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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上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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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5-10-19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在反对党看来,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度,以及选区内草根设施的垄断,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有朝一日掌权的话务必去除。依鄙人所见,这里其实是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三座大山”不除,反对党永无翻身之日;那既然无法进入国会,又怎能把“恶法”推翻?
于今之计,我认为反对党既然没有愚公移山的能耐,倒不如把三座大山看成三把双刃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工人党不是已攻下一个集选区,也成功保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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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015年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囊括89个议席中的83个,得票率比上届(2011年)的60.1%增长了将近10个百分点,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国会中仅有的反对党工人党在得票率收缩当中,以险胜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失去榜鹅东,坚守后港。其他反对党和独立人士则全军覆没。

怎么回事?大背景是自从上届大选失利之后,执政党在医疗、住房、交通、移民政策等课题上作出调整,多少平抚了不满;而今年适逢建国五十周年,开国元勋李光耀3月间辞世,这都转化为铺天盖地的文宣。加上近期的国际形势变动,让选民觉得强势政府的必要。

普遍的选民心理,还害怕本届大选出现freak(怪诞、畸形)的结果,即执政党失票过多,无法蝉联执政。尽管这种可能性在目前来说等于零,但由于这是新加坡第一次全部的选区都有竞选,挺反对党的社交媒体来势汹汹,连赌盘也看好“变天”,才造成这种心理。

9月11日开票的晚上,由于阿裕尼投票结果差距不到2%,执政党要求重算,包括笔者在内的千万选民都守候在电视机前,直到凌晨三时半,等待最终结果。千钧一发的屏息,思潮起伏:工人党一不过关,89个选区就只剩后港一个反对党议席。啊,“橡皮图章国会”,真的是选民的最爱?

避免“一党专政”弊端

近年,本地智囊说客十分热衷对中国宣扬议会选举的好处,请“一党专政”的他们放心,本地有选举,也能保持“一党独大”的政权。

新加坡智囊何来献策的勇气?固然,那是中国领袖邓小平谦逊地表示要向新加坡学习;但,更关键的是:“一党专政”所产生的弊端显而易见,不辩自明。

就如中国近期的反贪腐,那些被提控定罪的大贪大腐,都来自执政党的最高层。他们是怎样被“选拔”的,怎么晋身党中央?而这些党国要人,还掌控了庞大的政经网络,与相当的军、警大权。这股足以更换中央政权的力量,比起我们这里手无寸铁的“反对党”,可怕多了!

不过,中国领导人鉴于“一党专政”目前不可废,大刀阔斧,改革了制度:邓小平之后,总书记与总理职位只能联任两届,并且要完全“裸退”,不得干预接任者。换句话说,“老人政治”已逐渐淡出。这点比起新加坡,他们反而 “先进”得多。

新加坡人也许忘记了,直至2011年5月14日,问政已六十馀年的李光耀先生宣布退出内阁(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治局”),才让接班人李显龙总理放开双手,以自己的方式部署下一届——即眼下的这场大选。

当然,本地的说客们手上仍然握着议会选举这张王牌,向文明古国晓以大义。毕竟,连本届在内,人民行动党是赢得十二次国会选举而掌政的。

一党独大其来有自

议会选举制度,选民手中的一票有力量,一点不假。然而,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局面,与其说是人民的选择,是选票的结果,倒不如说,这是历史所使然。

西敏寺议会选举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准备结束殖民统治之际留下来的。英国人爱面子,自己不做了也要留下“优越”政制。饱受马共武装夺权困扰的英国人指出,民选政府能够避免以暴力血腥更换政权。

当然,人走茶凉,独立后的国家起用什么制度,英国人是管不了的。比如非洲某国出现独裁国王、土军阀内战,或像南非那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英国都无法干预,最多只能够在“共和联邦”这个松散架构之下施以舆论的压力,谴责倒行逆施的暴政。

幸或不幸,新加坡争取独立之路,主要通过议会斗争。设想新加坡没有议会选举,就不会出现1954年11月21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成立的人民行动党。

行动党成立时是个反对党。那是1959年的大选,该党在全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出而组织自治政府,一跃成为执政党。1965年之后的全国大选,行动党几乎每届都囊括所有议席。

须要指出,在2011大选执政党失去一个集选区之前,新加坡国会近半世纪来都是在几无对手的情况中运作。这实在让人无法掂量“制衡”的力量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唯有1963年,李绍祖等十三名立法议员脱离人民行动党,并组织了旗鼓相当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才是曾经令执政党震惊不已的一回事。

对于这股反对的势力,行动党除了使硬招,也推出怀柔手段。今天的我们如果不了解时代背景,的确很难想象六十年代为什么出台了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承认南洋大学学位、延揽华校底的本地人成为公务员甚至决策者等政策。

然而,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局面,却因社阵接下来走的路线而得以“落实”:1963年“冷藏行动”中,社阵秘书长林清祥被捕入狱;主席李绍祖医生则以“民主已死”为由,号召社阵党员“杯葛”国会。1966年,社阵议员接二连三放弃国会议席,进行“街头斗争”。

1968年,行动党在寥寥几个独立人士竞争之下大获全胜。接着的十三年内,国会没有一个反对党议员。固然在1980年的大选中,李医生曾为1966年社阵拱手让出国会的行为向选民道歉,但接下来他本人屡战屡败。1989年年初,当李医生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非选区议员时,本地反对党运动已奄奄一息。

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便听朋友中的社阵支持者说:“选了你你又不做,再回头已经很难了。”这说明,选民手中一票的授权 (mandate) ,何等神圣!

