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评说李光耀功过

with one comment

萧亭林(台湾自由撰稿人)    2015-5
明报月刊 2015年5月号

国际地位的确立与经济上的持续成功,是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功勋与成就最主要的两方面,这两方面的成功也辐射到其他细微的领域;对华语文的打压和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是李光耀负面评价的两个主要方面,其辐射所及,包括必须高压控制媒体、工会、商界等社会团体,结果则是新加坡公民社会萎靡不振,人们社会意识极低。

二十一世纪过了十几年,如果世界政坛还有强人,非刚刚离世的李光耀莫属。随着他走完九十一岁的人生,其国内政治强权的典型吿一段落,而放眼当世,崛起于上世纪中叶混沌时局的强人身影,在网际网络和社交媒体轻易粉碎官方宣传手段的今日,几乎可以肯定已难以再现。

李光耀在新加坡从一九五九年执政出任总理,到一九九〇年卸任总理,转任资政到二〇一一年,屹立政坛长达五十二年,而即使退出内阁后,他的影响力仍因为长子李显龙担任总理而继续辐射全国。

因此要谈论李光耀的功过是非,不能不考虑其超过半世纪政治生涯的辐射范围,包括其内阁与儿子的整个时代。也就是说,即便是内阁其他成员所做的决定,都可以相信其中含有李光耀政治思想的影响。

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李光耀病逝的消息传出之后,新加坡这个只有七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小岛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特别是邻近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纷纷出动媒体前往采访。其中大部分的媒体记者都注意到吊唁李光耀的包括中美日韩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等重要国家的领袖,对新加坡来说,这正是李光耀的主要成就之一:外交分量。

作为东西方的认识桥梁

Lee Kuan Yew fist

李光耀明白,新加坡的生存必须仰赖国际的支持。

我们谈论一个人的功过,自然是以其对本国人的立场而言,尤其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国,她在国际享有的高知名度,是李光耀留下的重要资产。

李光耀在独立之前就明白新加坡的生存必须仰赖国际的支持,于是积极吸引英语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由于他成功摆平全国工会,大量减少工潮的发生,因此得到跨国企业的信任,在建国之初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投资设厂,解决了就业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化解了当时容易滋生社会不满的高失业率。

大量的外来投资不仅解决就业和温饱问题,也因为环境的快速改善,花园城市的名声也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李光耀凭借他和内阁成员一口流利的英语,不断奔走于冷战时期的西方国家,除了考察学习人家的优点,也游说西方国家给予新加坡各方面的支持,包括防卫、经济和科技。他多次造访美国,由于剑桥大学法律训练的卓越说服力,迅速在美国政坛获得外国领袖难得的影响力,对越战等关系到东南亚的事务,他的分析深受多位美国政要的信任以及认真对待。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对他更加推崇备至,两人深交半世纪,基辛格在吊唁文中直接以“伟人”称呼李光耀。

李光耀的华人血统使他在西方领袖面前具有说服力,即便他在中年以前对中国文化和事务其实了解不多,但留学欧洲的背景使他认识共产主义,后来积极结交蒋经国,又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政治关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他频密访问毛泽东和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开启了对中国问题全面理解的门径。与此同时,他骨子里西方文化与制度的熏陶,则使他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领导人面前,分析国际形势和趋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分量,也更加奠定他作为西方与东方认识桥梁的地位。

这种对东西方的交互理解与体会过程,随着李光耀执政与在位时间的延长而得以持续积累,没有任何国家领袖拥有这样的经验和机会,而且他充分享受这种经验,这是李光耀独特的一面,也是他在国际事务上具有一言九鼎地位的原因,即便他所领导的只是弹丸之地。

国际地位与经济成功的影响

但仅仅是李光耀个人经验丰富的因素不足以使新加坡成为世界闻名的城市国家,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持续发展与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经历多次经济衰退与转型,从一个单纯的转口贸易商港和制造业经济体,逐步改变为今日集炼油、金融、旅游、贸易、电子等多元化的经济体,强化了经济的体制,新加坡元币值坚挺,人均收入持续攀高,毕业生和专业人士待遇也逐年增加,傲视亚洲,这在亚太多个经济体持续陷入停滞的时代,特别引人羡慕,也引起多方探讨其成功的原因。

国际地位的确立与经济上的持续成功,是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功勋与成就最主要的两方面。

当然这两方面的成功也辐射到其他细微的领域,例如经济成就的一环是旅游业与航空业,而要做好这些方面,新加坡航空公司与机场必须特别杰出,花园城市要进一步确立,由于是以一国之力经营一个城市,资源丰沛,国内许多看得见的、微小的地方都做得很精致,包括园林、马路、住宅区设施、区域规划等等,这些又反过来体现了城市管理的优质,也为到访的旅人留下深刻印象。新加坡也因此成为城市管理的典范,当地南洋理工大学开设“市长班”,多年来吸引了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的官员持续前往进修取经,靠的就是这些经验与理论的积累。

