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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察长,他的工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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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新国志     2016-4-1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213
英文原文:http://theindependent.sg/the-ag-whats-his-job/

如果设立总检察长这一职位的目的是为了有个独立的宪法维护者,那人们要质疑的不止是李光耀的智慧,而应包括总统这个职位,后者与陈文德能在职25年有关。从未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这显示了新加坡政治结构在系统上的缺陷及全体行动党议员在政治上的破产。

Godfather-Marlon-Brando

当公众不同意政府对批评者采取高压手段时,总是总理或他的部长受到责怪。有时法庭也被批评。但却有个职位到目前为止避开了公众的审查,那就是总检察长。

他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他是作为政府喉舌的一名公务员吗?或者他是独立于政府的?

现任总检察长VK拉惹先生为他的任务下的定义是:“公众利益维护者和法治管理者”。在宪法下,他的确拥有“自行斟酌来开始,进行或终止任何犯罪诉讼”的权力。作为政府的首席律师,他有向总理和他的部长就法律事务提供意见的责任,他们则有义务听从他的意见。还有,他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这只是理论而已。

新加坡是一个由支配性政党行使不对称权力的社会,国家机构和支配性政党的界限模糊。像这样的社会,一位勇敢的总检察长可以起着抗衡作用,阻止支配性政府变为不民主与独裁。本来就应该是这么样。

以现任总检察长为自己订下的标准来判断,一名理智的旁观者会给他在处理余澎杉、范国瀚、韩慧慧、鄞义林、林俊辉和李瑞峰案件的表现打高分吗?在这些案件中,个人的权力和国家或权势起冲突。我会倾向认为,如果总检察长职位是民选的话,基于上述问题,VK拉惹也许很难重新获选。

总检察长是由总理选派这一事实会危害他在宪法上的独立自主吗?我翻查了不少过20本有关新加坡政治的书籍,包括李光耀回忆录,以寻找有关新加坡在职最久的总检察长陈文德的线索。令我惊奇的是,尽管律政部长K尚穆根形容这个人“在我们独立后的成长年代及对总检察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些书籍几乎没有提到他。

李光耀为何选了陈文德,并在接下来从1967年至1992年的四分之一世纪任用这位总检察长是个大谜团,因为李光耀在《新加坡故事》中对他只字不提。更何况,陈文德在第一代行动党领导人离开内阁后(杜进才在1981年,吴庆瑞在1984年,拉惹勒南在1988年)还读继为李光耀效劳。

2012年,李光耀在写给陈文德遗孀的信中说,作为总检察长,陈文德是“有效率、称职的,他也随时准备为难题找出解决方法”。

这些字句让我想起由马龙白兰度主演的电影《教父》,及片中他那忠诚的柯里昂(Corleone)黑手党家族律师汤姆哈根(Tom Hagen)。在故事里,哈根是不可少的,因为“律师可以比一群流氓偷取的更多”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流连在黑暗窄巷内,以指节铜套 (注:一种打架用的武器)攻击对手的总理,都需要一名顺从的总检察长来使他的法治具合法性。

李光耀在独立早期面对的“难题”包括挫败政治对手对不经审讯拘留的法律挑战。1971年的其中一次挑战来自内部安全法令下的拘留犯李茂成。他是《南洋商报》四位主管之一,陈文德成功地挫败了挑战。他是开法治倒车的佼佼者,他把曾经存在的公民权力一一去除。他也精于翻出其他司法体系已遗弃的陈旧法令,如藐视法庭法令来对付反对他的政治主子的人。1967年至1992年,在违反人权事件发生时和苛刻法令制定时,你必定会在“犯罪现场”找到陈文德参与的踪迹。

身为律师的陈文德要呆在总检察长职位25年,就必需全盘接受政治主子严厉苛刻的政治性格才能保持神智正常。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总检察长能否保持专业独立。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总检察长的制度是否适得其用。

对把权力分立看得很严重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与在职25年的陈文德相反,在2008年至2010年担任总检察长的温长明,把他在李显龙手下当总检察长的那两年形容为“我生命中最长的两年”。

温长明在2010年4月说,一位好的总检察长“必需是个在有必要时准备离职者。因为如果那个人太需要这份工作,他就会作出可能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妥协。”依照温长明的标准,我们要如何评价在重要的25年里担任总检察长的陈文德?

我们不知道陈文德在职时,是否有任何时刻为专业良心而挣扎,但我们知道他的工作压力很大。

感谢萧天寿的《擒住危险的人》这本书,让我们能窥探陈文德。萧天寿在1968年被委任为副总检察长,陈文德则在同一时候被李光耀确认为总检察长。

陈文德在工作时常常发脾气是众所周知的,在同一座建筑内工作的萧天寿很快找出了原因。

“我发现他发脾气的根源可直接追溯到好几个不同原因导致的极度不安稳感觉。这些原因包括,因某些法律意见或事务受到总理或部长责备,猜想总理立刻传召见面的原因,大法官或公务员委员会主席对他的傲慢举动与行为,他在出席公众活动按礼节的排列位置,还有他在股票投机买卖遭受损失。”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压力造成陈文德沉溺于分心的事物。我们却知道尽管他公务烦重,却能找出时间来追求利润。萧天寿对陈文德的股票,货币和黄金市场知识印象相当深刻。萧天寿时常到他老板的办公室,并发现他的桌上摆满财经报纸和期刊。陈文德偶尔邀请萧天寿在工余拜访不同的股票经纪,包括一位曾被称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股市大王的人。当时,陈文德同本地某些最有钱的人、商界、银行和工业界领袖交往。沉闷的总检察署工作以外的这些活动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进行,以避开闲言闲语。可是萧天寿发现这一切都逃不过政治部窥探的眼睛。

1987年陈文德涉及一个资深银行家对他的指责。银行家指身为总检察长的陈文德在大华银行主席黄祖耀指使下陷害他。这项指责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当时的高级部长拉惹勒南通知李光耀这件事。接踵而来的是许多的电话通话、会议与报告,所涉及的人包括总统,银行家,公务员和陈文德。陈文德算是幸运,李光耀向国会报告了他的调查结果,说陈文德没有犯错。李光耀这项十五分钟的声明让人洞察政治精英,公务员与银行界之间的个人亲密关系,他们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只是一通电话。(新加坡国会1988年1月27日,导至黄宝明(Allan Ng)被控的调查及他对总检察长陈文德的指控的总理声明)(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lky19880127.pdf)。

如果设立总检察长这一职位的目的是为了有个独立的宪法维护者,那人们要质疑的不止是李光耀的智慧,而应包括总统这个职位,后者与陈文德能在职25年有关。从未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即使1988年陈文德的问题在国会中被提出——这显示了新加坡政治结构在系统上的缺陷及全体行动党议员在政治上的破产。

我们需要的是认真对待宪法的人,只有他才有资格担任总检察长。在寻找总检察长人选时,总理根本不应该这样子打开话闸子:“你想有一天当上大法官吗?”。这听起来似乎是要对方乖乖听话的暗示。而这就是李光耀1967年要萧天寿担任副总检察长职位时所用的字眼。

要限制支配性政党的一个办法,是要有一位由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的总检察长。

当专业操守与主子的愿望冲突时,现任与将来的总检察长可以从美国的做法中得到启示。1973年水闸门丑闻调查期间,尼逊总统命令司法部长和副司法部长开除派往调查非法电话窃听的特别检察官。但两人在接到命令的星期六当天相继辞职。他们的辞职导致尼逊在一个星期内辞职。

在绝望的时候,我们需要英雄。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4, 2016 在 10:3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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