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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光年——在狮城,关于历史系入学面试的两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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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易叡(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医学伦理及人文学部助理教授,曾任教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     2015-9-18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9/盛夏光年——在狮城,关于历史系入学面试的两三事.html

金禧年的新加坡,雨季似乎结束得慢了些。五月初的天气逐渐干燥,气温也到达一年之中的最顶点。

考季同时也是烤季,大学最耗电的季节。学校里的大型讲堂、体育馆、建物大厅全被布置为冷气飕飕的考场。

班上的学生正在冷气房里振笔疾书,身为老师的我们也没闲着。月初便收到了行政秘书的来信,每位老师大约会被分配到十几到二十个考生。任务是在一段期限之中负责联络到这些学生或者他们的家长,邀请他们来参加入学面试,也是升学的最后一关。

新加坡的升学是标准的科举制度,从小到大有考不完的试和程度分流的筛选机制。学生从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毕业到衔接高等教育之间,会空出大约半年的时间。有人趁机出国度假,有人趁机打工。原因是如果不趁这个时候玩玩,之后紧凑而制式的升学和职场升等系统大概也不容许你有一刻喘息的机会。

在竞争激烈的南洋小岛,有机会上大学的人不到三成。其中还能跨过两所公立大学(新加坡国大和南洋理工)面试门槛的,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可以算是佼佼者。在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学,能够被邀请参加面试,几乎已经到了最后一关。系上交代说,面试生的成绩(尤其是历史科)如果已经到达某个标准,又已经录取国大,那么如果面试表现不是太差,就几乎笃定过关。

面试的过程其实并不困难,评选的机制其实也相当简单。学生们多数已经身经百战,通过了好几次的升学筛选,接获面试通知的孩子们都落在同一个成绩组距里,资质大同小异。如果这个组距的程度中上,面试的目的充其量就只是确认学生们之前所通过的筛选机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意外。

三五天下来,逐渐感到这份杂工的枯燥。其实并非由于他们的资质相近,而是每小时的面谈感觉几乎都一样。了无新意的作答,却夹带着不知来自何处的自信。自信的背后则隐约又透露着更深远的惶惑。

标准问答

不少学生趁着高中毕业,在衔接大学教育之前的半年趁机打工转点小钱,因此不少人在大学前就开始累积工作经验。可惜这段经验累积的过程也不会太久。学生告诉我说,这纯粹是因为学制的关系。绝少人听过、知道甚至肯尝试游荡一年,也就所谓的休假年 (gap year)。他们说要是浪费了这一年,和同龄阶层的竞争力就会削弱大半。

推门进来的女孩们多数蓄着一头俐落的直发,脸上扑着略微超龄的上班妆。男孩们大多把一边头发剃得极短,另一边留长,抹上厚厚的发蜡,梳得整整齐齐。这是时下最“hip”的发型:undercut。当中许多人带着牙箍,似乎已经开始为日后的“门面”做足准备。一边端详着他们,我一边纳闷着,是什么样的驱力让他们变得如此相像。

“谈谈你自己吧!”

“我成长于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在学生一成不变的自陈里,不难感受家庭尤其是父母对他们生涯规划决定性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却绝少提及父母的期望。但是被问及自己想读什么,或未来想做什么的时候,李光耀父母亲巨大的阴影便迅速笼罩了过来。有个女学生的妈妈在面试的过程中一直躲在我研究室的门后。面试的过程中,女孩说话频频发抖,不断地往后脑勺处看,似乎在提防着母亲的介入,连我都能感受她巨大阴影的恫吓。

“为什么想读历史呢?”

