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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新加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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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2016-3-9
怡和世纪 2016年3月–5月号 总第28期

LKY-Lim Chin Siong legislative assembly

1956年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包括林清祥(右一)与李光耀及当时的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同英国宪法专家詹宁斯会面。

他真英俊。

在第一张照片上,他和一群代表坐在新加坡立法院议事厅,他坐在照片最右边,脸上带着显着的孩子气,仿佛刚从学生会走出来。他才23岁,是这个包括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内的宪制代表团最年轻的一员。这是1956年4月,这个代表团将前往伦敦就制宪问题与殖民部官员谈判,为新加坡争取更大的自主性。他身旁的李光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律师。

在第二张摄于1958年的照片,他走在樟宜监狱的水泥墙旁,穿白衣白裤与凉鞋,正在行走。左手插入裤兜,右手正向上挥舞。他偏分的发型一丝不苟,方正的面孔带着笑。他的神情与姿态,颇有一丝张国荣式的潇洒、不羁。若不是身旁那位黑肤色的狱警,你会觉得他不是前往牢狱,而是去参加一场记者招待会。

在另一张摄于1961年的照片上,他站在立式的麦克风前,右手向上挥舞,他的脸颊丰满了一些,仍带着笑,他是在快乐世界向上万名支持者宣布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

而在第四张照片里,他着松垮的狱服,置身于几个狱友之中,对着镜头,他依旧向上挥舞着右臂。这是1965年的新加坡,这个国家的独立之年。作为独立运动最有力的倡导者,他身陷囹圄,关押他的正是他昔日的盟友李光耀。


新加坡正陷入一场“历史的战争”、“记忆的战争”之中。尽管李光耀仍无处不在,但另一个叙述开始兴起。这多元的记忆与叙述,才可能创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社会。

在这本《我的黑白青春》中,我看到这些照片,几乎一下子就被林清祥的气质所吸引。他像极了20世纪中叶那些理想主义者的面貌——单纯、无私、乐观、愿意为信念献身。我几乎可以想象他在人群中的超凡魅力,当他大声用福建话反对殖民者的口号时,他一定会引起剧烈的欢呼,而少女们则怦然心动,在那个年代,政治人物仍可以充当摇滚明星。

这本书的作者林清如是林清祥弟弟,多少也缘于后者的关系,他也在监狱中度过9年时光,20岁到29岁,几乎是青春最灿烂之时。这本书的一部分是林清如对自己成长的描述,作为一个出生于1937年的马来亚的福建移民之子,林清如折射了20世纪东南亚的变迁。他的祖父母在辛亥革命前夕从泉州南下,是15世纪起就开始的断断续续的“下南洋”浪潮中的一员。他则从出生起卷入了层出的历史事件中,日本人入侵、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作为东南亚的华人,你必然性的陷入身份的纠缠之中。不管你反抗的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你的精神源泉必然来自北方的中国。但是当你要面对要独立的马来亚或是新加坡时,你又如何处理自己的华人身份。况且1949年之后的中国,又是被卷入红色意识形态之国,是冷战阵营的另一方。

在林清如的回忆录中,你可以看到这一代华人青年的精神结构,他们是阅读鲁迅、听《国际歌》的一代,对平等的渴望塑造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代,现代意识形态与传播工具,令学生与工人们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因为哥哥林清祥的缘故,林清如卷入其中,并随机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热情与意义。但随即,他就发现被背叛之痛。

林清如的回忆有跨越的空间的亲切感,他的监狱生活,让人想起台湾的绿岛小夜曲,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则是某个时代全世界的左倾青年们的共有特性。他也是个令人赞叹的服刑者,在狱中自修,取得学位。并在出狱后,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

但是,他的哥哥林清祥则没那么幸运。在这本回忆录的第二部分,他集中回忆了林清祥,并刊登了后者的遗稿。

在1969年被释放、驱逐到英国后,林清祥不仅失去了政治舞台,甚至连人本身都被损坏了。在英国,他想重回学术界,却困难重重,打击接二连三,包括父亲的去世。在一张旧照片上,他站在伦敦街头,他站在水果摊前,卖水果。几乎很难想象,他曾是东南亚最引人瞩目的青年政治领袖。当他在1996年去世时,他的痕迹几乎从新加坡历史中抹去。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占据了世界舆论的头条与新加坡的学生课本中,他正是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他不仅将一个毫无希望的热带小国带入经济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他的洞见也远超这狭小的720平方公里、延续的岁月则更是绵长,从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到中国的总书记,都乐于倾听他对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建议。至于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杂音。

我从未喜欢过新加坡。在十年前的一次短暂行程里,那些高楼给我一种压迫感,一切过分整洁与富有秩序,无处不在的炎热与潮湿与无处不在的空调,似乎让人的感受陷入感受力的停滞。只是在牛车水的街边排档喝虎牌啤酒时,我感到一丝畅快。我的感受也深受荷兰作家Ian Buruma的影响,这位荷兰作家称新加坡像是一个主题公园,异议的声音被严密、有效的清除,人们在繁荣与富足中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化成技术性的问题,生活的多样性与个人自主性被极大地压抑。

但十年前,这些感受都是书面上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同样来自一个一个威权系统,我对于被压制的个人自由分外敏感,也对于用个人自由来交换物质舒适的交易很熟悉,也更为愤慨。

而这一次到来,我则更真实的感受到不同声音的存在,另一个被压抑的新加坡声音的存在。我遇到了孜孜不倦的“异议声音”,他看起来像是个温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张,也不过是普遍的原则,却遭遇着长期的压制;当年的南洋大学的学生们,讲述华语在这个新加坡模式中的被深深压抑;还有再普通不过的青年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张沉闷的安全之网上……在书店里,我发现了一本绝妙的小书——《新加坡:被空调化的国家》。一位昔日的《海峡时报》的编辑Cherian Geroge用一种局内人才有的触感描述了新加坡政府那种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艺高超的控制能力,从自然到人的内心,它试图提供一整套方案。

它也包括与林清如先生的会面。在武吉巴梭路的怡和轩中,我和他们喝白粥、吃小菜,据说这福建味道,也是当年陈嘉庚的日常用餐。在会馆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也真是历史的嘲讽之处。在新加坡的历史中,林清祥被指控是一个共产党,在那个严酷的冷战年代,这足以置于死地。而如今的档案则证明,林清祥或许有左倾倾向,却未与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产生联系。而在会馆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位当年的南洋的侨领在1950年代初投奔新中国之后,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声了。他也无法再返回新加坡,这也是东南亚华人夹在历史潮流中尴尬的另一个例证。

在乌节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看着人潮之涌动,耳边是此起彼伏的Singlish,到处是建国五十周年的横幅。我在想如果林清祥没有出局,新加坡会变成何种模样?

很有可能,林清祥被浪漫化了。因为同情历史的失败者,我们有意夸大了他的能力与魅力。新加坡也可能变成另一个金边、胡志明市吗?

但这种或许的“夸张”也是对之前单向度历史的纠正。新加坡模式的裂缝正在出现。重塑记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新加坡正陷入一场“历史的战争”、“记忆的战争”之中。尽管李光耀仍无处不在,但另一个叙述开始兴起。这多元的记忆与叙述,才可能创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社会。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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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9, 2016 在 9:2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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