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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中华学术中心“华语电影节”海报

中华学术中心“华语电影节”海报

问: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虽然成立不到三年,但在中华文化推广和学术研究方面却已经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前您也提到中心有一定的局限性,您是否可以更具体地作出说明呢?

郭:前面提到了,我们在经费方面并不充裕,不少研究项目,还希望能得到相关机构的赞助。此外,新跃大学原是以成人教育为主,中文专业到目前还没有全日制的学生。中文师资方面,全职的老师也很少,因此,我们很难像国大、南大那样开展学术研究。一些传统的研究项目,如中国历史、哲学,包括儒家的学说等,我们的研究力量显然不足。当然,我们也尽可能扬长避短,譬如,我们关注电影,关注流行文化,关注本土和区域的华社和华商的个案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做一些本地民间机构可能较难推动,同时也是本地大学较少涉及的文化课题。这样,新跃中华文化中心自身的学术定位和研究特色就渐渐形成了。

学术研究:甘为边缘人

问:郭教授,您最初的教育背景是在台湾学习传媒的,但您的学术轨迹似乎又有不少的越轨和跨界。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学术研究的大略轨迹?

郭:的确,我大学在台湾的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修新闻传媒,后来去美国就转向社会学了。到了博士阶段基本偏重家庭和语言社会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的华族移民,主要是台湾去美国的华族留学和移民家庭的双语学习和双语教育的情形。这样的研究课题,过去和现在都比较偏门,研究者并不多。当时的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或许是注意到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和双语教育相关,大概也正需要我这样的研究背景的讲师,所以邀请我到华盛顿新加坡驻美大使馆面谈。1973年我就应聘到新加坡大学执教。从那以后,一直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到现在。

问: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您是一个“边缘人”,来新加坡这么久了,您仍然感觉自己是“边缘人”吗?

郭:即便现在,我还是常常有“边缘人”的感觉。在我看来,“边缘人”并非一个具有负面意涵的表述。人活在世上,周遭会有很多很多的“圈子”,可能我生活中的某个圈子,因为我参与程度较深,或者因为我是主导,在这个小圈子里,我是一个中心。但总体看,我生活的大环境是在中西文化交互的新加坡,是在新加坡的大的学术圈子里,我个人生活轨迹从台湾,美国,再到新加坡,我思考的课题兼跨传媒、文化、语言、社会,如此种种,使得我常常处在边缘的位置,并以边缘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各种学术的问题。

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学界思潮大趋势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从结构到解构,学术界内“中心”和“边缘”的边界也日渐模糊,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和转变也更趋频密。很可能一个时期的“边缘”,不久就会演化为“次中心”,甚至“中心”,我们也都随着这些互动、演变而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漂移。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学者,立于“边缘”位置,采用“边缘”视角可能是一大学术优势。所以,我乐于做边缘人,也甘于做一位边缘人。

华族文化:边缘与中心解构与重构

问:文化也有“中心”与“边缘”之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20世纪之前,世界相对封闭,各地、各国人民流动和迁移不是很经常,中华文化就基本局限于所谓的“神州大地”。但现在,华族移居世界各地,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数量加速增长。新加坡说到底也是一个移民为主的国家,而且以华族为主,您怎么看待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在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位置呢?

郭:要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心、边缘,还是次中心,现在的世界文化格局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些思考。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已千年有余,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华人在他乡异地落户聚居,进而组成以地缘、血缘、以至于业缘、神缘为基础的社团。这些形式和种类不尽相同的社团和会馆,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华人社会内部的重要支柱。华社领袖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移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不仅是华社的领导,常常还是各地华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正是这样,早期移民的华族在移居地艰苦创业,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更进一步在移居地的大环境中从“边缘”逐步过渡到“中心”。

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看来,这种在移居地本土“中心化”的进程是明显的,有迹可寻的。从文化层面看,可能相对不那么明显。我们可以从“文化中华”的大视野里来看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这里提出的“文化中华”有别于杜维明教授早年所提出来的“文化中国”概念。我认为,以“中华”取代“中国”,既可在地理上超越疆域,在理解上也可以避免对政治文字符号的误读,同时也涵盖了中华民族在海内外的千年历史底蕴。此外“文化中华”也呼应了当下全球化的大趋势。全球化带来了“中心——边缘”的解构,也促使相应“中心——边缘”的再结构(或重构)。

