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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外交的新大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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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16-2-11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6/02/11/新加坡外交的新大哉问/

具体而言,冷战后美国所扮演的国际秩序中流砥柱的角色,会否被中国所取代?对于这个问题答案的判断,将决定未来新加坡外交的走向。

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所面对的主要外交挑战是如何在强邻虎视眈眈的凶险区域形势里,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生存和发展。这对决策者提出了最艰难的挑战: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所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最终的代价很可能是亡国。所以,如何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必须是能提出关键问题并找到相应的答案。

尽管在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经拥有本区域最强大的国防实力、最具活力的经济能量,以及相当的国际声望,其外交所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其实同50年前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依然是决策者必须面对并克服的问题。

在1960年代,冷战的格局大致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分裂的欧洲铁幕边陈兵相对,同时在世界各地开展代理人战争。闭关自守的中国正开始同苏联决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鼓励亚非拉众多刚独立的国家,加入其不结盟运动。

对于类似新加坡这样刚独立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控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避免国际资本的剥削,几乎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唯一抉择。况且,社会主义所散发的理想性,无论是苏联式的、中国式的,乃至西欧左派政党所主张的费边主义 (Fabianism),都对这些新兴国家产生了道德吸引力。

当年的新加坡外交决策者尽管不无理想,却清醒地认识到所处的实际环境,意味着他们不能好高骛远。主导新加坡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非建国总理李光耀莫属。自退休后经常就新加坡外交公开发言的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说:“他(李光耀)明白国际秩序才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存在的前提。所以尽管你应当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并为此坚持原则,你却得随时务实地根据现实情况而妥协,而非开展堂吉诃德式的无谓之旅。”

当年的外交大哉问,是如何确立新加坡的外交定位。在西方、苏东和不结盟运动三大势力之间,新加坡必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位置。长时期的英国殖民经历所形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加坡缺乏倒向苏东阵营的实际诱因。背后有北京支持的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实际上也阻断了新加坡加入中国阵营的可能性。况且,不结盟运动仅是松散的组织,内部又存在中国及印度的领导权内斗,无法为新加坡的安全和发展带来多大的利益。费边主义则缺乏大国的支持,并不构成一股真正的国际地缘政治力量。同时,作为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国,新加坡的外交只能尽可能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所以,在继续获得宗主国英国的安全保护之余,新加坡成为了广义的西方阵营的一员。

这一选择的成果,在1980年代就已经看到显着的成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确实比逐渐僵化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更有效率。经济的快速发展,配合带有社会主义公平色彩的教育、医疗、交通、住屋等政策,让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独立之初的生存危机有所缓解,但危机意识却依然是新加坡外交决策的固有特色。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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