“因为对历史有兴趣,但我更想读的是公共政策。”这所已经排到世界年轻大学榜首的亚洲高等学府,在成立之初是没有人文社会科系的,原因是李光耀觉得在南洋大学的原址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势必又会培养出一堆造反的人政府想要把它发展为工程科学的重点大学。[1]

已经不在目前校址内的南洋大学牌楼(作者拍摄)

但当新加坡猛然意识到想要跻身世界顶大,必须转型为综合研究型大学时,人文却得便顺势开办。我任教的历史系开办三年不到,学校又马上开设了公共政策主修课程,这个与实务经验关联更密切的科系马上受到爸爸妈妈学生们的青睐。他们深信孩子自己从这实用学科毕业之后可以迅速找到铁饭碗。他们对历史真的有兴趣吗?我再追问孩子们最近读的历史书是哪一类,答案不外乎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的东南亚。稍微关心时事的会说,对伊斯兰国的崛起有兴趣

“毕业后想从事什么行业?”

“教育吧!或者是国防部。”这一题的答案明显有性别化的趋势。最近各国大学高唱的人文科学无用论,当然也延烧到了南国。学历史,若不能意识到它所训练的批判思考和析辩能力,那这门学科的确没什么用武之地。女孩们都想要当老师;男孩们多想要为军队效力。绝大部份人说不出深刻的原因,只因教育部和国防部的工作能够让他们衣食无虞。稍微有点想法的,可能会说想当记者,但新加坡在七零年代开始了严厉的媒体控管,裁撤或收编有损国家利益的报纸杂志。只剩下了国营媒体的新加坡,记者的功能并非寻求或报导事实,而是为政府抛光抹粉。孩子们其实知道这件事,但也不能多说什么。我问他们要如何实现这些愿望,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努力用功。”

无法实现的梦想

当然,也有循不同管道争取到面试机会的学生,他们想尽办法抓住升大学的机会。但去年的此时,我劝退了一个学生,严肃地请他的爸爸思考读历史是不是对他的儿子有益处。

那是个二十出头,高高瘦瘦,神气十足的男孩。和其他的大男生外表没什么两样,同样顶着一头undercut,脸上冒着几颗青春痘。我翻了翻他的资料,暗喜,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哪!这所十年前成立的艺术专科学校,目的原在培养有艺术天份的学生进入艺术界。这个学生选择不投入艺术工作而报读大学历史系,想必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吧!

在艺术学院男孩主修爵士钢琴。说起曾经在李光耀面前演奏时,眼睛透露出锐利的光芒,得意极了。但他的成绩平平,只能靠特殊艺术成就拿到面试许可。

照例,我请他谈谈为什么想要读历史,他则坦白那其实是父亲的期许。来面试之前,他已经被纽约百科里音乐院录取,但是苦无奖学金越洋求学。我问他说,没有管道可以申请奖学金吗?男孩回答我说,奖学金不是重点,重点是出路。“一个音乐家能够做什么?就算学成归国,回到新加坡能有稳定的工作吗?”他爸爸说最保险的生涯规划,就是混一张大学文凭,谋得公职。

我忍痛拒绝了男孩。原因并非他的理由不够充分,他的升学动机跟其他孩子们并无二异。而是害怕他无法胜任历史系的评量制度。

每到学期末考试结束之后,系上老师必定得集合开会,伙同系上的教务行政人员把学生的成绩调整为一个完美钟型曲线。得到A+的人数不能超过多少人、要确保大多数人落在B+区间……。教务处的规定反映了新加坡菁英任用制度 (meritocracy) 的理型。学生们毕业后的起薪和这条曲线密切相关。也因此,期中作业发还后多数学生拨电话进研究室约见面,都不是为了追问作业上的问题,而是借机打听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大概落在第几名。

复制人的模具

和台湾的课纲争议刚好相反:小岛上的学校教育从来不是一纲一本,讯息的来源也充足多元。但什么把孩子们塑造成千人一面?其实课本的作用其次,力量最大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工程。

