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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木萧萧 中文藏书命蹇时乖(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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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2-5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诸君脑醒之际,不妨花点心思把值得留世的书籍、文人墨客鱼雁往来函件整理妥当,为它安个好出路。有些书,背后承载着一段暖心的故事,或烙上沧桑的印记,都可能就此丰富它保存的意义。宝剑无须隐藏晦暗的深山,在当下时空,雾霾漫布,将之献出,让它到明媚的去处,不论驻足岛国,或漂泊别个国度,当能使更多心灵分享精神的阳光。

出走长堤彼岸的藏书

社会的中文氛围低迷、空间萎缩、土壤贫瘠,藏书终究是要出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中文藏书陆续走出国门,目的地主要是马来西亚,其次是香港与中国。马来西亚的民办华文学府与较具规模的成熟社团,是新加坡藏书者优先考虑的捐献对象。这些年,柔佛的南方大学学院、雪兰莪的新纪元学院、槟城的韩江学院和各类华人研究组织都接收了不少新加坡文化人的大批藏书。

2000年,南方大学学院原中文系主任安焕然博士在《新加坡朋友的赠书》一文中透露,这些年来,新加坡藏书人先后捐给南方学院的中文书刊约有一万五千册,占了当时南方图书馆的过半藏书。他把近年来新加坡人将藏书捐赠长堤彼岸的做法视为一种“文化移情”现象,捐赠者心理上期盼的是所捐书刊能持续发挥功能,并从中得到文化慰藉。这些年来,把藏书捐往南方学院的本地文化人为数不少,包括李星可、冯列山、彭松涛、杨善才、林清吉、李炯才、王赓武、陈松沾、方桂香等人。

1992年,曾任新加坡平仪中学校长,也是《中华文选》增订本编者的杜连孙(笔名杜门)辞世后,翌年他女儿杜青把他的藏书整理,捐给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文龙中学。2011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原中文系副主任王慷鼎把一万多本藏书捐给了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那年11月,某日我到樟宜机场送行,在闸口偶遇轮椅上的王老师,我俯身与他寒暄,他一脸倦容,告知是要到广州治病。匆匆道别,几天后报上便传来他谢世的消息。2007年,名噪一时的儿童剧社掌门人程茂德病故,4年后,家属把他的三千多本藏书捐往新山宽柔中学。斯人远去,藏书寄身彼岸,仍得以在世间让人含英咀华。

14441875033385-p30-39-000一年多前,为了撰写半世纪前本地风行学习马来文盛况的小文章,我走访年过八十的马来文专家杨贵谊老人,得知他的藏书已经外捐。捐献前,他曾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商讨,权衡之后,2012年他把上万册藏书捐赠给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此成立了“杨贵谊藏书与资料研究室”。杨老告知,选择吉隆坡是因为它与新加坡之间交通方便,他日后北上与自己的藏书打交道问题不大。

今年五月,报上传来消息,已故本地文学史家方修的8500册藏书、书信、笔记、剪稿和手稿等文物也离开了这块土地,到吉隆坡加影的新纪元学院安家。这批藏书原本有意留住本土,国家图书馆也表达了强烈的接收意愿,双方积极谈商沟通,但藏书最终北上新纪元。新纪元学院的陈六使图书馆为这批赠书设立了“方修文库”专室。

本地图书馆接收藏书的局限

新加坡官方或民间收藏文化资产的机关组织为数不多,无法大规模接纳来自岛内各方的藏书。民间组织的财力、人力与专业知识严重缺乏,无力经营吃力不讨好的收藏工作。公立机构条件相对优越,尤其是专业技术与收藏条件都远比民间团体到位,理应是书籍文献理想可靠的安居之所。但是官方空间毕竟有限,无法大量容纳不同阶段、不同民族的文化收藏。再说,在必须“平等对待各语文”的“保守”心态下,争取更多空间的难度很大。

14441875033385-p30-39-005目前有接收个人捐书记录的本地图书馆与机构约有十来个,但多是少量的选择性接受,为个人赠书特辟专室的则凤毛麟角。2003年,华裔馆设立了“王赓武图书馆”,接收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珍藏的两万本书刊。国家图书馆目前有两个文化人捐书专室,一个是陈育崧的“椰阴馆文库”,有他的藏书七千本。2003年,国家图书馆推出“我的图书馆计划”,多元艺术家陈瑞献率先响应,捐献了个人收藏的6500册书刊、手稿、艺术品、工艺品、个人日记以及他长期携带身边记录灵思意念的笔记本。他的捐品,全集中于“陈瑞献藏室”这个特设空间里,图书馆并为这批捐赠编纂出版了“陈瑞献藏室”目录。至于近期转自新加坡宗乡总会的许云樵藏书仍在整理中,尚未对外开放。

