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50年独立自主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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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世界/谢声远     2015-11-15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怡和世纪》编委会内部座谈
日期:2015年7月12日
参与者:林清如,陆锦坤,谢声远,王如明,南治国,李秉蘐,谢声群
整理:谢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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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9日出世的孩子,有幸与共和国同庆50诞辰,而那些在1959年6月3日自治后出生的兄姐,也乐见当年自治邦邦歌、邦旗,邦徽,终于晋升为国歌、国旗、国徽。回顾新加坡建国之路,实现新马统一或争取新加坡独立,都可能成为抉择。即便没有马来西亚的“给力”,新加坡也一样要从自治走向独立。

金禧年当前,《怡和世纪》同仁聚首畅叙,大家敞开心扉,回顾新加坡立国50年来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同仁南治国以为,政治虽早有亚圣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精辟论断,后又有现代美国文学家马克吐温的“政治是肮脏的游戏”的恶评,但生活在社群组织之中,政治始终是我们周遭之“空气”,喜欢,或不喜欢,政治总是存在。他希望在新加坡立国50周年、社会各界为国家前途展开深层次思考、反思与展望之际,《怡和世纪》编委同仁也能以“书生”自许,追寻那“一股或隐或现的清流”,为新加坡社会的公正和谐与繁荣进步尽一己之绵力。基于对群体共同记忆达到共识的重要性,座谈会从新加坡历史切入,交流看法。

历史认知 不可或缺

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出版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和1365年的《爪哇史颂》,称之为“淡马锡”(或单马锡),而在新加坡出土的13世纪碑铭,也出现过相应的字眼。16世纪以后,她又以“新加坡拉”亮相在史籍和地图上。1612年出版的《马来纪年》还绘声绘影地描写了“狮子城”的一段光荣史,我们竟然与成立于1402年的马六甲王朝扯上关系。马六甲王朝声名赫赫,同期新加坡却默默无闻。但只要是金子,埋藏多深,总是要崭露头角,放射光芒的。

对新加坡的历史而言,莱佛士只是偶然人物。英殖民者为了攫取海外利益,肯定要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马来半岛各州,一个接一个沦为它的殖民地。从1819年至1959年,大英帝国统治新加坡近140年(期间大日本帝国统治新加坡3年余)。日本南侵,英军投降,各族人民认清英国其实并没有真正保护新加坡的能力和决心。二战结束后,要求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英殖民主义者被迫作出让步。

大英帝国重返马来亚,于194年颁布《马来亚新宪制白皮书》,遭到反对。翌年推出《马来亚宪制报告书》(蓝皮书),硬要把新加坡抛弃在建议中的马来亚联合邦之外。蓝皮书倡议的立法议会形同虚设,且投票权操在少数英籍民手中。以陈祯禄为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和“马来人联合阵线”、以及新加坡民主同盟、总工会、中华总商会奋起反对,声势浩大,罢市浪潮席卷新马两地。它们更于1947年7月起草《人民新宪章草案》(鼓吹新马一家、责任制自治政府和普遍公民权),但是,英殖民主义者一意孤行,于1948年2月1日断然实施换汤不换药的蓝皮书修订版《宪章建议修正书》。两股力量针锋相对,矛盾激化,英国人于同年6月18日在马来亚联合邦,2天后继在新加坡宣布实施紧急法令,马来亚共产党跑进森林进行游击战。形势所逼,成立于1945年12月的英语社群政党“新加坡民主同盟”宣布自动解散。新马两地公开合法的求自主、争独立的斗争,顿时陷入凄风苦雨、白色恐怖之中。