必须强调的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很多城市管理的工作可能就无法顺利开展,或者不断改进,这是了解新加坡必须体会的一点。

政府有力引进和保留人才

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使得政府有能力引进和保留优质的人才,包括每年颁发各种奖学金,以大量金钱资助优秀学生前往世界最好的学府深造,回国对政府部门作出贡献。新加坡公务员待遇极高,越到管理层级越是生活优渥,其要求的代价就是付出脑力与积极任事,虽然近年来一些领域频频出现纰漏,但大致上的硬体设施和管理机能都还维持不错的状态,这是政府有效的一个表征。

因此,文官体制具有高度竞争力也可以被视为李光耀的成就,但其实它需要持续的经济成长去支持,很多国家政府越来越了解这一点,就是公务员待遇无法提升,将逐步侵蚀其积极性与创造力,吸引不到优秀人才,久而久之整体的国家或城市行政体制将面临松动崩坏。

李光耀去世,一星期内前往全岛各地致哀的民众,官方估计超过一百五十万,约等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总数接近一半,这是极其可观也很客观的讯息,显示他所建立的政府还没有出现溃烂到民众无法忍受的地步,因而受到那么多人的感念。

新加坡成功代价:轻母语

谈论李光耀成就的人,若深入了解新加坡,不免要问:她所付出的代价是必须的吗?

什么代价?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领域。

Lee Kuan Yew funeral

3月29日,李光耀举行国葬,市民沿途夹道送别。

其一是语文。李光耀在治国方面的很多决策,其实是基于个人经验而做出的判断。六七十年代,他在国际上没有太多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其中至今备受诟病的就是语文政策。新加坡曾是南洋地区中华语文的重镇,建国之前的很长时间,中国文化人往来频繁,落户者也不少,信手拈来的例子包括老舍、郁达夫、弘一大师、丘菽园等。

今年庆祝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的怡和轩,由著名华商陈嘉庚、陈六使等创办,是早期的华社领袖俱乐部,却也是南来文人必到的社团,其大厅所挂陈嘉庚画像,正是出自徐悲鸿之手。

英国人治下的新加坡,已经具有国际都会的格局,国际交通便利,东西文化荟萃鼎盛,除了中国文人,欧美和印度文人也常到此逗留。文风炽热不逊于赤道阳光,这是吸引文化人留驻的原因。

在这么多这么深厚的文化基础上,李光耀建国之初却决定年轻一代语文的学习必须重英文而轻母语。他在回忆录中坦承,一个人要有效运用两种语文,智商必须达到一百一十以上,三种语文则必须在一百二十五以上。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这一叙述不免显得傲慢,因为他与儿子李显龙都通英华和马来三种语文,但他忽略了在马来西亚,就有大量这样的华人,这说明什么呢?

李光耀把学习两种语文说成极其困难的事情,形成一种论述,教育部也据此多次降低学校母语(主要是华文)的程度,背后不为人知的理由中,甚至曾经包括高官子女不想面对华文考试。

由于反对声音微弱不堪,数十年下来成为事实,今天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已经无法挽回。教育政策所导引出来的结果是致命的,官方政策对于就业所需的语文也产生倾斜,社会大众清楚知道英文好可以有好工作,华文好则未必,在课业的应付上自然也偏颇。除了语文本身,文史内涵更是全面浅薄化,数量极少的大众传媒因应社会的程度,也不断降低本身语文水平,久而久之,整体的语文环境崩解于无形之中。这是今日新加坡华文水平低落的主要缘由。

南洋大学与陈六使

李光耀对语文的态度不仅出于政治与个人需要,他对文化也是如此。史学家余英时最近在李光耀去世的评述中就透露,他八十年代受邀去新加坡研究传授儒家计划,很快便发现自己和李光耀的分歧:“他把儒家伦理当做一个工程来处理,他讲伦理是没有文化背景文化意识在后头。他看重两种力量,一是政治力量,组织社会,二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生活提高。”他说:“他对文化本身没有真正懂得尊重。”

然则了解早期历史的人士更相信,李光耀对华文华语的憎恶源自他与华校生的交手过程,他在回忆录中多次直接间接把华校生与共产党或者左派划上等号。受教育不多的陈六使主导南洋大学的创办,使整个东南亚接受华文教育者有了升学的出路,避免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也可以省下大笔留学费用。