无论是解构还是再结构,重点是:所谓的“中心”其定位越来越开放多元,其边界越来越模糊流动,所谓“边缘”,实则越来越呈现其本土和自主特色。如此“中心——边缘”重构的现象,在“离散族裔”(diaspora)中——尤其是海外华人身上特别明显:因为与家乡故国渐行渐远,终究选择认同本土;在立足移居地的当下,边缘不再是边缘,而是具有华族文化本色但兼有本土个性的新中心。只有具备这种多元、有容乃大的文化个性,才能让源自于华夏文明(神州)的华族社群,培养出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文化视野,并以各自的内涵、形态和特色来展现多元的“文化中华”性格。所以,当下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虽然根自于华夏文明,但它已经开始具有自身的“本土性”色彩。

个人的文化烙印与语言观

郭振羽教授部分著述

郭振羽教授部分著述

问:谢谢您从学术的高度非常理性地厘清了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同大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您在大陆出生,在台湾完成大学教育,之后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期,到1973年定居新加坡至今。您的人生轨迹不可谓不广,而您的学术疆域也同样阔大。现在,您主导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以推广华族的学术和文化为己任,您是否也可以比较感性地谈谈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最能给您烙下“华族”的印记呢?

郭:的确我早年的生活轨迹多少有点“漂泊”。从基本的文化认知,或者自己最初的“历史感”来看,我觉得还是在台湾所接受的教育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台湾教育的民族性很强,非常突出华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国文就是中国的国文,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中国的文化。由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我对所谓国家和政治的认同看得比较淡,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认同。

在文化上,我一方面接受全球化开放多元的大趋势,自诩自己的视野是国际化的,包容的,超越国界;另一方面,我同时也肯定自己对中华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却绝非沙文主义。同样重要的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欣赏,二者之间并无矛盾。我对文化和历史的认知在台湾成长的岁月里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到现在,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可能深刻一些了,也更能体会到它的复杂性,但最顽固的中华“烙印”在台湾生活和求学时期就已经深深打上了。

问:谢谢郭教授非常坦诚和个性的分享!就我了解,您很早就关注新加坡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对这一课题的思考之深,关注之久,探讨之广,在新加坡少人能及。大约40年前您就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从社会学的观点论新加坡的语言》,开始探讨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您当时为何会那么关注新加坡的语言问题?

郭:您竟然还能找到我将近40年前的论文,让我吃惊,也让我感动。前面说到了,因为我对语言社会学的兴趣,促使我来到新加坡大学教书。来新加坡前,我虽然关注双语家庭和双语教育,但那时的研究对象是从台湾去美国的移民家庭,我对新加坡的了解并不多,大略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处理好种族和谐并不容易,也对李光耀先生治理国家的强势策略和政府的清廉形象有所耳闻,知道新加坡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大概就是我1973年来新加坡前对新加坡的认知。来新加坡后,发现这里的语文和语言环境相当复杂,所以很快就对这里的语言和族群产生了研究兴趣。大学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我很快就上手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问:从华族语言看,上世纪70年代的语言环境到现在发生的最主要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可以说,新加坡华族的语言环境已经变得没有以前复杂了呢?

郭:新加坡立国至今,语言环境一直在改变。从华族和华语的角度,如果要指出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变,我想最明显的应该是方言的没落;其次是英语强势发展,继续在公共领域和职场扮演主要语言的角色;其三,应该是华语的普及。虽然不断有人抱怨本土华文水准下降,但现在,新加坡社会对华文华语的接受程度愈来愈高,这也是不争之事实。整体上看,因为方言的淡出,华族的语言之争眼下就主要体现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在我看,英、华其实也谈不上是“争”了,因为大多数的华族对于英文的的主流地位,基本上已经接受了。大家也明白双语的重要,知道同时学好两语是一种优势。政府一直以来也倡导双语,鼓励华族学生学好母语,因此,现在新加坡华族的语言环境相对就比较单纯了。

问:您之前从社会语言学的立场,把华语和方言分隔开来,譬如,您认为上世纪70年代福建话就是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之外的第五种主要语言。对您这样的语言观,您现在还坚持吗?还是您已经可以做些修正?