反殖运动 风起云涌

直到1954年新加坡爆发华校学生“5•13事件”,接着学运、工运蓬勃发展,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1955年颁布的林德宪制设有民选首席部长及其他部长,但是总督仍操大权。有行动党“双雄”之称的林清祥和李光耀,在这次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崭露头角,反殖运动一时风起云涌。1956年4月劳工阵线领袖马绍尔率领各政党代表团前往伦敦谈判,要求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英殖民部对于新加坡强大的左翼势力有所担心而不愿让步,谈判遭遇挫折。马绍尔下野,在殖民部与亲英集团部署下,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他上台后做了两件事,其一遵循英国人的意愿,大举逮捕反殖志士,并因此引发全岛暴动;其二是重启宪制谈判,从伦敦带回一个“三须古”的自治宪制(内部治安权仍操在英国人手中)。

自治宪制施行前,1957年12月新加坡举行市议会(City Council)选举,人民行动党获胜后掌管市议会。市长王永元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雷厉新政:叫停允许殖民地官员拿取丰厚薪酬而退休的马来亚化计划、数月内完成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多个供水站、600盏街灯、200个候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20个运动场)、降低居民电费、开展三反运动(反对随地吐痰、乱抛垃圾、防治害虫)、建立每周接访制度、设公共投诉局取缔官员渎职和贪污等、社会面貌和风气焕然一新。

1959自治宪制开始施行,在新宪制下举行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组织自治邦政府,李光耀任自治邦总理。这是继1957年市议会选举后不断高涨的全民反殖和争取独立运动的直接结果。

时任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当年对市议会选举后的那段历史有极高的评价:“人民行动党从此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质的政党,第一个有能力组织和动员群众行动的党。”现在的国歌其实是作曲家朱比赛 (ZubirSaid, 苏门答腊移民)于1958年为市议会正式开幕而写的。自治年代人民高歌“前进吧,新加坡”,刚毅而自信;那时候设计的邦旗,以新月表示要建立的新国家,旗帜上的五角星分别代表民主、公正、和平、进步、平等五大理想,独立后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国旗。还有一虎一狮拥着象征旗帜的盾牌,下方是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的横幅,庄严神圣,那便是我们今天的国徽。回顾这段历史,能加深我们对今天新加坡的认识。1959年11月30日《新加坡邦徽、邦旗、邦歌法》获得通过,并正式实施。拉惹勒南曾说,它们是“新加坡人希望和理想的象征……,她带给新加坡人自尊、自重”。

原是移民群体,新加坡华人社会除了在经济与教育方面的贡献,在新加坡宪制进展过程也做出不可抹杀的贡献。华社领袖为20多万华侨争取到公民权,这股力量是人民行动党在上世纪50-60年代几次选举致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1年,原籍荷兰的发展经济学家温思敏(Albert Winsemius)率联合国经济考察团来新,他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对自治乃至独立后的新加坡经济转型和提升、失业浪潮的遏制和新就业职位的创造,贡献殊大。早在独立之前,新加坡便开始从转口贸易向劳工密集的制造业(主要生产成衣和睡衣)和工业化转变(他协助引进Shell,建立炼油业)。温思敏配合当时政府的民生至上政策,鼓励推行大规模的公共建屋计划。他与李光耀、吴庆瑞、吴作栋保持密切联系,咨询服务持续至1981年,功不可没。公共建屋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让许多新加坡人受惠。

独立之路 迂回曲折

自治后,新加坡要如何进一步摆脱殖民地统治?新马合并是人民行动党建党宣言的庄严承诺。然而,1957年就独立的马来亚联邦政府认为新加坡华人太多,一直不同意合并。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鸭都拉曼在新加坡谈话,奉劝新加坡华人“忘掉中国”,效忠马来亚。他接着透露正在与有关方面筹组马来西亚,新加坡将是计划的一部分。人民行动党内部对于参加马来西亚计划的条件意见分歧,不同意接受东姑开出的条件者集体退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行动党政府根据其计划举行全民投票,通过与东姑商妥的条件参加马来西亚。接着而来的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冷藏行动”,反对党领袖与支持者纷纷被捕下狱。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进入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日子并不好过。政党纷争不但没有停息,反而加剧。种族主义接着升温,1964年6月至9月,新加坡连续发生两起种族骚动,造成人命伤亡。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终于离开了马来西亚,宣布独立。

