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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天化日下洗劫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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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1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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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彪在英国枢密院

感觉被司法制度背叛的人当中,林俊辉和李瑞峰的家属是最新的例子。网络上对我的文章《待审未决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法律在哪里呢?》的反应,显示了一部份新加坡人,当他们的权力与政府对立时,对司法程序一点信心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去那里寻找正义公道呢?

从前我在伦敦遇到了一位对新加坡法律程序非常失望的大好绅士。他过着勤奋专业的生活。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对公正、自由和正义的热忱一点也不妥协。

他在1981年突破性选举胜利,成为国会中唯一的反对党议员后不久,麻烦也开始酝酿。最后他被定了刑事罪,关入监牢,国会议席被剥夺,并被禁止在接下来五年竞选国会议席。这位绅士就是JB惹耶勒南。

1987年夏天,当我们在伦敦相遇时,他显得疲倦和精疲力竭,这也许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低点。可是JB惹耶勒南到底犯了什么重大罪过而要受到这么样的惩罚?案件涉及三张工人党支持者捐赠的$2000,$200 和400英镑面额支票的处理。控方断言这些支票是捐给政党的。控方也指控钱财被滥用,以及JB惹耶勒南对这些钱财做了不诚实的申报。JB惹耶勒南从一位正直的公民被打成一个刑事罪犯。

作为新加坡司法制度中的终极上诉庭,英国枢密院没有司法权来处理初级法庭案件的上诉,JB惹耶勒南1987年前往伦敦寻求正义的行程也因此流产了。

JB惹耶勒南的命运即将改变,在他回来新加坡后不久,律师公会按照总检察长以判决为根据的投诉,在高等法庭对他采取行动成功禁止他当律师。

丝毫不畏惧的他,有信心地认为他在枢密院至少会得到公平的审讯,隔年,JB 惹耶勒南飞了八千哩去了伦敦。事情结果出乎惹耶勒南意料之外。

五位代表英国司法界佼佼者的枢密院高级法官 (law lords) 一致裁决支票是“在每个案例中依照捐赠者的指示合法地处理了”。他们得出JB惹耶勒南并没犯任何罪行的结论。他们也表达了对“一系列误判的深切不安”,JB惹耶勒南遭受到“极为严重的不公正对待”。高级法官命令律师公会恢复JB 惹耶勒南在新加坡的律师资格,并偿付他的费用。他们也建议采取步骤推翻定罪的判决。

所有新加坡人应该庆祝这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它证实了新加坡有一个不受到政治左右,不偏不倚的司法制度。可是事与愿违。

枢密院的决定足以让扣留在惠德里路蓝色栅门后狭小牢房里,贵为政府宾客的一小群新加坡人觉得安心。张素兰就是其中之一。

在1988年6月27日,枢密院判决前五个月,女皇律师安东尼莱斯特 (Anthony Lester) 代表张素兰告诉高等法庭的黎嘉才法官,如果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不成功,他已接到指示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凑巧的很,黎嘉才法官正是之前审理并推翻JB惹耶勒南针对定罪与判刑提出上诉的法官。他也裁决不允许向更高的法庭提出进一步上诉。

在监狱内的张素兰得知枢密院的判决时非常的兴奋。她在叙述被拘留日子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很高兴惹耶勒南终于取得一次胜利。同时,几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政府会取消向枢密院提出上诉吗?惹耶勒南的案件对我的上诉有什么涵义呢?一位友人猜测枢密院会做出有利于我的判决。可是我来得及吗?

枢密院的判决是那些被拘禁在恐怖地牢者的一道希望曙光。反之,在统治体制内者却为此而大皱眉头。

总检察长陈文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坚持,枢密院的判决只在JB惹耶勒南恢复律师资格这事件上,对律师公会有约束力。除此之外,总检察长说“我不能同意定罪是错误的”,他也否认有任何误判。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明白为什么终极法庭按事实得出的判决竟被总检察长贬低为“评论”而已。

最后,JB惹耶勒南赢得道义上的胜利,恢复了律师资格。一半的正义至少好过什么都没有。

张素兰得到公正审讯的希望却是短暂的。就在枢密院下判后两个月内,一项取消涉及内部安全法令向枢密院提出上诉的法案仓促在国会通过。这关闭了那些不经审讯被拘留者寻求公正审讯的途径。

张素兰:

我认为这是一项孤注一掷和可耻的法案。只有陷入绝境的政府才会制定这样的法案。它要阻止莱斯特向高等法庭与上诉庭提出的辩词的所有论点取得成功。它也阻止内部安全法令案件向枢密院提出上诉。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81个议席的国会中拥有80席的政府竟需要通过这样的修正案。

在把政治拘留者向枢密院上诉的这扇门关上后不久,另一项法案又被提出来。就在枢密院下判后少过一百日之内,法律专业修正法案(1989)也仓促在国会通过。新法令取消了涉及律师纪律案件可向枢密院提出上诉的权力,同时将所有基于刑事罪的纪律诉讼的判决定为最终和结论性的。

在国会辩论时,工人党非选区国会议员李绍祖医生提出了尖锐的观察:

李绍祖医生:

很多在国会外面的人士认为,这修正案是政府针对最近枢密院对JB惹耶勒南上诉的判决未经思考的反应。是这样的吗?……

……我们见证了总检察长公开宣称枢密院的结论是错了。我听起来觉得很奇怪,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在民主社会中,主控官和法庭必需分开来。现在看来,总检察长先当主控官,然后又当起对枢密院判决的法官。其实,这是从新加坡法庭诉讼开头的一连串事件的最终结果。

这引起尚穆根起来为政府辩护。

K尚穆根先生(三巴旺集选区议员):

议长先生,把他们的判决归罪于政治动机对我们的法官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声明使我感到恶心。这是完全没根据的造谣中伤的指责,对民主体制造成重大的损害。

 

1994年,一切已成定局,枢密院作为最终上诉庭的地位被取消了。

如果枢密院对JB惹耶勒南案件的判决是不一样的话,政府会这么仓促地取消终极法庭吗?或许,这是他们尝试避免如果拘留者向枢密院上诉而可能出现的另一次难堪局面。从长远来看,他们是不是担心,一个运作不受不正当影响的终极法庭,足以损害占支配性政党政治上的垄断。“不正当影响”正是李光耀在27年前使用过的词汇。

这个支配性政党在1994年的所做所为,正是李光耀在1967年讲话中警告过的:

李光耀:

我只能表示,我希望我们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不会消失。只要我们允许这里的司法程序在别处的法庭接受复审,我肯定它不会消失。明显地那里的法庭不会受到不正当影响。只要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允许在新加坡以外某些高等机构提出上诉的权力,我们司法程序正直性的可信度必定会更高。

1994年,李光耀制度化了支配性政党的权力。他不需要“新加坡以外的某一高级机构”来保护他的权力。

可是对新加坡人民而言,如果枢密院没有被撤消,他们会获得更好的司法公正。

在国会一伙人的突袭下,司法系统就如此地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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