郭:因为方言的没落,现在的情形肯定不一样了。至于方言应不应该让它没落,那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政府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确定了“讲华语运动”的政策,目标非常明晰,成效也相当显着。我之前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界定新加坡的主要语言。

我们都知道,40年前,方言非常普及,特别是福建话,是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不管是职场,还是商场,更不用说小摊贩,他们要么讲福建话,要么能听懂一些福建话,甚至我们的一些异族同胞,如马来人和印度人都能听和说少量的福建方言,可见当时福建话的影响之大,所以,福建话完全符合社会语言学的“主要语言”的标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方言可以抗衡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福建话在新加坡几乎快要成为历史语言了。

问:有些论者认为,方言的没落是导致新加坡华族对华族文化价值观越来越隔阂的重要原因,不知郭教授您是怎么看方言与华族传统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

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在不少场合多次表示过,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而且,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太过“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郭: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在不少场合多次表示过,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而且,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太过“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虽然这样,我不认为方言的没落会直接割裂新加坡华族与华族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通过现在通用的华语华文,我们一样能汲取华族文化的精髓,一样能传承华族文化。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现在讲华语运动已经取得了成功,政府可以适时地灵活地处理方言问题。

早在1996年,我担任“华语电视咨询委员会”主席,在年度报告中就曾建议在内容及艺术表现的基础上,可以逐步、适度放宽方言禁令。但是有关方面并不认同,认为方言的解禁会影响华语的学习。过了几年,2003年,我担任“电视广播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在年度报告中,再次强调方言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少听不懂华语的老年人对方言有需求,有亲切感。在不影响推广华语运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逐步增加方言节目,让我们的电视节目更多姿多彩。讲华语运动其实已经相当成功了,要是还有问题,那与方言无关,现在讲华语运动针对的对象已是英语社群。结果有关当局仍然没有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问:郭教授,您是学者,对社会学和语言学有深入的研究,从1973年来新加坡工作定居算起,都41年了。我想知道,依您的观察,新加坡这40多年来,华文和华族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大略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过程呢?是逐步上升?是日渐式微?还是变化不大?

郭:四十年,放在大历史里,只是弹指一挥间。新加坡还年轻,华语和华族文化在新加坡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四十年对个人来说,是大半辈子的光阴。就我个人的感觉,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整体和长期看,是向上提升的,但是期间经历的过程,却是坎坷辛酸的。记得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1973年),那时的所谓“华校生”和“英校生”是相当隔阂的,完全是两个群体,不仅泾渭分明,甚至还壁垒森严。他们都在自己的“圈子”里生活,很少相互交往,最多只是通过一些能懂双语的“中间人”(broker)才有少量的互动。“英校生”相对有较强的优越感,在政界,在职场,他们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但从文化的层面看,华校源流的学生有其优势,成就更大。当时比较活跃的文化人,包括许多优秀作家、艺术家多是华校生,比较少读到本土华族用英文创作的文学作品。

到现在,随着中国大陆的政经地位的上升,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互动频密,商贸总量不断攀高,我想,从政府到民间,从政要到平民,从华族到友族,大家都看到了华文的重要性,也都明白掌握双语,了解中西文化的重要性。到今天,我觉得华、英之间的隔阂减少了,能用华英两种语言沟通的人群扩大了,华语不但取代方言,走入“巴刹”,也在商界、政界中,成为双语双文化的“精华”人士采用的沟通语言。

文化推手: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问:除了您主导的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新加坡还有不少推广和弘扬华族文化的学术或非官方机构和社团?您如何看待它们和政府的关系?它们的“可作为之处”,还有它们的局限性。