反对党的孤寂

反对党的突破,来自1981年的安顺补选。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击败了行动党候选人和独立人士,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第一个反对党议员。然而众所周知,惹耶接下来受连串伪账、诽谤案的官司纠缠,2001年被高等法庭宣布破产,丧失议员资格退出工人党。

2008年4月,惹耶在摆脱破产后约一年,申请成立革新党,准备参与下届选举。但同年9月,他为客户在法庭打官司时,突感身体不适,送院后因心脏病身亡。这位“政治老人”离开人世,曾经给他带来荣耀的安顺区,也在一次“选区划分”时消失无踪。

此外,因诽谤等罪被控的候选人有工人党的萧添寿、邓亮洪,民主党的徐顺全。前两人分别流亡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守十五年的徐博士则在摆脱穷籍后参与本届大选。总括一句,反对党先行者的这些遭遇,以及援引内部安全法令的逮捕(如1987年以“马克思主义阴谋”逮捕廿二人),让新加坡的异议阵营蒙上浓密不化的阴影,民间一听“反对党”三字便脸色苍白。

悠悠岁月中,在组屋底层(void deck)办公,坚守一个单选区的反对党,有波东巴西的詹时中(27年)和后港的刘程强(20年)。这两个选区有如中国农村拒绝逼迁的“钉子户”。每届大选,执政党都祭出“组屋翻新”的一道杀手锏,声明选区落入反对党手中翻新将搁后,湿巴刹之类的生活设施也难以到位。全国大多数选民,都选择迎接现代化。

据闻有一回前总理吴作栋给波东巴西承诺一个游泳池,选民不为所动,照旧投票给詹时中。有的居民反映,没有大理石拱门的波东巴西像个世外桃源的小镇,居民守望相助。

不过,建国以来,新加坡的选区越生越多,在八十多个议席中,两个反对党席位的声音实在微不足道。直至2011年大选,人民党的詹时中和工人党的刘程强都不甘死守扬州,孤独一生,决定背水一战,在本身的单选区之外另辟一个集选区战场。结果只有刘程强如愿以偿。

三座大山,三把双刃剑

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曾因“接连失去两个选区”而表示惊恐,1988年出台了集选区制度。每个集选区包括四到六个议席,集选区内选民手上的一票只能投给某个政党,不是个别候选人。中选的政党一举而得数个议席,落选者一个议席也没有。

对于集选区制度,执政党说从政者难求,必须通过集选,以老手(通常是部长)带领新手的方式,让领导班子换血。反对党加以非议,指财雄势厚的执政党在为难他们。

同一时期推出的是“非选区议员”(以及“官委议员”)制度,此类议员有资格发言但无资格投票。大选后,如果反对党议席不足三个,票数最高者可以出任非选区议员补数。非选区议员数目后来增加到九个。如目前反对党得六席,便有三个非选区议员席位可填补。

执政党说,非选区议员与官委议员确保国会里有足够的议论。反对党认为这是执政党另一花招,旨在让选民产生错觉,以为不必投票给反对党国会中也会有“制衡”的力量。

执政党另一举措,是垄断建屋局、市镇会、人民协会、基层组织,不让反对党“染指”。即使反对党中选了,这些组织都转过脸去,颗颗红心向着留在选区内活动的落选执政党候选人。

在反对党看来,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度,以及选区内草根设施的垄断,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有朝一日掌权的话务必去除。依鄙人所见,这里其实是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三座大山”不除,反对党永无翻身之日;那既然无法进入国会,又怎能把“恶法”推翻?

于今之计,我认为反对党既然没有愚公移山的能耐,倒不如把三座大山看成三把双刃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工人党不是已攻下一个集选区,也成功保住了吗?

至于非选区议员,反对党也可以灵活处理。刘程强先生断然拒绝担任,是要向选民传递清楚的信息。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就不同了,要不是她当年接受非选区议员位子,在国会滔滔雄辩,语惊四座,选民怎会认识她?她又怎能在2011大选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协力为工人党赢得一个集选区?

面对基层垄断,答案更简单:集中资源管好自己的市镇会,组织自己的基层。甚至把所属选区建设成一个“示范单位”,选民觉得好,才会认购这个发展商的其他公寓。

反省与亢奋的对比

在此总结本届大选时,忽然记起2011年李光耀的一句话。那时,阿裕尼集选区反对党声势浩大,选情告急,他说:“失去一个集选区,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当下众声哗然,以为李先生一时说溜了嘴。选后为了安抚人心,他表示歉意。

其实李先生并没有必要道歉。照我看,这句话是他由衷之言。李光耀是身经百战、放眼全球的一位政治家。87个议席输掉五、六个,对人民行动党政权是丝毫无损的。不只无害,而且十分有利。

李先生一辈子驰骋政坛,若论行动党政权的建立与稳固,他要不是做得太多,相信也已足够了。但有一件事令他耿耿于怀,那就是这个党会不会因稳坐江山太久,产生了自满、自大、目空一切的心态,背离群众,甚至走向荒怠和腐败?

我相信在李先生的意识中,2011年大选时新加坡的政治气氛,正给他传递了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信息。他是把话说在前头,预知执政党将会得到一个教训,并希望白衣人会因此而反省。相信也由于这个反省,缔造了执政党本届选举亮眼的成绩。行动党谢票演词中,“谦卑”不绝。

相对于执政党的省思,在野阵营这回陷入一场大亢奋当中。误以为风向转变,要改朝换代了,只要参选,每个党都可以捞他一两个议席。集选区?没问题,像搓麻将那样凑够四个脚就可以开枱了。结果全部议席都填到满满,反对党向来赖以吃胡的“补选效应”也不见了。

政治是民心的争取,是从政者终身的奋斗。

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言:政治并非只是一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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