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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比﹕新加坡大酒店 · 真系你想住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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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蕙芸    2015-4-19
http://news.mingpao.com/pns/双城比﹕新加坡大酒店 · 真系你想住慨地方

有一刻,我觉得新加坡是天堂。它的东岸公园有条延绵十多公里的单车径,只需几十港元,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错的单车,沿着绿草如茵的海边飞驰。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烧烤、玩滑板、缓步跑。政府规划之贴心,令人赞叹。夸张点说,即使你闭着眼踩车也不会发生意外,因为行人、汽车、单车仔细分隔,稍有危险的地方都用油漆标志。作为一个香港人,对于这种政府的细心关怀,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我躺在树荫下,享受着海风。这一刻,我放松得很,我确信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城市”,即使这里很僻静,即使我一个单身女子,也不担心有贼人,因为这里是新加坡,罪犯要面对打藤甚至死刑。我想起《李光耀回忆录》里说过,严刑峻法让城市变得安全,似乎几有道理。我开始明白,点解这个比香港更小的岛国,连年被选为“宜居城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危机四伏的单车径,开始羡慕起新加坡来。

然而,我对新加坡的好感,却止于此。

不少港人羡慕新加坡公屋,这里有八成人住公屋,二百多万港元便能拥有千尺,香港人听到恨得牙痒痒。于是我到访最出名的“豪宅组屋”Pinnacle@Duxton。七十岁的居民李伯,拖着小狗跟我谈了一个小时。李伯说,他们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个户口,里面的钱要用在医疗、买屋和退休,加上他的成年儿子是严重伤残人士,经济压力不小。令我意外是,不少星洲人反过来羡慕香港:“你们有最低工资、有失业综援、公立医院近乎免费,我们却没有”。

原来,新加坡也有穷人。曾著书研究星洲国民认同的澳洲麦觉理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Velayutham接受我的电邮访问,他说,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企业管理、公共房屋做得不错,常吸引外国专家来考察。然而,光鲜现代的房屋里却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单亲妈妈、残疾人士:“若你说新加坡成功,你要问这‘传奇’对哪种人最有利?这里有不少百万富翁、大量跨国公司,他们享受低税率,但弱势社群却得到很少支援”。BBC去年报道,新加坡有逾十万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穷富差距在先进国家中,仅次于香港。

“党”给你房屋投它一票

令我隐隐不安是,执政党身影出现得太频繁,渗入生活每一角落。新加坡媒体人李慧敏在著作《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提到,自幼已认识“人民行动党”,因为幼稚园也是党设立的。在组屋我见过一间高挂PAP牌子(人民行动党缩写)的幼稚园,幼儿穿着校服,心口绣有该党“闪电”标志。几岁大的小朋友,自小穿着政党衣服上学,让我觉得有点不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几十年主导新加坡,“政党=国家”是常态。学者Velayutham说,新加坡选举特色是,国民认同建基于物质条件上,“党”给你房屋、教育,国民就觉得要继续投票给它,基本上,“国家”和“党”是分不开的。

在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刚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览,前来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我细阅馆内展示的几百张卡片。我发现,这位“国父”在人民心中,并非留下什么伟大的思想,而是建设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位Thulasy Ram写道:“李总理你给了生活所需,食物和住屋,保障我们的安全。”一位Jasmine Ang写道﹕“李总理你的传奇是﹕干净的食水,建立组屋,让路边种满翠绿的树。”学者Velayutham说,新加坡国民身分认同,是一种挂钩在物质生活的“功利”关系。前总理吴作楝也曾公开表示,担心国民与政府只讲金唔讲心,把新加坡当作“酒店”而不是一个“家”:“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run,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学者Velayutham指出,造成今日局面,和政府管治手法有关,因为政府鼓励国民“被动享受福利”,不是成为“主动关注社会的公民”。

在新加坡,想关心社会,却不跟随执政党主旋律会如何?我从市中心坐了一个小时巴士,去探望反对党领袖徐顺全,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诽谤至破产,并因示威入狱。当我按地址找到党总部,一道木门上只有一个号码。我问,为什么门口连招牌也没有,徐尴尬地说:“业主肯租这单位给我们,已好好心,但他却说挂招牌出来不方便。”当PAP的标志无处不在,反对党连门牌也不敢挂。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几十年来,执政的也是人民行动党,徐的政党打正旗号以“人权、自由”作号召,更被边缘化,不少新加坡人说﹕“讲西方的人权自由,新加坡人觉得太抽象,没有共鸣。”

fine city “你肯定无人偷听?”

