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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and Rebellion 时代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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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ice 摄影:刘玉梅 部分图片:getty images, 受访者提供      2015-9-9
http://mpweekly.com/17998-struggle-and-rebellion-时代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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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物的故事,就没有国家历史。在五十年的大叙事下,艺术家的路是怎样走来?与国家同步经过历史起伏,人的故事,往往才是一地的艺术土壤。艺术家的选择与遭遇,他们见证历史发展对社会、个人、内心碰撞,正是艺术作品中人文价值的所在。他们的需求,难道不就是一地艺术的诉求?是以,他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等同于一地艺术的生命。几位在新加坡举足轻重的艺术家,即使不能代表整体,但至少代表不可或缺的真实。

华文文学的火光 英培安

草根书室创办人是作家英培安,他是少有为香港读者认识的新加坡文学作家。一开口,是纯正流利的广东话。他说,已经很少讲了。家中刚好有师傅来修厨房水管,他跟人家聊起,就问他从哪里来。对那一代人,还是有祖籍的概念。

“当年华校生被压制,他们在今天已变得恐惧。”

最后的方言

“电视台已没有方言好多年了。”他的新作品中有六分一到七分一是广东话的。叙述用华语,但其中的老人家,办粤剧等,讲说话都用广东话。三十年代很多人来新加坡做粤剧,马师曾也在此住过,梁醒波从前就是新加坡的老倌。

他说书中没说这些,不过今天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了,看见我们就提一提。“未禁(方言)前电视是广东话的,所以我才可以说得这样流利。看《网中人》、《变色龙》等香港电视剧,八十年代还是有的。”他曾任新加坡丽的呼声粤剧组编剧,新加坡丽的呼声有英语、粤语等不同方言的节目,不少从香港带过去。

激越的七十年代

英培安形容七十年代的自己是激进的,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不少,“七十年代开办草根,之前开过一间叫前卫,卖了给也喜欢做书店的人,但不到两年就又卖了。”英培安后来开办草根书店,书店出入人多,当中有地下组织的。“突然一晚拘捕了五十多人,把我也关进去了。”在几十来呎的牢房中,一张木床,关了四个月,当时是1978年。“我人较孤僻,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团体,独来独往的。”

警察也找不到任何证据,三十日后,一名警官跟他说:“今天出去了。”就换了衫,上了车,他心想:“怎么这么简单就出去了?”原来根据当时内安法,三十日内找不到证据就要放人,所以当天要放他。车子到门口掉转头,警官说:“但我们上头不想放你,所以我们根据内安法release and rearrest。” 如是者几次后找不到证据还是放了。“那些定了罪的签了悔过书,放出来后会替他们找工作。我放出来后什么都没有说,反而找不到工作了。”被政府拘留几个月,本来丽的呼声要请他写处境喜剧,但电视台是政府的,结果批不下来,就没有工作了。《南洋商报》的老板赏识,邀请他写专栏,才做起半职作家。

南洋的骚动

这样的经历,触发他书写2000年出版的小说《骚动》:“新加坡五十年代发生过很重要的学生运动,像你们的雨伞运动。当时我不过是小学生,后来写现代诗接触的是自由民主的思想。”

五六十年代,战后的英殖民政府为遏止马共势力,针对华民学校更改校制,引发一波又一波罢校学潮。不需公开审讯的国安法也在当时订立,但那是仍可以公开示威的年代。“我访问了一些当时中学生,有参加过这阵学潮的人,现在都比我老,已七十多岁,但现在还是有恐惧。我觉得那段历史好重要,以此为背景,但我站在客观的角度创作。”作品中以爱国反殖之名参与新加坡学运的一代华校生,却形容六四学生运动为暴动,因而引起争执。“当年华校生被压制,他们在今天已变得恐惧。今天反对政府的,反而是接受英语教育的一代,也有互联网接触外面的世界,像早前的Amos Yee。那是令人心痛的事件,英文报纸有登过消息,但中文报纸却回避过去。”

干枯的日子

八十年代为逃避政治打压,英培安旅居香港,一度羡慕香港的二楼书店,回新加坡后他在三楼重开草根书室:“当时我想不用怕,早上可写专栏,传真了过去香港,中午一时多才开店。还有《明报》小说版,本来开了一栏,但经营书店实在分身不暇,就推掉了。编辑很生气,我后来也觉得好可惜。”草根出版中文书,他以家中为地址。

他刚搬了家,但从前出版的书本都包起来放在一角,“那些书是替人家出的,他们也许有一天要找起来。 ” 草根出版的第三本诗集《日常生活》,其中1974年写的《哀伤的儿歌》正值民办中文报纸一家一家要关闭,后来都归政府管理。“《南洋商报》关门时,《星洲日报》应该反对。但他们只觉得少一个对手。后来把《星洲》跟《南洋》合并成《联合早报》,再变成《联合晚报》,到今天的《联合报》是政府的,最高层是退休部长。”

失落的华文

国家艺术理事会成立后,他第一本申请资助出版的剧作《爱情故事》内容涉及同性恋题材。最后资助遭拒,大概是规范化的信件说是因为作品水平不够。同年,他却获得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文化奖。后来他的作品尽量在台湾出版,当地接受了才回到新加坡出。“香港现在倒是很少人愿意出版文学,更何况是外地人的作品。”

谈到中文文学在新加坡的状况,他并不乐观。“新加坡自从八十年代起教育开始制度改变,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关闭。现在双语教育以英语为主,新一代即使会讲华语,但兴趣是英文。因为华文由小学开始只要求及格,但水平可以很低。现在更未必要及格都可升大学,所以要求其实是更低了。”一直以来新加坡看书的人不多,读华文文学的更少,草根一直经营不易。英培安本打算关门了事,有几位老顾客不舍,顶让下来。“卖给了他们,我收了够还数的钱就好了,经营中文书店不易。他们现在装修得很美,像小诚品,只是草根的合伙感觉跟从前不一样,也离开了。”英培安说。

孤寂与执着

访问前没多久,英培安的癌症复发。他不便外出,但也欣然接受了访问。见面时他看起来精神爽利,讲话方式比一般在新加坡遇上的人都要刚正硬朗。

养病期间同时埋首长篇小说,新作《画室》书写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以及生命垂危的孤寂。有说年轻导演准备要改编此作拍成电影。他自己则对文艺圈的发展没有刻意关注,但这次谈话间对新加坡甚至香港的社会动态仍清楚关注。一路走来都是艰难的路,英培安在谈笑间轻轻带过,最严峻的日子,还是没有令他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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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也像
每一个大人们
热心地,要在早上细读新闻
你才惊觉
最后一份报纸
多年以前
已经死了。

于是你真正懂得哭了
而你只能
张着你干枯的
干枯的眼睛笑。

《哀伤的儿歌》节录,1974年

相关链接:

有灵魂的人 陈赞浩(Tan Tarn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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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0, 2015 在 3:56 下午

2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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