陈六使

陈六使被李光耀吊销公民权,至今没有获平反。

然而民办的南大,独立与倾向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精神,却让英文教育出身的执政者李光耀深觉难以掌控,南大生与陈六使对他的不敬和不满也使他一开始就决心拔除这个眼中钉。他行文中一再强调自己若掌控不了南大将造成共产党的渗透,后来的一些研究则指出当时英国政府有迹象开始转向与陈六使和左翼政党人士林清祥等来往,使他深恐被英国抛弃,坚定必须采取行动铲除对手。

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自己如何精心安排-在一九六〇年委任一个委员会提出报吿书,“让第一批南大毕业生完全没有被政府承认和雇用的希望”,为了避免政治上“人们难以接受”,“决定必须让少数南大毕业生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但是级别比马来亚大学毕业生来得低”。

一九六三年大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意外大胜,以三十七席对十三席打败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李光耀在大选成绩揭晓的隔天就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陈至今没有获平反。从南大创办到一九六。年代后期,政府多次进入校园逮捕、搜索和镇压学生,直到七十年代,李光耀政府逐步全面控制南大,终于在一九八〇年完全关闭。

这段历史被散布全球一万多个南大毕业生耿耿于怀,但权力傲慢的李光耀没有在生前解开这一个结,李显龙政府去年甚至大规模重印父亲当时的言论集,寓意重申李光耀版本的历史正当性,以抵挡民间越来越多的反面评论。

“宁可人怕我,不要人敬我”

李光耀的第二个负面评价莫过于他对民主体制的否定。他从未公开否定,但也从未肯定民主体制。然而长期对反对党和异议人士的打压,可以肯定他不相信民主与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他推崇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相信权力必须依靠威吓手段建立,有名言“宁可人怕我,不要人敬我”。

于是他取得权力后历经多年清洗媒体,终于整合为两大集团,并且修改法律让官方代表可以在媒体控股公司中,随时掌握足够投票优势,左右公司决策。这是他对民主社会掌控舆论的领悟,但其手法是经由法律条文的架构去达成,而不是赤裸裸的暴力或破坏性干预。就像他多次控告外国媒体诽谤一样,以企业盈利的角度掐住媒体公司的命脉,迫使其臣服与低头。

民主社会干扰执政的除了媒体,还有反对党,于是李光耀多次控吿具有威胁性的反对党人士,通过司法手段,使其付出巨额罚款,甚至破产、坐牢,其中代表包括已故的惹耶勒南,以及今日民主党领袖徐顺全,不愿面对此迫害的只能流亡,例如萧添寿、邓亮洪等等都因参加竞选而被迫流亡。这些人都不是早期所谓共产党,是政治异议人士,但李光耀通过妖魔化的手法,称他们为政治骗子,或沙文主义者,罪名不堪一击。然而他们都不愿与李光耀对簿公堂,正是因为对政权下的司法没有信心。箫添寿曾是副总检察长,深谙法律,仍需放弃司法逃亡,李光耀治下的司法公正,可想而知。

谢太宝是世界被关最久的政治犯

在早期以共产党之名大肆抓捕左翼和华文教育背景反对者(最主要是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之后,李光耀又在一九八七年以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抓捕二十几个异议人士。这些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背后原因复杂,但从没有人讲得清楚,这些人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抓,不需审讯可以一直关押,很多人被关了很长时间,没有确凿证据,政府也不予起诉,最终莫名其妙出来后,物是人非,家破人亡,错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身体与精神都受到极大的破坏。至今世界上被关最久的政治犯就出于新加坡,叫谢太宝,现居欧洲。他被关押和软禁长达三十二年比曼德拉还久。官方往往要求被捕者自行承认罪名,一些不堪折腾者出卖了朋友,换取重新生活,一些坚持不低头的,像林清祥以及光谱行动者,则完全成了没有交代的牢狱之灾。

而执行逮捕行动的内安局高官,事后都被赋予极佳的回报。这是李光耀利用公权力惩罚异议者的手段。郁郁而终的惹耶勒南生前多次要求废除英国人留下的内安法,却被政府否定,至今官方仍认为共产党威胁虽然消失,但仍有新的恐怖主义,不考虑废除。

李光耀的葬礼欧洲国家集体缺席,可以视为对其人权纪录的表态。

对华语文的打压和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是李光耀负面评价的两个主要方面,其辐射所及,包括必须高压控制媒体、工会、商界等社会团体,结果则是新加坡公民社会萎靡不振,人们社会意识极低。后李光耀时代,长期被压抑的反对党人才雕零,社会建构仍需大力依靠政府,或者这也是李光耀所乐意看见的,人民始终离不开他的政府。

相关链接:

功过之外——独裁者李光耀的另一面

Advertisements

一条回应

Subscribe to comments with RSS.

  1. […] 评说李光耀功过 […]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