五四前期诗人、中国第一本诗刊的编者刘延陵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渡狮岛,低调过活,及至生命将尽的几个年头,他的名字才又重引文坛关注。我因缘际会,在他辞世十年后参与了编选刘老南来作品的整理工作,曾到刘夫人在珍珠坊的店铺与她侃聊,两度到她位于武吉知马的住家探访,最后一次是陪伴国家图书馆专员前往整理家属同意捐献的刘延陵信札及用品。目前这些文献已整理完毕,存放于馆内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

14441875033385-p30-39-006数年前,国家图书馆获本地藏家杨善才捐赠一批数量可观、覆盖战前战后的本地中小学各科目教学用书。由于年代久远,目前这类主要由中港出版的课本已经不易寻获,即便港台甚至中国也未必有完整的收藏,因此极具参考与研究价值。国家图书馆正根据这批文献,加上华裔馆的本区域教科书收藏,编撰完整的华校教科书书目。杨善才捐赠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还包括一批战前与战后本地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出版的图书目录,例如《上海书局出版季报》、《国语(马来文)图书目录》、《世界书局出版消息》等非卖品资料。此外,他也把本地出版的《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南洋儿童》、《小朋友》以及香港出版的《儿童乐园》等珍贵儿童期刊成套捐出。

2005年,时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华拉保绍博士曾说:“长期以来,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不断地接收来自公众、私人收藏家、作家和艺术家捐赠的文学和艺术藏品。对愿意给予并与人分享的每一个个人以及他们的慷慨精神,我们都十分感激……我们意识到还有很多珍贵稀罕的资料,还在私人收藏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保存中……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已投身于一项艰巨的事业,那就是保存我们的文物与文化身份,以启发未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是难得的宏愿表白,人们期盼它能积极发挥、有效落实、持续发展,让民间有价值的藏品能集中收藏,并把资源向社会开放。杨善才忆述,多年以前,他曾把杜连孙收藏的本地作家作品签名本整理捐给国家图书馆。或许当时图书馆审阅时忽略了这些捐书属于来之不易的作家签名本,以为已有馆藏而把它悉数退回。


人们关心的是,当局今后是否有足够认识华文文化体系、具敏锐文化嗅觉与热忱的专门人才,参与制定明确的收藏主题、提出具体计划、主动出击,有效地让民间收藏者安心地把有价值意义的藏品捐献。

国家图书馆不可能全方位满足捐献者的要求,它有权利根据既定的原则判断捐品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关心的是,当局今后是否有足够认识华文文化体系、具敏锐文化嗅觉与热忱的专门人才,参与制定明确的收藏主题、提出具体计划、主动出击,有效地让民间收藏者安心地把有价值意义的藏品捐献。时间步步推移,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步入了老年,如何让文化资产汇集、长存国内的问题也就显得迫切许多。

本地藏书的新乐园

books combined一辈子在书业天地打滚,杨善才不是一般的藏书人。几十年来,海内外各种版本的图书、各类性质的期刊杂志、只供出版社内部参考不公开流通的出版索引,甚至演出特刊、社团的会讯资料或纪念刊,都是他热衷收藏的对象。半世纪下来,他藏书的价值与参考意义,不亚于一般图书馆。年逾古稀七十,他仍古道热肠,积极于中文书籍的保护与典藏整理工作。在日益淡化的岛国华文环境中,他目睹许多中文藏书去留的曲折,百感心中埋,却不减热度,协助文化人为一批又一批“弃书”牵引,寻找新主人。

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地带,它是支流上一处不起眼的沙洲,长期以来主动大量吸收来自中港台的文化,视中华文化圈的各类书刊为宝而细心收藏。这些年来,捐献的引线点燃后,不少海外文化学者意识到孤本藏诸野,蛮荒有蕴藏,千里外的南方其实留存着半世纪以前中港台所出版但原产地已难得一见的书刊。

时序迈入21世纪,杨善才的捐书弧度扩大了,他陆续把上万本战前及战后出版的中文图书无条件捐给了海外学术机构,这包括中国的海南大学、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学院、新山陶德书香楼等单位。2005年开始,他先后把个人藏书捐给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香港教育学院。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获赠的图书最多,2008年及2015年,中大先后获得杨氏赠书超过一万册,其中最珍贵的是当年香港出版的儿童书刊,包括香港教育出版社的《儿童画报》、香港世界出版社的《好儿童画报》与《世界儿童画报》,以及香港上海书局、日新书局、汇通书店、学文书店等所出版的儿童读物。

