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民意与空间:大选后的新加坡公民社会

with one comment

何启良(政治学博士)     2015-10-25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无论从那一个面向——政府思维、人民思维、公民社会思维——来看,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前景并不乐观。新加坡中产阶层是很特殊的一群。长期以来在强大的政府庇护下成长,已经养成一种极为依赖的性格,个人缺乏独立人格不说,群体也缺乏一种群体独立的思考。反对党也避免不了这种缺陷。

2015年新加坡全国大选全面开打,每一个选区都有竞争,提供给新加坡选民自从独立以来每一位都可以投票的机会。从竞选开始到成绩揭晓,短短两周,看到的、感染到的,都是政党之间的竞争。非官方组织 (NGO) ——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基础和主体——明显缺席。在新加坡这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就民主制度之发展以及公共领域之扩充来说,毋宁是令人担忧的。

政党从事选举竞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赢得选举,以取得执政的权力。选举是人民选择政府的程序,自是政党竞争之事。然而公民社会,无论做为一个概念、议题、或舆论力量,也应该有一定的位置与角色。一个健全民主社会的发展,公民组织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普特南 (Robert Putnam) 就认为,公民社会是一种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有助于建立社群的信任和价值观,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提升共同利益。其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即使是非政治性团体的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亦至关重要。大体而言,政治学界将公民社会界定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作用领域,强调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积极性。公民社会使得人的得以存在和发展,是一个自由社会的体现,因此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新加坡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的思维里,尤其是大选期间,占据了一个微乎其微的地位。公民社会组织表现亦极为消极与被动,不只没有成为民众行使话语权和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没有扮演民众和国家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基本上在民众政治资讯最多、意识极高的时期,完全摈弃了他们应扮演的神圣任务。

先看各党的竞选宣言与纲领。这些文件目的当然是争取国人的支持,许多空泛的口号不说,较具体的政策提议都集中于民生、经济、就业、国家治安问题,且强调国家机关的分量和角色,换言之,“政府可以做什么”。如何建立个体、独立、自由,具有积极意义的私人运作空间却只字未提。更抽象的概念,如经济自由化、政府管制放松、私有化政策等更加付诸阙如。在竞选期间,无论是媒体的宣传或群众大会的交锋,两个阵营除了叫骂、互责之外,谈论政策是也是集中在“政府能够做什么”。这是新加坡政治一个特色,即政客与人民的思维,往往是被“政府”这一个概念框住,跳不出去,也不愿意跳出这个他们认同和极为熟悉和舒服的“铁笼”。政客不用说一定要建立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人民也习惯只要求政府做更多、更好,而不是思考政府不能做什么,个人与家庭能够做什么、公民社会能够做什么。


这个中产阶层在养尊处优的同时常有怨言,但是指责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即政府)。这一群人是短视的,他们看不到全球化国家五十年后的政治前景其实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不是他们一直依赖的国家机关。他们选择非民主进程,就更不用说公民社会的茁壮了。

这种依赖政府权威的思考模式,是新加坡公民社会的最大敌人。我们实在不愿意说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但是新加坡实际环境确实如此。理想上,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相互制约,并相互依存。公民社会一方面保护了个人利益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国家的活动范围。越民主的社会,公民社会就越强。例如拥有一定民主传统的菲律宾,政治领域的公民社会就相对活跃。在新加坡,政府的强大长期以来造就了一个微弱的公民社会。事实上,政府也不愿意与公民社会分享权力。制度性障碍使得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注册、定位、资金、人才等)。公民社会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自助自给的社会公义活动等,都会被强大的政府所掩盖,缺乏主导性和积极意义。吊诡的是,新加坡人民自己心目中没有“人民” 只有“政府”,这才是关键所在。

独立后的新加坡一直严格控制民间组织,虽然上世纪八零年代开始有一点改变,但是其主轴却是一致的。公民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从事环境保护、妇女保护、言论自由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活动,但是处境极为尴尬,常在边缘游走。应该说,其数量和活动的增加与周围的大环境和新加坡社会的多元化有关。八零年代开始,东南亚主要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以菲律宾来说,从1984年的23,800个,增加到1996年的70,200个,现在数目已过百万。邻国马来西亚也有同样的趋势,90年代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为183个,其中八零年代以前成立72个,八零年代成立41个,九零年代成立70个。数字也一直增加。

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如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 、MARUAH等)涉及到人权、妇女、扶贫、消费者运动、环境等议题,它们数量的增加相应着社会的多元化,注册的团体也是非政治性为多。在此次选举中,很明显这些非政府组织本身也没有发挥教育、启蒙的作用,没有扮演舆论领导的角色,开导人民、表示立场。大选之前发生了余澎杉事件,还有一些团体在芳林公园表示抗议,在书面上也有表示异议。看来他们在个别事件上还会为公义发言,然而来到议题泛杂的政党选举,大家都沉默无语了。是新加坡条令不允许公民社会论政吗,还是他们选择沉默?新加坡选民当然看到邻国马来西亚近月来凈选盟 (BERSIH) 社会动员之庞大,其目的之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人民狭隘的眼光看到的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也不会思考非政府组织其实已经成为东南亚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一些东南亚国家公民的平等和民主意识有所增强,社会的弹性和活力有所增加,民主政治环境获得明显改善,这些都与公民社会的崛起脱不了关系。

无论是从那一个面向——政府思维、人民思维、公民社会思维——来看,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前景并不乐观。新加坡中产阶层是很特殊的一群。长期以来在强大的政府庇护下成长,已经养成一种极为依赖的性格,个人缺乏独立人格不说,群体也缺乏一种群体独立的思考。反对党也避免不了这种缺陷。这个中产阶层在养尊处优的同时常有怨言,但是指责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即政府)。这一群人是短视的,他们看不到全球化国家五十年后的政治前景其实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不是他们一直依赖的国家机关。他们选择非民主进程,就更不用说公民社会的茁壮了。如果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大选后所言“选民不让工人党扩大势力”是准确的话,那么我们亦可以进一步说“选民更不想让公民社会扩大势力”。背后的诸多深层原因,政府长期对反对势力的存在视为社会“分裂”的因素,和对非政府组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防范心态,都是因素。

此次大选成绩(行动党69.9%;反对党30.1%)可以从不同角度诠读,就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角度论之,显示新加坡中产阶级显然沈浸在经济发展主义和消费习惯之中,依赖政府推动经济成长,要求政治稳定带来的一切福利和好处。他们选择逃避民主改革的要求,选择了公共空间的缩小,也选择了公民社会的不会受到重视的命运。我们看到一种非官方的文化批判领域的衰退。唯一的曙光,是网络媒体。它还有可能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支配性政党下治理、缺乏民意基础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太多作为。这就是大选后新加坡公民社会进程的真实写照。

Advertisements

一条回应

Subscribe to comments with RSS.

  1. 我认为各个团体有自己的使命,不应该参政。

    Lua KT

    十月 26, 2015 at 4:45 下午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