某天我在餐厅吃东西,一位侍应大叔知道我来自香港,瞪大眼用Singlish说:“Hong Kong has a lot of ‘蒲test听’(protesting), very scary。”(香港有很多示威,很骇人)。新加坡人常把“害怕”挂在嘴边。李光耀在自传里说,从日治时代里见识到“严惩”、“让人不寒而栗”是有效的统治手法(《李光耀回忆录》上册P.92)。我和新加坡人闲谈,常感到一种焦虑。当谈及政治,大家就变成惊弓之鸟,会东张西望,疑神疑鬼,神色紧张问﹕“你肯定无人偷听?”

渐渐,我觉得小岛空气里飘浮着一种诡异的郁闷,我不认为新加坡人“本质上”如此,我更相信国民性格是学习回来。因为大家都知,在新加坡行差踏错就会被罚。新加坡人自称“fine city”(罚则之都),规管多多,不准吃香口胶不准夜晚在户外饮酒。但更大问题是精神上的禁区。耶鲁大学教授Jim Sleeper形容:“李光耀最出名是,用冗长细致的‘卡夫卡式’法律手段去阻碍言论自由。”就好像那条规划得完善的单车径一样,国民在行为和思维上,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径上,一有偏差不是被罚就会被批评为搞乱社会。

“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

一个新加坡中年汉看到香港雨伞运动的片段后,尴尬地苦笑,他承认,新加坡人觉得香港人“有点蠢”,明知无成果都去做,他反问我﹕“有乜用吖?在新加坡搞示威,通通go to jail。”老一辈都记得,八十年代,二十多社运人士在“光谱行动”中被指为“共产党员”以国家安全法毋须审讯被拘捕;十年前,新加坡人在一个名为Sintercom的网页评论时政,浏览人数多就被指为“政治媒体”需要登记,主事人唯有结束网站;近日,十六岁少年Amos Yee批评李光耀的视频见光后转眼便被拘捕。

在新加坡,唯一可以“合法示威”的地方芳林公园,这里划出了六千平方米的范围,还竖立一个牌写住“Speakers’ Corner”。使用规矩也多:外国人不能参加,只限星洲居民使用,而且要事先申请。有人带我去参观,我看到这个只及维园足球场五分一面积的地方,忽然觉得香港原来尚算自由。相比起这细小的公园,我们还可以在大街大巷游行。在新加坡,几千人参加的已算是“大型示威”;当他们知道香港有几十万人上街,中文大学曾举行万人罢课,均表现震惊。

在星洲的大学,读“揾钱”的实用科目最热门,星政府自知文科较弱,便邀请美国名牌“耶鲁大学”来星设分校,主攻人文学科,却惹来美国母校教授群起反对,担心自由风气不保,拖累“耶鲁个招牌”。果然,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NUS成立只三年,校方拟在课堂播放一套关于星洲流亡异见人士的纪录片To Singapore, with Love,但电影已被官方媒体发展局以“破坏国家安全”为由全国禁播,学校一度向政府拿“批文”,然而导演陈彬彬却不赞成大学“低调播放”,担心此举会营造一种“恍似有自由”的错觉,最后Yale-NUS放弃播放该电影。

