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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法治”对香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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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5-9-22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921a/

权力机关所抱持的意识形态,会决定法律的功能与条文如何被诠释——或则是法律被转化成政体巩固与延伸权力的工具,或则是法律被用以限制政体权力、保障个体意志的各种自由。余澎杉案件也许是新近反思法律、政治与社会关系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特别是当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在诸如IMD世界竞争力年报等国际排名名列前矛的同时,不时有人争论新加坡是否真的具备“法治精神”。具体的说,回顾新加坡的“法治”状况,有助我们理解两点:一、政体以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形塑法律系统,这意味,“法治”状况与行政立法关系如何很有关连;二、可同称为“法治”的Rule of law与Rule by Law之间有何不同。这都有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法治”,正面临何种威胁。

此刻,“法治”是香港社会中的一个关键词,民间常提,政府官员也经常说——特别是在去年雨伞革命爆发之时。香港官员对“法治”的理解很简单,就是不守现行法例,等同“破坏法治”。

那香港中学的通识教科书,是如何介绍“法治”的呢?“守法并不等同于维持法治:一些法律可能与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因此只遵守法律以外,还要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执法机关作出监察、检讨,并主动提出修正,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义。”某本教科书如是说。

关于法治精神为何,作者李浩然在著作《以法达治》(2015)中,引用1885年法律教授A.V. Dicey的理解,以作说明:其一,所有人都由法律规管,并且只由法律规管;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三,宪法原则的彰显,来自法庭裁决。按此思路,对法治与守法的关系,李浩然有如此补充:“根据法治原则,即使被告认为法庭命令是错误的,也不应该简单地不服从,而是应先遵守,同时寻求并按照适当程序上诉。法律不能容许其命令的服从与否由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即使包括自认为的良知。”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向民众解释,面对司法不再独立、司法系统不再从保障个人意志各种自由出发、乃至我们常说rule of law势危的情况时,他们应当如何回应。

新加坡Amos Yee(余澎杉)案件,也许是新近反思法律、政治与社会关系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特别是当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在诸如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报等 (Swi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国际排名名列前矛的同时,不时有人争论新加坡是否真的具备“法治精神”。具体的说,回顾新加坡的“法治”状况,有助我们理解两点:一、政体以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形塑法律系统,这意味,“法治”状况与行政立法关系如何很有关连;二、可同称为“法治”的Rule of law与Rule by Law(法制,或译“依法治国”)之间有何不同。这都有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法治”,正面临何种威胁。

在这方面,学者Jothie Rajah所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是一本很值得参考的书。

当法律成为政府管治工具

权力机关所抱持的意识形态,会决定法律的功能与条文如何被诠释——或则是法律被转化成政体巩固与延伸权力的工具,或则是法律被用以限制政体权力、保障个体意志的各种自由。上述书名取名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就是说,新加坡是以前一种角度来理解法律存在意义的。

由于法律的施行取决于国家政体的意识形态,故此Rajah先用相当的篇幅,分析新加坡政权的“国家主义”理念。基本上,新加坡政府并不否定殖民时代管治,甚至对其予以相当的肯定、认为其体制为新加坡带来财富与某程度上的社会秩序、并由此正当化了在新加坡种族多元的情况下、于殖民地时代南来谋生的华人的政治领导权;独立后新加坡更重视社会福利,被视为与殖民时代有所不同之处。功能上,因为新加坡时刻被描绘成脆弱小国,所以需要强势政府、快速发展经济,增加实力以作为生存筹码。这套国家意识形态继承了英殖时期“行政主导”精神、形塑了涉及传媒、破坏公物、种族共融等方面的法例,并借此压制了各种反对势力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加强了政体权力;可以说,新加坡的法律,是为服务经济发展,而非为保障各种个体政治权利而存在。

政体要将法律转成延伸权力的工具,有三个途径:控制法官的委任、控制立法机关,方便通过对政体权力使用有利的法例、以及从对政体有利的角度诠释法律。三者的共通点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某种意义上实践了“三权合作”、按当权者意志“依法办事”(rule by law) 。其中一个新加坡司法独立受质疑处,是法官的任命制度——年资较深的法官以有限期的合约聘用、不会自动续约;地方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根据首席法官的推荐来任命,因而易受更多潜在的政治影响。

破坏公物法(Vandalism Act)的源起与应用,是值得注意的案例。2012年有位二十多岁、人称sticker lady的少女艺术家,在街头贴上讽刺李光耀与政权的贴纸,而被政府以破坏公物法收押。后来有超过11000人联署反对新加坡当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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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公物法:盛世也要用重典

这条法例可追溯至新加坡独立不久、冷战时期狮城亲西方与反共、且适逢越战的1966年,是该国第一条允许体罚的法例。1966年,前往南越的美军在新加坡停留,左翼政团发起援越反美运动,街上相关的海报随即被当局视为“反新加坡”的宣传,反破坏公物法很快便在国会里审议,也由此成为同年Public Prosecutor v. Liu Tong Ban的背景。案中16岁的Liu被控在街上贴上反美海报,政府对地方法院没有就Liu的行为判罪,在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而当时反破坏公物法还没有在国会完成审议。控方不断强调Liu行为的“严重性”,最后高等法院同意控方理据,就Liu作为“反美棋子”而非破坏公物行为本身宣布判罪,这多少显示了政治因素如何影响法律施行。

1967年,有另一案例Ang Chin Sang v. Public Prosecutor。在此案中,地方法院对向国庆公共装饰投掷鸡蛋、15岁的Ang判刑入狱三月、受鞭笞三下,但由于新加坡有另一法例指明,只有高等法院才可判处15岁以下的“小孩”体罚,因此案件在高院进行上诉。最后在同年、时任总理李光耀指示司法系统必须基于“让社会能够自卫”的原则施行法律之后,高院法官采用与政体一脉相成的思路、视破坏公物为“严重”、需要重罚的罪行,故此拒绝视Ang为“小孩”。

在后冷战的1994年,亦有类似案件——Fay v. Public Prosecutor。美国18岁青年Michael Fay,在新加坡的一些汽车上涂鸦而被捕。纵然不是“危害国家”的反美涂鸦,最后Fay也被视为“成年人”而非初犯的青少年,在其所犯罪行被形容为“严重”的情况下,被鞭笞六下。案件在美国引起了争议,其时李光耀以“亚洲价值论”为判决辩护,并指美国社会在倒退。

是以在2007年,国际大律师公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于新加坡举行年会的决定,不无争议——有些会员指,这形同为“破坏法治”的政体提供应受性。当时作为主要讲者的李光耀,以一连串新加坡优秀的法律体系与管治排名来回应批评,据说这引来了与会者的笑声。

可以见到,视“法治”等同“守法”,实际上是见木不见林的一种表现。令人遗憾的是,在香港抱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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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邝健铭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著有《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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