了实利,他弃之如草芥,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即使为了选票而把孩子送进华校,仍然一家全说英语。这是他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造成的。

就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牢握政权之后,强迫所有华人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华文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体系就这样被销毁。

他不仅销毁华文学校,也销毁了马来文和印度文的学校。他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习惯生活。他要所有的人都重功利,轻情义。他所塑造的新加坡社会便正是如此。

在他的第二个时期中,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有更可怕的表露。

1941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后约三年零六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奠定他对权力的观念,施政的手段。通过李光耀的回忆片段,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本性(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佛士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莱佛士书院是李光耀的母校。他的母校被日军轰炸了,他并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只是听到爆炸声感到害怕而已。他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情义。这在他后来掌权之后,更加明显。

1972年,李光耀把莱佛士书院搬走,随后拆掉,让出地方来建旅店和购物商场。他显然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感情,就像她当初抛弃自己的母语一样。

莱佛士书院在1823年创立,是新加坡第一间书院,校舍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最不应该拆掉。虽然其地皮值钱,亦应保留。旅馆和商场可以建在别的地方。跟莱佛士书院紧邻的圣尼格拉女校、莱佛士酒店、圣约瑟书院、公教中学、道南小学等古雅建筑都得到保留,为何单单拆掉莱佛士书院?更何况莱佛士书院是他的母校。真不可理喻!是不是他当初就读莱佛士书院时有不好的记忆,非得拆掉不可呢?单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这种本性导致他日后强迫别人改变母语,封闭别人的母校而不当一回事。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政权转换了。这给李光耀带来机会。在他的母校被日本皇军轰炸的时候,他不禁“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他当时心里必定在盘算着如何在新政权的管制下,升官发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功学日文。他回忆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五章):

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峇峇人原本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皇家华人”,就读英文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英军溃败后,李光耀赶紧看风使舵,投靠日本人。他把英文抛开一边,正如他前此抛开自己的母语一样,下定决心学日文,为日本皇军服务,以日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我的主人”日本天皇,唱《君之代》的赞歌。

他用了三个月苦学日文,考试及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认真学过华文。他学华文学了五十多年,至今还是不及格。这反映出他重视日文远超过华文的心态。即使是在七十年后回想陈年往事,他仍然不忘诋毁华文: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

日文是世上最难学的语文。单是字母就有五十个,而且分两套。“片假名”和“平假名”并不仅仅是“楷书”和“草书”的区别,而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片假名用来标外来语音,平假名用来标日语音。所用汉字每一个都有几个读音。按照日语音来读,叫“训读”,按照汉字原本读音来读,叫“音读”。这音读的音又随当初传入日本的时间而异。大约六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吴音”,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汉音”,宋朝以后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唐音”。

日文有两套字母,又有汉字,每一个汉字又有几个读音,是最难学的语文,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日文容易学,而李光耀偏偏说“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他并不是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他要是真的觉得日文较华文容易学,那是因为他是有目的而学日文,肯下苦功,所以考试及格。他从来都不曾认真学习过华文,只是想学“讲华语”,所以学了大半辈子都学不好。他从不忘记故意诋毁华文,为自己的语言政策辩解。

他认为华文难学的原因是因为华文有“四声”。他大概不知道,离开新加坡不远的邻国,泰国、越南、缅甸的语言都是有声调的。这几个国家的语文也难学吗?他对语文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却常常以专家自居,说孤陋寡闻的话。这一点,他百年不变,虽风烛残年而仍不忘随时随地诋毁华文。

李光耀学了日文后,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日文更进步了,便为新主人,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这时候,日文是他的“第一语文”,也是“工作语文”。在李光耀的观念中,工作语文远比母语重要。因此,日文在他的一生中,远比华文重要,华文从来都不是他的“第一语文”,更不是“工作语文”,只是“选票语文”,偶尔讲几句来拉选票。

他给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见《李光耀事不关己不劳心》,刊新加坡文献馆)。

由于他的本性重功利,轻情义,他并不认为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是可耻的事。他完全无视汉奸的罪名,只求一时功利。他掌权之后,就以这样的观念来教导新加坡的下一代,导致新加坡人成为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战后他从不说一句谴责日本侵略的话,为什么他担心日本的人口老化而向日本献计献策,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偏袒日本。日本在他心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给日本人服务,对他还有更重要的影响(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学习日本皇军的残暴手段,了解权力的重要,日后当政时,就用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人送入监牢,残酷虐待,借此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威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逼迫服从,以达到统治的目的。日本皇军是他的老师。他称赞皇军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1965年以后,他要所有新加坡学生和军人,天天念“信约”,宣誓效忠,就是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他的教育政策只有一个目的:“要人们服从”,接受他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他绝没想到,今天最反对他的人,就是天天念他的“信约”,信誓旦旦的年轻一代。

1945年,正当李光耀投靠日本人,为皇军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李光耀又急急忙忙看风使舵,投入英国人的怀抱。在得到另一个叫陈崇秋的汉奸的帮助,到英国读书(见《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

这是李光耀的第三个语言时期。他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又变成了英语,用回第一个时期的语言。这在他无需多大改变,只是效忠的对象由“日本天皇”改为英国国王,所唱赞歌由《君之代》再改为《天佑吾王》。

这个时期的语言改变,在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在这方面已经验丰富。

第一期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还来不及跻身买办集团,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打垮了。现在英国人回来了,他便趁机倒入英国人的怀抱,为日后掌权铺路。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经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实行他在日治时期学到的利用权力的手段。这在他个人是福,在新加坡老百姓是祸。他一上台就展现权力,迫害反对的人,就如皇军以杀人为乐一样。他对权力极度迷恋,即使九十高龄的今天,已经没有精力出席国会,却仍然当国会议员,死抓住权力不放,生怕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遗弃,甚至于被清算。

权力,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英语,是他追求权力的工具。他在这个时期获得的政治权力,让他变为更加疯狂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好景不长,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太阳渐渐日落西山,无法维持海外的军事基地。

1963年,在撤回老家之前,把几块殖民地组成马来西亚。这是英国人恶毒的计划。

李光耀按照英国人的意指,依据英国人制定的《内部治安法令》,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无期监禁,残酷虐待。这是他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暴虐管治手段。

就因为他的手段毒辣,赢得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John Tyndall (1934–2005)的赞赏。他曾经说过,他最崇拜三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马来西亚组成后,李光耀又面对语言问题。

马来西亚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马来语。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马来话,但只能用在市井交谈,在官方的场合不管用。他坚持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他要当马来西亚的总理(首相)。这导致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见《李光耀的摆平政治思维》,刊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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