14441875033385-p30-39-010近几年,他也捐书神州大陆,重要捐赠对象是上海张元济图书馆。张元济是二战前中文世界的指标性出版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1987年在上海武原镇成立的“张元济图书馆”为了丰富馆内的“商务印书馆阅览室”藏书,积极从海内外收集早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出版物。近年通过有心人引荐,张氏后人张人凤与杨善才搭上线,沟通磋商后,杨善才献了宝,捐出一批三十年代各出版社的图书目录与出版信息资料,包括该馆缺藏、难以寻觅的商务版图书(如:《尼勒斯莱尼》、《中国国税问题》、《妥木宗师》等书)。为了敬谢,张元济图书馆为这批珍贵赠书举行了隆重的“手泽传世典籍留香”文献捐赠仪式。

由于张人凤的祖父张元济是创办于1922年的“交通部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杨善才知悉情况后,把手中珍藏的“海外孤本”——1926年该校教授邓宗尧所著《电信交通之进步》一书,托张人凤赠予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这本书被该校鉴定为“近乎绝版的图书,属于珍贵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重要文献”。隅藏千里,看似平凡的一本旧书,只有到了正确的方位,才让人感知它的光芒与价值。

杨氏的另一重要捐献,是2011年把一些上世纪30至70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冷门书目资料,在中国国内已属罕见的个人收藏,捐给了筹备中的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这些材料,许多是非卖品,或是属于出版社内部的非流通刊物,却是极具索引价值的印刷品,这包括珍贵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39)、《图书汇报》(1939)、《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简编目录》(1939)、《中华书局出版通讯》(1951)等128册。新闻出版博物馆获得馈赠后,在送给杨善才该馆定期刊物《出版博物馆》的封面左上角,每期都特地印刷上“杨善才阅存”的字样,细致表达了感激之情。

小结

有价值的本地中文藏书留存本土,当然是最美的结局,尤其是重量级文化人的珍刊宝册,更不该让它轻易走失。捐献与接纳是双向交通,国内图书馆得有持续执行这种任务的强烈意志,文化人也应有让藏品长留斯土的意愿,共识凝聚,方有撞击火花的可能,后人才有近距离分享本土文化芳华的福气。

社会发展至今,对中文心怀情感、且掌握能力游刃有余的人口急速锐减,没有新读者涌现跟进,藏书便很难呈现活跃生命,在功利主导的体系里,它的存在理由便显得苍白无力。冷眼旁观,走过语文崎岖路的人们早已意识到,国内图书馆面对着一个棘手问题——随着华校出身具中华文化底蕴的专业职员相继告老引退,它在替补上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倘若无法有效补充,短期内图书馆就会遭逢中文人才凋零的现实。将才不足,文化认识不到位,可导致这方面的跟进与整理工作无法开展,走宝的戏码将持续上演。赢得民间收藏者对图书馆的信心与信任,成了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心理建设工程。书籍的使用与收藏,互为因果,当下社会中文氛围淡薄,中文藏书陷入恶性循环状态的几率,已舟随潮起。

14441875033385-p30-39-012书刊不能一味死藏,无人翻阅,等同冷冻。它要发光发热、再现生命活力,有赖于读者借阅使用,这正是岛国当下的挑战。以这些年的走势,到海外找个管理专业与人事条件成熟的图书馆,被认为是本地中文藏书最稳妥的出路。有留存价值的中文书籍到中港台这些汉语为主导的土地着陆安家,书逢知音人的机会必然高出许多。不过捐赠过程若所托非人,书刊可能落入偷鸡摸狗之徒手里,文化掮客或假借协助之名而使捐书成为弄钱的工具。这种事这些年发生过,已引起圈中人的关注。

目前健在的老华校生仍然为数可观,他们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些中文藏书,它最终是化尘归土、另投明主、论斤计两售卖、廉价包销,还是有幸儿孙愿意承接香火,只能各看各的造化。诸君脑醒之际,不妨花点心思把值得留世的书籍、文人墨客鱼雁往来函件整理妥当,为它安个好出路。有些书,背后承载着一段暖心的故事,或烙上沧桑的印记,都可能就此丰富它保存的意义。宝剑无须隐藏晦暗的深山,在当下时空,雾霾漫布,将之献出,让它到明媚的去处,不论驻足岛国,或漂泊别个国度,当能使更多心灵分享精神的阳光。已为书奴数十年,与其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施是功德,舍为气度,选择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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