成功要素 在乎制度

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作为第一世界国家,新加坡的人均国民年收入达5万余美元,跻身于世界富邦之林,这个殊荣值得庆贺,但也容易令人踌躇满志、忘乎所以,视之为理所当然。

早在25年前,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就曾指出,“独立25年,我国状况一直良好,完全可以在2000年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目前,经济运行稳定,国库宽裕充盈,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新加坡的持续繁荣。”(见《榕树下的沉思》,页35)他把新加坡的成就归功于“运气、领导、制度”三大要素。杨荣文不把新加坡的成就简单地与执政者划上等号,给予人们更大的思考空间。

杨荣文的“运气论”,足以让人警醒,因为运气不是一成不变的,可遇而不可求。政治生态中总有许多始料不及的事情,他说。“国家真正屹立不倒,需要的是好制度。好制度比个人更持久。制度完善,就算运气欠佳,领导无能,国家也会安然无恙。……有了好制度,就更容易出现好领导,……换言之,我们要的不是再找一个李光耀,而是强大的制度。”或许有人会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威权主义、强势政府、铁腕统治、个人崇拜。对此,杨荣文不以为然:“建立制度,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制度的生命力不是来自命令,而是发自本能,人的本能。”

同理心 凝聚力

长期面对一个强势政府,新加坡人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同仁陆锦坤担心人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创意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当老百姓教育水平普遍低落,要求不高,政策易于拍板,强势看似无碍,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教育水平大为提升,生产方式急剧变化,知识经济日益重要,不能一个人说了就算,必须交流。撇开民主、自由这类冠冕堂皇的话,就从同理心出发,也能说明问题。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内心感受,以心比心,自由交流和碰撞,擦出火花。创意不同于发明,而是系统内的不断改进,这就要求有不同的声音和选择。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封住众人的口,最后落个孤家寡人,那对我们提倡的创意知识经济是有害的。”

同仁谢声群则从凝聚力角度,强调“一个国家的未来,要看其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国家面临问题,关键在如何解决,是不是齐心解决。今天面临的可能是经济问题,明天是环境问题,下来是生存问题(如外来侵略)。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重中之中是国人凝聚力”。“为什么199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在韩国能激起爱国热情,妇女纷纷捐献身上的金银首饰,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希腊,反应不同,有钱人各顾各的,甚至一走了之。新加坡是弹丸小国,未来肯定要不断吸收外来人才落户,有一天出了大事,他们愿不愿意留下共同应对,这当中就包含同理心问题,不单为自己,也为身边下一代着想。自下而上,关系到领袖的政治理念,所作所为是为了更崇高的理想呢?还是为了短期利益而推行的权宜之计?”

任人唯贤 精英主义

任人唯贤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建国的基石。举凡贤者都是社会精英,但是精英怎么定义?精英如何产生?是否单凭学历与文凭来选拔精英,还是精英选拔应该趋向多元化?环绕任人唯贤背后的精英主义,近年来引发体制内外诸多议论。企业家何光平两年前接受《怡和世纪》访问时就指出:“精英是任何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个词其实不含贬义。当‘精英’发展成‘主义’,形成以精英至上而忽略社会其他社群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了所谓的‘精英主义’,‘精英’就成了负面现象”。

在今年7月举办的星展“洞悉亚洲”讲座上,身为我国经济发展局主席的马宣仁也说:“我们有需要反思新加坡的任人唯贤理念,因为我想今天我们的制度太过单一,你考到好成绩,步入大学,出来有份白领职位,就平步青云。但实际上,今天通往成功之路多的是,在前面召唤。生活不应该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能宽容失败,必须承认人才的发掘不限于学业,还有其他不同的途径”“过去我们选用公务员领袖,太过强调他们的才智和分析能力。今天这是不够的,对他们要求的是不同技能,一种可以联系基层、了解问题所在、能团结人民的技能。这样的需求今后将左右我们对唯贤制度的操作。”