记得刚到新加坡任教时,曾经利用开学前的几个星期,为了对新加坡有个基本样貌的理解,逛遍了岛上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新加坡国立博物馆的历史陈列着实让人惊艳不断。故事从《马来纪年》里麻六甲苏丹王国的系谱开始说起,到不同时期的移民轨迹,到十九世纪初史坦福・莱佛士 (Sir Stamford Raffles) 创建新加坡港,多媒体的呈现让人感受到策展人的处处用心。但故事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治邦到一九六五年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便成为执政党妆点政策发展史的一言堂。[2]

白衣人的反殖之路;新马统一公投;逐出联邦独立;李光耀落泪;大兴公屋;公共教育政策;用轻工业和自由贸易弥补天然资源的不足;自由市场促进了经济成长;第三世界变成了第一世界。每帧照片里都是狮城人尊敬的国父。动态影片都是国父的演说。就这样,新加坡一九六五年以降的历史一直线就说完了。

有意思的是,每学期期中作业改完之后,都得旷日废时地和学生讨论什么词汇可以用什么同义词代换。什么时候不能写as such或as per这些在新式英文里被简化的片语。在小岛上生活了一年多后才发现环绕在人们四周的语言,从政令宣导、国营报纸到商业广告,充斥的都是这种以方便沟通为目的的商业语言。要怪,似乎也不能怪学生。

但就在今年初,《海峡时报》上反常刊载了一篇呼吁重写新加坡历史之必要的评论,作者是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柯宗元。文章的开头便引用了针对一千五百位公民进行的历史意识调查: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七的人们知道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 (Operation Cold Store) 事件。[3]当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和马来亚联邦为了防止共产势力壮大,联合策动了对左翼人士的大举逮捕、关押。连这段惨烈的过去都鲜为人知,更遑论事件之前,行动党内部左右路线的恩恩怨怨,和狮城独立之后,大大小小对付政治异己的压制行动了。[4]

图2_1963年冷藏行动历史

2013年二月,历史学者藉由境外档案和口述访谈重建1963年冷藏行动历史。

新书在马来西亚付梓,在新加坡举行低调的发表会。

在学界,许多人多少知道文章作者和政府人事的裙带关系,但也因为这层防护罩,能让一个自由派学者能适时地畅所欲言。更重要的是随着李光耀时代的终结,新加坡人也逐渐领悟,该是起身改变自己未来的时刻了。许多学者们或开始检讨历史教育的争议,或者主动研究起历史教育的可能改革方式:若无法就历史的内容做更动或增减,是否能训练中学老师们如何教导学生透过一系列的思辨,自己形成一套能够用来理解历史的评判标准。[5]显然,中学生们在夹缝之中被迫快速长大,学习早熟。

只是这一切尚未发生,许多新加坡的朋友们不论从事学术或艺文工作,有的被迫离开原有的教职,有的则头也不回地负笈远洋。几位被官方定调为“另类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在国外的学术机构落脚,藉由不断的批判亲渥自己的原生国度。[6]而许多选择离开的人则认为,如果无法在喧嚣的爱国主义声中忍受孤独,或用犬儒的生活态度偷安,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一走了之。只是一旦做此决定,便永远得从外部远眺家园,无尽地追问自己的身分认同。

从小渔村到摩天大楼

我也逐渐明白在暑气蒸熏的永夏,和同样赤日炎炎的制度里,自己的角色只是一只无用的网筛,挡不住什么杂质,过滤的早已都是精盐。

今年的面试,我决定出一道题,测验学生在成绩、出路和兴趣之外,怎么看事情的发生,怎么了解这些事情被持续地利用或误用。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只有短短两部分:“李光耀资政过世之后,舆论中对于‘李先生把六零年代的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摩天大楼之城’这句话做出了正反解读,你认为这些不同意见的内容是什么?你又如何看这些意见?”问完之后,我会给面试生两分钟的时间思考。目的是让他们不要直接作答,而是想清楚,消化过曾经在报章、历史课本、街谈巷议里曾经接触过的资料,然后转化成自己的思考。

考生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果然紧张了起来。我对他们说没关系,在我的办公室里什么都可说。

