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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脸谱的敌人:“修正”修正主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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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5-4-27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427/

林清祥是不是马共对新加坡后来的政治发展,乃至于对林清祥本人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与作用。我认为“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马共”的问题,应该休止在他本人最后作出的声明。官方论述长期的指控与追问,动辄提出来激辩一番,无疑是一种政治霸凌;但如果修正主义学者仅以抵死不认或全面否认作为回应,将历史的复杂性与幽深二元化,何尝不是另一种叙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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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丧刚过,一本试图要修正修正历史主义的书 “Original Sin?”: Revising Revisionist Critique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2015)办了新书推介,作者Kumar Ramakrishna(上图)的书写机动在于修正近日修正主义学者对新加坡建国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孔莉莎(Hung Lysa)、覃炳鑫(Thum Ping Tjin)和罗家成(Loh Kah Seng)等人主导的“修正派”(Alternates)正在建构一个“新新加坡史”(New Singapore History),要来替代现有的主流历史论述。他们以1963年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和社阵领袖林清祥的政治魅力为主轴,力陈是次大逮捕是政治迫害,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原罪”,从此改变了新加坡历史的取径。

“马共”不可避免地再度成为关键字。这事大可以从去年《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被禁映谈起。其时媒体发展管理局审查该片后订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级别,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此举没有必要。不过政府随即作出最高规格的回应,总理李显龙指马共以武装暴力夺权是已无异议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马共就是“原罪”。

去年12月初,傅树介医生在“新曼得拉”(New Mandala)网站发表评论Singapore’s “Battle for Merger” Revisited,引起新加坡驻澳洲最高专员Burhan Gafoor的长篇回应,两人一来一往地交锋,林清祥是不是马共之辩占据不小篇幅。此时总理李显龙在脸书分享了他在国家图书馆参观题为“争取合并的斗争”展览所拍摄的照片,一张是林清祥的亲笔文件,另一张是署名“王明”的“共产党学习小组”文件。他指两者笔迹相同,以此指控“王明”即林清祥,则林清祥即马共无疑。

差不多同期间又有“反共标志”的设置。政府去年底在滨海湾公园竖立了一面碑墙,纪念那些在反共斗争中丧生的平民和战士。今年1月中,总理李显龙再度在脸书上载了相关照片,指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及前马共否认这个历史事实,乃不尊重那些为新加坡的自由而战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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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共话语指控林清祥

经此密集的动作之后,Kumar以学者的身份,以“修正”而非对话或驳斥之姿进行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回应。但就其参考材料言,这似乎不是单独创作。文 中大量引用以中文书写的马共/左派当事人叙述,而这些资料多作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使用,用马共的话来证成林清祥就是马共。

然而马共对于大部份新加坡群众而言是已经没有任何经验及知识的存在,反而因为这段期间的议论往还才意识到它在建国史上有所争议。马共不再是国家安全威胁,而且在人民行动党版本的建国史册里,它已经“被打败”了,那么这个“失败了”的武装夺权斗争不断被提出,层级之高及至总理亲身下海,势必有其作用。

马共的剩余价值在于它作为凝聚全国团结的“共同敌人”,可以为李光耀的政治铁腕背书,维护他生前身后的一致性。由于胜利者的叙事版本太成功,马共的脸谱日渐模糊,不为人记忆。如今强人病逝,继承者并未面对到转型正义的压力,因此不但历史叙事空间未有松动或进一步开放,反而在收紧和压缩,加大力度贯彻污名。

没有脸谱的“共同敌人”欠缺说服力,死咬着林清祥是很高明的手段。没有其他人作为马共比林清祥作为马共更有效抵销他的政治光环了:他是最理想的有脸谱的“敌人”。

随手拈来的例证:某日我才坐上的士,司机不知讲到甚么突然骂起政府,说现在的人都不懂历史,新加坡不只有“某个人”,大家都忘了林清祥!我接着说,没有忘,很多人都记得他,怀念他,只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没有机会接触那段历史。司机见我竟然接得上话,反而止住话题。这是许多吃过暗亏受过伤害的老一辈的反应,在敌友未明之前,自律和多疑机制自动启动。但这已经说明,林清祥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有头有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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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AsiaOne.com

时代青年自主投身运动

林清如(上图)在其回忆录《我的黑白青春》(2014)也力持一贯的立场,否认自我和林清祥的马共身份。书中附录了林清祥生前所写的《〈答问〉遗稿片段》,也在许多地方就李光耀的指控作出纠正和澄清。林清祥自承“自己响应时代号召,毅然加入了抗英队伍而非亲英队伍感到自豪”,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当时的理想是为摆脱英国人统治,为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而林清如也表示他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投身群众运动,是很自然的选择,不需要任何人特别指使。”

这是许多同时代人的共同经历。事实上咬定抗英同盟无助于坐实林清祥即马共的指控。如果我们细读文献就不难发现,抗英同盟是一个年轻的、不断犯错的地下组织,1957年因自身的运作瓶颈而停摆。抗英同盟在发展和吸收新员方面最重大的守则就是保持严密,严禁横向联系,但发展和保密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执行起来相当困难。由于组织规范繁多但约束力低,故而也常发生上下失联的情况,又因层层考察和试探耗时良久,也必须放弃未通过考验的不适任者,更进一步加宽严密的缺口。因此参加抗英同盟而后转进而成共产党员抑或中途脱离,是有可进退的。林清祥的进退,在其〈答问遗稿片段有一段话或可透露端倪:“1955年12月28日马共已于华玲与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会谈,在林清祥看来,这意味着马共在大退却,也许当时不那么明确,但会知道,若大后方都在退却,难道孤岛上的新加坡反要来场大反攻吗!”

林清祥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并不需要这个地下组织加持。他的政治信仰和他是否共产党员以及倘若他取得政权后是否建立共产政府是不能就此挂勾的。要修正修正主义历史的官方学者再怎么细致深入,能拿出的“证据”都不出林清祥自承的抗英同盟盟员的范畴。倒是马共方面暗示林清祥为“无证”党员,以避免发生问题时有证物落入敌手,着实帮助了政府及其御用学者找到“铁证”。

林清祥经历多年的牢狱之后,身体和精神所承受的磨难都超过他能负荷的范围。流放英国多年后复归,他身心所受的创伤尚未真正疗愈,此后再未涉足政治。事实上就后见之明,林清祥是不是马共对新加坡后来的政治发展,乃至于对林清祥本人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与作用。我认为“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马共”的问题,应该休止在他本人最后作出的声明。官方论述长期的指控与追问,动辄提出来激辩一番,无疑是一种政治霸凌;但如果修正主义学者仅以抵死不认或全面否认作为回应,将历史的复杂性与幽深二元化,何尝不是另一种叙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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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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