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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狮城中的印度事(上):殖民移工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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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6-4-12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624392

印度总理穆迪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随著印度崛起,新加坡逐步加强自身与印度的经济互动,将自己定位成“印度进入东南亚的大门”。 图/美联社


4月7日,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 (Tharman Shanmugaratnam) 出访印度。这20多年来,新加坡与印度间一直有著官方层级的互访,21世纪初,两国间的连系达到高峰,2003年双边签署军事合作协定,共同维持印度洋安定与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单单2004年,两边官员到对方土地的访问次数就高达11次。

随著印度崛起,新加坡逐步加强自身与印度的经济互动,将自己定位成“印度进入东南亚的大门”,直接呼应印度自冷战结束后展开的“东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 。

时间回推一天,新加坡国会议员潘丽萍在讨论预算案时,却称聚集在小印度的南亚裔移工为“行走的定时炸弹”,引来网友大骂她简直就是“星版川普”,4月8日潘丽萍即在脸书上公开为失言道歉。

这两件隔不到24小时的事件,说明了新加坡与南亚裔社群的潜在矛盾。

基于英国殖民的历史因素,印度裔(包括南亚裔)公民占了新加坡人口达7.4%(2015年),是三大种族之一。不过纵使印度裔族群可能成为新加坡政府与印度建立互动的资源,但他们却常消失在新加坡的族群议题之中。为什么呢?本文要带读者回到过去,一起了解印度裔人口如何出现在新加坡的舞台。

纵使印度裔族群可能成为新加坡政府与印度建立互动的资源,但他们却常消失在新加坡的族群议题之中。为什么呢? 图/新华社

古早时代:为印度赚钱的印度人

虽然印度与东南亚很久之前就存在往来,但真正的密集接触,则始于1819年新加坡与印度同时落入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起初,新加坡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管辖,这使的印度和新加坡两地间人口流动被视为“境内移动” (internal movement),东印度公司并没有施加太多限制。来到新加坡的,大部分都是讨个工作的印度男性,他们抱著赚足了钱便要返回南亚大陆的心态,对于小岛民情亦不关心,毕竟新加坡只是他们挣钱的地方。

根据1824年新加坡首次的人口调查结果,印度人口占了全岛的7%。但当时在新加坡的印度社群,并没有在地方上聚合出著名的意见领袖。在居住上,印度移工也依照使用的语言、来自的地区而彼此分隔,在华人与马来人社群间的空隙中生存,也就这样将就著住——反正到底还是要回老家,在新加坡的落脚也就凑合著生活。

1857年,印度本土爆发民族起义运动,反抗行动直到两年后才被英国镇压平定,此后,东印度公司也遭到废除,改由英国政府直接统辖印度。

然而,这场在印度爆发的民族起义,也连带影响驻新的英国殖民者们对印度社群的观感:原本他们觉得印度人没有威胁,对经济发展有贡献又“很好使”,但现在他们则认为新加坡的印度人是个不可被信任的社群;于此同时,华人商业社群也不满已是大商港的新加坡,在行政上还须隶属于印度。于是在种种因素下,新加坡在1867年成为直属英国皇室的“皇家殖民地”。这样的改制,对新加坡的印度人口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印度到新加坡的移工不再是“境内移动”,而是“境外移动”。

1857年,印度本土爆发民族起义运动,反抗行动直到两年后才被英国镇压平定,此后,东印度公司也遭到废除,一海之隔的新加坡命运也连动地随之改变。 图/维基共享


这样的大转变,让印度殖民政府有借口控制输往新加坡的印度劳动力,因为“政府有义务要保护移工,否则不知道他们到了境外会被怎样虐待。”

于是印度政府在1864年祭出法律,将新加坡列为非法的劳动人口输入地,不再是允许前往的工作目标地。消息一岀,新加坡的商人面临劳动短缺的困境,纷纷要求海峡殖民地政府,在西南季风结束前注1终止这项禁令。