大部分的孩子们《海峡时报》都回答,这句话正面的解读当然指的是李先生的贡献。而反面呢,岛国的建设不是一人的荣耀,而应归功于所有部长和政府的公私伙伴们。这大概便是小岛上解释历史最常使用的模型。探知事物的本身是一回事,而在某些事物的真实存在——包括人民自己李资政说,人应该被当成数字(digits管理)——都被彻底消弭时,维系历史记忆的凭据便只剩下国家博物馆里的领袖黑白照片、政令看板和千篇一律的演说录影了。

最后一位踏进我研究室的男孩还在军中服役。先前拨了好几通电话,也写了好几次的电子邮件,才让他从军中告假出来参加面试。

男孩的成绩是我分配到的学生组距里最不理想的。但可能已经在军队里打滚了两年,谈吐举止都比其他孩子成熟得多。他的父母来自马来西亚,但由于追求新加坡的繁华和高水准的生活方式,早早就透过工作准证举家搬迁。他对历史的着迷纯粹来自兴趣,而且是科技史。从小父亲带他到车场赛车,他仔细读了南洋理工历史系老师们的背景,知道系上正在发展跨科际的历史研究,希望以后能够用科技史的角度理解赛车。于是成绩一跨过门槛,便逮住机会取得面试资格。

他毕业之后想干嘛呢?他说想成为职业赛车手。我眼睛一亮,主修历史的赛车手啊?

和男孩聊了将近一个钟头,男孩依旧口若悬河。至于小渔村到摩天大楼这道题呢?我还没问完,他便眉头一皱,问我说:

“等等,六零年代的新加坡,是小渔村吗?”

1959年电影《空中小姐》里的新加坡风光

我最后笑着跟他说,等系上秘书的通知。

离开这所大学时,我似乎没那么悲观。一边打包收拾研究室,一边想着那些在这篇文章里,被我用横线划掉的角色们,还有在岛上的日常对话里那些不曾现身也从未被删除的影子。其实他们是知道的。在绵绵无绝的盛夏光年,总有那么一批人愿意走进温度难以控制的暗房,企图看出那些课本上、博物馆里的黑白相片是怎么冲洗的,那些人们熟悉的领袖形象是透过什么样的曝光技术固化。

在湿版上,纵使倒影模糊,他们逐渐看见了自己。

注解:

[1] 网路媒体《新国志》上有关南洋大学的文章。请按此:https://xinguozhi.wordpress.com/tag/%E5%8D%97%E6%B4%8B%E5%A4%A7%E5%AD%A6/

[2] 相反地,新加坡的艺文界则展现了持续的活力,不断挑战官方建构的国家话语。适逢新加坡独立五十年,老字号的野米 (Wildrice) 剧团就推出了由新马两地剧作家共同创作的:Another Country。请见,苏颖欣,2015,《想象另一片国土:文学、剧场及语言〉: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726/

[3] 一月底,柯宗元登在海峡时报时报上的文章,探讨重写新加坡史的必要性。Kwa Chong Guan. 2015. “A New Generation Rewrites History Doubts Singapore’s Vulnerability,” Straits Times. 30 Jan, 2015: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a-new-generation-rewrites-history-doubts-singapores-vulnerability

[4] 潘婉明,2015,〈没有脸谱的敌人:“修正”修正修正主义历史〉,《燧火评论》27 Apr 2015。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427/

[5] Loh Kah Seng and Junaidah Jaffar. 2014. “Academic Controversy and Singapore History: Context, Teachers and Subpublics,” in Mar Baildon et al. (eds.) Controversial History Education in Asian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6] 这些“另类修正主义”史学学者虽然很多在国外任职,却仍不断地在新加坡境内举办活动,例如九月中的活动:与修正主义历史学者面对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0807214605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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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2, 2015 在 9:26 下午

发表在 Uncategorized, 前事不忘,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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