郭:的确,新加坡有不少民间机构和社团都致力于推广华族文化。这些非官方的机构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民间机构,特别是各种会馆,它们在推广华族文化方面有自己的传统,不少机构都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可以自行规划安排各种同自己族群相关的节庆和文化交流活动,政府通常也不会干预。

这些机构在华族文化的推广上已经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努力向年轻一代传承自己族群的风俗人情,向他们灌输传统价值观念。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政府在民族文化推广上必须有全盘考量。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人社团、会馆等等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自身的力量,做一些政府都没法达成的工作,譬如福建、潮州等会馆不仅资助会馆所属的学校,而且还经常组织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的新加坡人返乡访祖。此外,譬如潮州会馆举办潮州文化节,譬如怡和轩和醉花林经常举办高端讲座,华助会经常筹款帮助华族的一些弱势群体,资助一些推广华族文化的活动。再譬如“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资助一些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出版。

这些工作,政府当然可以做,也做了不少,但政府得考虑各族间的平衡,要统一规划预算,不能偏重任何一个民族。而我们的华族社团,就少了这些包袱,完全可以尽己所能,为华族文化出钱出力。所以,我始终认为,华族社团在推广华族文化方面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大有作为。

至于说局限性,现在新加坡的华人社团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延揽人才,特别是吸引年轻一代参与社团工作。如果没有好的人才来规划各种工作,社团的活动就不能具备高的水准,推广华族文化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再就是,年轻一代对自己“原乡”的概念越来越隔膜,方言不会讲了,甚至有些年轻社员连华语也不会讲,只能讲英文,今后,会馆的工作语言也可能变成英文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如何有效地推广华族文化?此外,不同社团之间的合作,也很重要,如何打破壁垒,通力合作,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策划高质量的项目,组织高水准的活动,这也是现在的新加坡华族社团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期望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

问:前不久,我参加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奠基仪式。我记得宗乡总会蔡天宝会长在致辞中特别提到您是当时策划“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筹委会主席。是否请您谈谈成立这样一个中心的初衷?此外,李显龙总理在国庆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并亲自出席了该中心的奠基仪式。您觉得政府会希望借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来整合华社资源,使华社的各项工作走向“体制化”吗?

郭:我是参与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初期筹备工作。宗乡总会倡议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它的确看到了当下推广华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然也意识到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从宏观的高度来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政府当然也有它的意图;政府支持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显示对华族文化的重视,期待这样的一个中心能更好地整合新加坡的华社资源,更好地策动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的推广。至于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成立后,是否会使华社文化工作走向“体制化”,我个人觉得,这也许就是一种趋势,是有可能的。我们回顾当年“宗乡总会”的成立,它的意图显然也是要协调整合各个会馆的资源,使得会馆的各项工作更加有章可循,更加体制化。

问:但是,任何事物如果太过规范化了,是不是就会造成活力的丧失呢?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不少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都认为须有乱世方可出英雄,也只有在适度的“混乱”状况下,文化才会蓬勃发展。不知郭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的确,文化需要多元,或者您说的“混乱”的土壤。从中国文化史看,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样是政权频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大批个性迥异,才华特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我个人相信,“水至清则无鱼”,政府有必要给本地文化发展适度的引导,但不可以管制得太具体,也必须给本土文化一定的“混沌”空间。

郭:“乱”与“治”是相辅相成,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就是对决策者智慧的考验了。的确,文化需要多元,或者您说的“混乱”的土壤。从中国文化史看,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样是政权频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大批个性迥异,才华特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

我个人相信,“水至清则无鱼”,政府有必要给本地文化发展适度的引导,但不可以管制得太具体,也必须给本土文化一定的“混沌”空间。我觉得政府的决策层也明白这样的道理,早前就注意到,对国家管治太过精细,对老百姓照顾得过于周到,这样会不利于国民创新思维的开拓,也束缚了国民的手脚,使他们失去了敢于冒险的精神,客观上造成了新加坡人“墨守成规”、“缺乏创意”、“怕事怕输”的心态。与此同时,年轻的一代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能善用新媒体争取更大言论空间,抗拒来自政府的诸种限制。而执政党经过2011年大选失利的经验之后,也开始调整政策,容许民间公民社会更多的参与。至于调整的步伐是不是够快,自由化的程度是不是够深,各方有不同的解读,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新媒体和新移民的文化冲击

问:谈到新媒体,我再回到华族文化的推广上来。现在,新加坡的年青人都热衷高科技,都玩新媒体。我们注意到,新加坡最热门的新媒体方式,譬如facebook,采用的是英文平台,现在,新加坡的年青人,包括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在使用新媒体时,更习惯于用英文进行交流,这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华文的推广带来不利影响呢?

