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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屑到不敢:龙应台的新加坡“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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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5-11-5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1105/

龙应台作为行遍中外的行动文化品牌,她对新加坡的“建议”也只是包裹在美丽和空泛词藻之下的文化包装,放置四海皆准,亦皆不准。从不屑到不敢,龙应台的态度有了急转弯,但作为卸任的文化部会首长,她不应该轻言一个在民主和人权都尚有很大争议的国家“向左转”;身为资深的文字工作者,更不应该就曾经有过反殖经验和左翼斗争的国家,轻松而轻率地说出去历史脉络的结论。需知,强人已逝,但新加坡对修正主义历史丝毫没有松动。

10月28日龙应台在新加坡新跃大学发表题为“从村落到都会──我的文化经验”演说,现场吸引超过1600人出席,此外还有提供同步直播。会前龙应台在台北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该报于10月11日以《新港台都是一叶扁舟》为标题刊出。

10月1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其个人脸书及推特向国人推荐这篇报导。李总理指其他人看新加坡的观点往往与我们自己有所不同,而龙应台“对新加坡也有了新的看法”。李显龙的贴文为这场文化讲座进行了国家级的宣传。

新加坡变得更宽容了?

1994年龙应台曾在《中国时报》发表过《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当时她写道:“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二十一年后的2015年,龙应台说因为她不够暸解,所以不敢给新加坡建议:“我不敢,但是我看到新加坡的优势。”

据报载,龙应台谦称在她“非常粗浅的印象里”,新加坡变得更宽容了。她举例,新加坡政府开放赌场说明了“一种多元态度的呈现”,而她透过当地友人得知,新加坡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友善多了。龙应台也对比台新两地的自由指数,新加坡被公认为自由太少而台湾则太过自由,但她认为所谓公民素质的成熟,“它不是自由多或少的比较,而在于谁对于自由跟纪律之间的拿捏是最好的,叫做成熟。”

这正是龙应台对新加坡的“新看法”。这里美化了开放赌场的巨大收益考量,也罔顾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的存在,似乎也暗示了民主自由可以让渡给“成熟的专制”。龙应台行前释出如此“善意”,到了现场进一步加码。讲座开始投影设备尚未就绪,经工作人员处理后正常运作,但龙应台不无谄媚地说:“你看新加坡多有办法!”

从不屑到不敢,龙应台的态度有了急转弯,其中最为惊人的是她在演讲一开始所透露的“最新看法”。甫抵新加坡,她向本地友人探询“十年来新加坡最重大的改变”为何。综合十人的答复,她得出“向左转”的结论。龙应台对“左转”的理解是:“从以前全心全意地拥抱跟相信自由经济,认为任何一个个人跟公民要靠打拼来照顾自己,而转向现在的政府对那一些比较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低层的人,会有所照顾。”

去历史脉络的“左转论”

这是典型的右的感受。关心新加坡社会晚近十年发展的人都觉察到,有越来越多在结构中底层的人民,特别是年长者,因无法负担日常支出,生活捉襟见肘。许多人在复杂且不断调整/修订的公积金 (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 扣除和提领制度下不能退休,或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而放弃治疗。不少人注意到,除了外籍客工,机场及百货商场的入口、通道和厕所充斥著这些来自底层的年长者,负责看守保安和打扫卫生,或在餐厅、食阁、组屋楼下的咖啡店充当清洁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深信人们可以透过教育达到社会流动的新加坡,对于贫病、年老失养的人普遍较少同情,认为这些人大多数是“不够/肯努力”所致。但这样的认知无法解释越来越多勤恳工作了一辈子的人,却仍深陷在结构底层挣扎著过日子。在网路资讯发达的时代,当政府包藏不住贫富差距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把新加坡包装成富裕繁华没穷人的国家,而在政策上思考如何照顾和解决底层人民的困境,并有效地宣传他们“有在做”时,无论惠实,都让中上阶层感受到“左转”。

从结构菁英的角度,不右即左,或偏中即左。但这样菁英语言,不应该出自于批判专制独裁政权起家的文化知识份子。龙应台作为卸任的文化部会首长,不应该轻言一个在民主和人权都尚有很大争议的国家“向左转”;她身为资深的文字工作者,更不应该就曾经有过反殖经验和左翼斗争的国家,轻松而轻率地说出去历史脉络的结论。需知,强人已逝,但新加坡对修正主义历史丝毫没有松动。

照片来源/目击者/宋小海

悖离新加坡人感受的发言

龙应台谈及早年台湾知识青年的价值观,许多内容放在当今新加坡,听起来颇具玩味。不过吊诡的是,当她急于撇清二十年前的傲慢与轻蔑的同时,这种对台湾七十年代社会与思想的自我反省,适得其反地道出新加坡五十年来的境况,正好戳中的新加坡人的痛。

龙应台称,七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轻视所有属于乡村的”,包括方言、戏曲、民间信仰、社区文化传统等。相对的,当时他们相信国家、相信领袖、相信主义,以及社会的稳定。那是接受党国教育的一代,也是甚么都不知道、纯真的一代:“我们完全不会想到,说不定有个领袖,他可能有病,他是个病态的狂人;我们完全也不会有概念说,一个主义,其实真正追究起来的话,它漏洞百出,一戳就破;我们也不知道稳定的代价,很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的家破人亡。”

如果龙应台对新加坡有更多一点细节的了解,她可能会在措辞上更注意一些。然而她不但对历史细节认识不够,对晚近的发展也不够敏感,于是她在问题时间又作出悖离新加坡人感受的发言。龙应台说她去参观滨海湾公园,发现花卉之美却没中文名字。她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以英语为理性工具语言的新加坡社会,所失去的是跟中文最深层的关系,那些用母语及方言才能够表达的情感。

两极分化的优越与傲慢

龙应台这番话赢得台下掌声。主持人笑称,倘若所有中国游客都去参观,出现中文字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龙应台于是大力呼吁中国游客往访滨海湾公园,以达“水到渠成”之效。龙应台的话或许让新加坡的华语圈听了受用,但事实上本土华语圈相当边缘,而这个处境正是政府刻意压制的结果;为了因应中国游客和新移民的需求,虽然中文/华语在新加坡的市场和能见度与日俱增,却未必讨好。不少本地华语圈人士,对本土华语的神髓和活力,被大量陌生和去脉络的新辞汇所淹没,感到忧心和失落。

龙应台发言的尾声,看似呼应开场的“左转”论。她说,“当乡村,或者是底层幸福的时候,代表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它的人权正义、它的社会福利,已经从上层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了最深最后的底层,这种幸福是真正的幸福。乡村幸福了,国家才叫做幸福。”龙应台的演讲从题目到内容,都不断强调她来自乡村的背景,但在她的谈话里却又不断地把“都会”和“乡村”作为“上层”和“底层”的两端,而这种两极的分化,何尝不是一种优越与傲慢?

正如龙应台作为行遍中外的行动文化品牌,她对新加坡的“建议”也只是包裹在美丽和空泛词藻之下的文化包装,放置四海皆准,亦皆不准。事实上她并没有说新加坡即是这个让乡村/底层感到幸福的国家,而新加坡也已经没有乡村可以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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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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