作为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任人唯贤的政策不容置疑。关键在于是否愿意集思广益,正面确立制度的价值,让通往成功之路更趋多元化,广揽各路人才。有了公平的竞争渠道,国人自会产生参与感、归属感和忠诚感。

言论自由 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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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言论自由总是一个让人热议不休的课题,就因为它从不可能是绝对的。言论自由的尺寸,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个规定一向来就是神圣不可侵犯,新闻业因此被尊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在新加坡,执政者坦言新加坡不可能会有第四权。政府认为“报业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定期面对选民争取委托权,一旦报章反对国会通过的政策,那就等于它干涉了政治。”

在一个长时期里,言论自由的课题在新加坡几乎自成禁忌,特别是在华语社群。网络时代,形势大不相同。今年7月举办的星展“洞悉亚洲”讲座上,企业家何光平认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仅“攸关新加坡经济的未来,也攸关国家的福祉”。他说:“我们承认须有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只不过新加坡的界限并不清晰。未来岁月会有不少像余澎杉那样的年轻人,要去碰撞这个制度,设法把界限往后推移。”

何光平认为,“未来50年的更大问题……是迫切需要赋与公民社会职权,并强化它的存在……我认为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公民社会的强化是绝对必要的。现今新加坡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强度不足,因为要保持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以应对政治经济的变化,必须确保那个社会的结构在诸多不同层面都有不同参与者。”

言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强化息息相关。我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于今年8月为新书主持发布时,对学者与评论家积极点评与审视政府的政策表示欣慰,但他希望“公民社会中,也能出现更多辩论和相互之间的点评,这将对新加坡有益……将有助于整个社会走向成熟。”

2011年3月怡和轩举办了一个以《华社未来新方向》为题的座谈会,在为座谈会作总结时,《怡和世纪》编委同仁呼吁以公民社会的角度展望华社的未来,希望华社能够跳出旧框框,对公共事务与课题进行讨论,置身于公民社会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

民生问题 牵系人心

我国人均国民年收入高达5万余美元。据《全球金融》最新统计,新加坡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跻身于世界三个最富裕的“袖珍小国”行列,真是羡煞周边国家。你说它不富有吗?我们的富翁、跑车、豪宅、资金数量都是顶呱呱的,但偏偏不时爆出贫困的、不光彩的一面,结果贫富差距也成了不争的事实。

我国国民有80%以上住在组屋,而申请组屋的家庭总收入每月不能超过8000新元。全国职总会员年均所得也只约2万美元。把这些相关数字与年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相比,点出贫富差距的真相。另一方面,近年来公积金、老人医疗护理、组屋价格飚升、穷人经济拮据、外来人口等引发的课题,在在显示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可小觑。

新加坡自治时期和独立初期,国人享受到公积金、低医疗费、廉价组屋、就业照顾、低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好处,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恩赐。随着经济的提升和高速度的发展,社会政策的失调致使社会流动性不足,中产阶级相对消失,穷人数目与日增加。2011年大选后,政府着手推行一连串改良性社会政策,如建国一代配套,调整公积金支付办法,增加组屋的供应量,兴建老人公寓,抑制房地产价格,改进公共交通服务,提高低入息者工资,限制外劳数目等。有些政策已然开始生效,另一些仍有待观察。

人口老化加剧,公积金问题近来特别引人关注。这个原本以养老为目的的制度,由于用途扩大,囊括了组屋、股票、医疗储蓄、健保、养老等,而大多数人的收入不高,公积金数额偏低,组屋又不便宜,七扣八扣,余下的养老金额应付不了高涨的生活费。不少老人被迫降低生活素质,卖大换小,倨促一角,捉襟见肘,日子窘迫。

民生问题,终究是牵系人心。人民把命运交托给当政者,当然期望民生得以改善。

结语

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群、不同经历的人群,对50年独立自主的感受、回顾与反思,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是言之有物、发自内心、判断有据的,相信大家都会正面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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