郭:这的确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现在新媒体的不少平台都是英文的,或者是采用英文更方便。新加坡的年青人本来就英文不弱,加上英文的输入相对快捷,比较方便,因此,年轻人之间的facebook和sms互动都采用英文,这也无可厚非。现在英文如此强势,我觉得这种趋势短期内几乎是不可逆转。至于说这种趋势对年青人的华文的学习和掌握会不会产生负面作用,我想,负面作用肯定是有的,但会到怎样的程度,尚待观察。但是,也有一些教育机构充分利用新媒体来推广华文,效果也不错。这样看来,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我们怎么去有效地利用它了。

问:从上世纪90年代,新移民大批来到新加坡,包括不少母语是华语的中港台的新移民。您是怎样看新移民对新加坡华语和华族文化的影响呢?

郭:人口和移民,是新加坡正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人口的结构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定型都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虽然新加坡政府不断鼓励国人多生育,但效果并不理想,人口出生率仍然偏低,不能维持人口更替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如果不引进新移民,不仅人口数量会开始逐年减少,而且人口的老年化进程也会加快。

现在,新加坡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拿各种工作准证的流动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另外的70%是公民和永久居民。而公民中也有相当大比例的新移民。研究人口的学者常提到一种所谓的“科威特现象”,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科威特外来人口比例太大,到伊拉克入侵时,科威特几乎变成空城了。当然,以科威特现象来比照新加坡并不妥当,因为新加坡有先进的国防,也有组织严谨训练有素的军人,万一有外敌来侵,当不至于不堪一击。整体而言,90年代之后新移民大量增加,虽然有利于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人口结构的常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加坡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有它持续作为移民社会的特殊国情,新加坡本土文化将会是动态的,持续激荡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依我看来,在很长一个时期,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将会是既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又不断受到外来因素冲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鲜活多姿,让人期待。

我们都知道,本土文化的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定型的。最近二、三十年来,大量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中港台的以华语为母语的新移民来到新加坡,对新加坡华族的文化景观不免有所冲击。

一方面,大量华族新移民来自于大中华文化圈,有助于提升华族文化发展。从华族文化的角度看,新移民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新加坡当下的华文文学创作和华族文化推广的生力军。他们的加入,让本土的华文景观变得更有活力,也更加斑斓多彩。但同时,毕竟新加坡的华族脱离原居地有一段时期了,而且,正慢慢地积淀并形成自己的华族文化的特质,和新移民的文化理念和作风不免存在差异。如果处理得当,新旧文化和新旧移民可以相辅相成,碰撞出灿烂的火花,让新加坡的文化更为多彩多姿。反之,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本土人士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那样的话,反倒不利于本土华文和华族文化的成长,也不利于本土华族文化的推广。

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并立是客观存在的,也需要有识之士用心周旋,协调这两股力量,减少二者之间矛盾,融合他们的正能量,一起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振兴而合力前进。就我看,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新移民对新加坡本土华族文化发展的正能量,应该更好地协助他们融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问:谢谢郭教授对新移民与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精辟论述。我们的时间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是否能请您简单地谈谈到底什么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郭:正如我前面提到,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新加坡自身的文化传统,包括华族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在积累、沉淀和演进之中。经过过去将近两百年的发展,经历来自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多元族群和文化的互动和融汇,新加坡文化(包括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经呈现自身的特色和特征。然而,由于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有它持续作为移民社会的特殊国情,新加坡本土文化将会是动态的,持续激荡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依我看来,在很长一个时期,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将会是既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又不断受到外来因素冲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鲜活多姿,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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