不过印度劳工的松绑还是得等到1880年代;由于英国殖民势力在马来半岛的扩张,以及在地橡胶经济的繁盛,英国人开始再次意识到:他们需要这些印度劳力。

同一时间,印度刚发生大饥荒不久,印度政府亦因此决定在移工输出上,重新采取开放态度,并得到海峡殖民地政府的配合,同步祭出保护这些移工的政策,不让他们受到虐待或人口贩子拐卖。

但为何海峡殖民地政府会一反先前的漠然,对于引进印度移工如此积极呢?更深层的原因,原来是当局对华人人口成长的抑制企图。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威德 (Frederick Weld) 这样说道:

基于一些政治原因,华人凌驾于其他种族的强大优势,让我感到很焦虑,这应该要被重新平衡……方法就是借由引入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人。

 

同属英国殖民地的缅甸和锡兰也是印度移工的选择之一,这让海峡殖民地政府备感“竞争”压力,因此他们在南印度的方言报纸上刊登广告,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各州是“机会与丰裕之地”。招募的行动特别锁定了那些讲泰米尔语、卡纳达语和泰卢固语的达罗毗荼语系的地区(也就是南印度区域),原因之一是位处马德拉斯(现在的清奈)管区的殖民政府,恰好才将铁路工程扩展,让南印度各区的人民更容易到达港口出海。于是,在各地殖民当局的配合与大力招募之下,到了1913年,单年度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印度移工就高达11万人之多。

不过对雇主来说,好景不常,“契约劳工”的制度很快地被质疑其本质等同于“半奴隶制”,在运送移工到新加坡等地的过程中,这些印度移工也常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在印度的自由派英国人以及印度民族主义者,对契约劳工制度更是大肆抨击,甚至在印度国家议会上大骂这种移工制度“根本是在羞辱印度人”。于是很快的,在种种政治压力下,两地的劳动输出契约再次于1915年宣告无效。

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威德,对于大量涌入新加坡的华人感到忧虑。 图/维基共享

北印度与南印度

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是新加坡的移入大宗,也是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底层——首陀罗,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一群人。在殖民政府官方的学术文献中,英国人也采取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达罗毗荼人(包含泰米尔人)的“智力有限,文化上也很缺乏,因此是羸弱的存在”。

不过同样是英国人,身为主教的语言学家考德威尔 (Robert Caldwell) 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泰米尔语言是独立的语言,因而创造了“达罗毗荼” (Dravidian) 一词,来指涉南印度的语言家族。当时的主流观点多将南印度人视为是在雅利安人来之前的野蛮人,但考德威尔却罕见地挑战了这样的偏见。他说:达罗毗荼文化向往平等主义,而非阶级森严的种姓制度。

到了20世纪,过去这些殖民官方以及北印度菁英对泰米尔人的负面书写,开始让在新加坡逐渐生根的泰米尔菁英很不是滋味,并意识到泰米尔的文化必须更被凸显。

1923年,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新加坡成立了“印度人协会” (the Indian Association),旨在代表海峡殖民地的所有印度人,无关信仰、语言与来源地,加入协会的大部分是受英语教育的印度裔菁英。印度人协会提倡“泛印度身分” (pan-Indian identity),希望能够反映会员的多样性,而不是特定单一的族群。同时,他们也开始关注新加坡的其他种族“怎么看待印度人”,希望提升印度人的整体形象,并还发行刊物,定期刊登海外印度人的投书,包括马来亚印度人和非洲印度人在内,企图塑造一个跨地域的“印度认同”。

不过这样的泛印度认同行动久了之后,却受到泰米尔菁英的质疑。他们认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去与基层的泰米尔人密切互动,因此他们开始展开草根行动,除去原先那种上对下的政令宣导,并希望能借此降低对其他印度菁英的依赖,以建立属于“泰米尔人”的草根认同。

这些行动曾经激起印裔社群内的激烈辩论,擦出的火花亦让“泰米尔主体性”成为可能;不过,一切的努力,却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被迫中止。

不过,一切的努力,却都在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被迫中止…。 图/维基共享

备注

注1:吹起西南季风时(6月到9月),是印度移工搭船到新加坡的好时机,到了冬天,则吹起不利航行的东北季风。

相关链接:

新加坡,狮城中的印度事(下):小印度的新加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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