短片太多 Singlish遭禁播

不少学者指出,新加坡人连如何说话,也被规管。当地人说的英语例如“No good lah!”,被戏称为“Singlish”,虽然文法不标准,但包含了华文及马拉文影响,深富本土特色。有新加坡创作人以Singlish拍摄电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宣传短片却未能通过新加坡广播管理局审查,被指为“过度使用Singlish”。学者Velayutham指,星政府视Singlish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错误语文”,反映官方只考虑经济利益,以工具思维打压本土文化,让新加坡人思维变得死板,缺乏创意。

Velayutham分析,“星洲人纵有不满,但他们倾向相信政府的说法,认为一旦‘在政治上开放就会令新加坡灭亡’。他们担心会牺牲安逸生活,唯有犬儒地服从。当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国的示威,不会觉得是‘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权利’,而是觉得有对社会有害,敬而远之,于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觉悟和文化创意上的发展都被窒碍。”

去年底雨伞运动期间,Velayutham曾来港作学术交流,并去过金钟和旺角占领区考察,他鼓励港人不要妄自菲薄﹕“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因为她是细小独立的国家。基本上,除了曾经同是英国殖民地之外,香港和星洲没什么共通点。当你说要学习新加坡,你要知道她为‘成功故事’付出了什么代价。当新加坡走上‘功利主义’和‘对异见者零容忍’这条路,香港即使在九七回归后,仍保持着抗争精神。在新加坡,学生连在公共地方高举示威牌都不敢;但在香港,我却看到学生在占领运动中的团结精神和勇气,令我印象深刻。”

别再叫香港学新加坡了

未去新加坡之前,我好奇,不明白为何常有人说,“香港要学新加坡”,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评香港﹕“再争拗下去,香港就会落后畀新加坡啦”。到访彼邦之后,我反而觉得,香港有很多东西更可贵,是新加坡学也学不来的。新加坡虽然空气清新,街道整洁,居所宽敞,但思想空间却狭隘,精神领域令人窒息。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学新加坡的人说﹕放过香港吧,别再叫香港学新加坡了。

若香港真的学新加坡,已故“鬼才”黄沾咸湿抵死的创作、许冠杰讽刺时弊的歌曲,周星驰的无厘头演技,肯定没法通过审查;若香港学新加坡,唱作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歌曲的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应该会坐牢了。如果香港学新加坡,大学就没有集会,雨伞运动更是天方夜谈。或许,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事实上,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星洲化”,向传媒发律师信、向学术自由开刀、有人说要立“国安法”。其实,那些“达官贵人”想香港向新加坡学习,潜台词是,把我们困在“Maslow金字塔”最低层,给你一间组屋,你在里面“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用物质塞住你个口,大家就不敢“渴望心中富有”,像新加坡人一样,无奈也好、甘心情愿也好,总之就要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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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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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还没听过有新加坡人 羡慕香港:“你们有最低工资、有失业综援、公立医院近乎免费,我们却没有”。别吹。

    taybh

    四月 21, 2015 at 2:59 下午

  2. “别再叫香港学新加坡了”。
    要学就学,不学就不学。干嘛在那里闹别扭。

    假如在香港挤在那超小的小房里很舒服的话,请carry on。

    taybh

    四月 21, 2015 at 3:12 下午

  3. 有多少个新加坡人是关心政治的? 除了享乐和科技外,其他莫不关心。 也没有“权力”去关心!
    会说香港“有最低工资、有失业综援、公立医院近乎免费” 都是比较有国际观的人。 其余都是犬儒心态居多。周遭的人没说不出奇,物以类聚嘛!

    除了HDB组屋,新加坡还有什么可以让香港借鉴?哈哈!

    香港还是有很大片土地未开发,全部都聚在一起作针毯式发展。大财团偏向建发水楼! 关键是香港政府要不要建更多的公屋,并不是香港真的没地方建。居者有其屋,特区政府还不如英国人。。。。 如果香港还是小圈子选举,肯定政策是偏向财团和阿爷。

    fairnation

    四月 22, 2015 at 10:17 上午

  4. 在下曾住在香港多年,在下就喜歡香港,二十幾年來天涯海角就不住新加坡。說完。

    Adam Lee (@adamcylee)

    四月 22, 2015 at 11:2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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