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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一——伪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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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5-21

李光耀归西一周年,官方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不主办纪念活动,由民间举办。于是媒体紧密配合,几天来长篇幅报道,又一轮造神运动开始了,把李光耀吹捧为道德典范。

纵观李光耀的一生,说了许多话,也做了许多事,要一一辑录下来,恐怕要写出一本厚如砖头的专著,正不知从何说起,恰好阅读到联合早报头版头条《基层与民间团体发起逾百项纪念活动追思李光耀》,使我忽然想到,李光耀的一生与日本军国主义、英国殖民主义、马来亚共产党、新加坡左翼纠缠在一起,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就以《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书从这几方面来议论李光耀的言与行,应该忒有意思,也绝对有意义。

李光耀诞生于1923年9月16日,日寇侵占新加坡是1942年2月15日,李光耀此时19岁,“志愿加入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开始“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后来“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第一次看到日本兵,“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知道“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兵的本色,“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明白“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

写到大检证时,李光耀这样描述:“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

而李光耀自己却“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夜,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真是天皇护佑,就这么在穷凶极恶的鬼子眼前,神奇般地逃过了大检证的鬼门关! 俗语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真他妈的灵验。

在日本统治下,“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

当时,有一些名流,在枪口下被迫为日本法西斯服务,缴纳“奉纳金”,情有可原,而李光耀却自愿加入“满身发出恶臭” “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个”的法西斯团队,助纣为虐,按照当时民间的说法,已经是汉奸行为了。

与此同时,聪明的李光耀还知道“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事黑市买卖”。而早在 1942年2月1日成立的星华义勇军团已经在裕廊18英里前线、林厝港19英里前线、武吉知马7英里前线和日寇浴血奋战,死伤惨重。李光耀却能够“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受中华传统教育的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李光耀在民族存亡的时刻,却出奇的麻木,诡异的冷漠。在《李光耀回忆录》中,为保卫家园惊天地泣鬼神的星华义勇军不见踪影。

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李光耀从盟军发布的战报里早于一般人知道日寇即将战败,“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李光耀自己不打自招地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他自己不也逃“到金马仑高原”躲避清算去了吗?

日本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了,再也不受日本人的欺压了,人们夹道欢迎。李光耀不知从何知道“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却看不到“人民抗日军便没收日军仓库的白米,交给马共党部处理,党部便把白米煮成米粥免费分派给群众。每天都要煮数十大锅的米粥来分派,来领米粥的人要自备碗碟。”

“当时,怡保有一个地区的一批民众在挨饿,许多人遭受疾病的折磨。我们便联合一些群众前去把那些不幸的人带到马共党部,分派米粥给他们,生病的人则由抗日军给予医治。”(《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李光耀只看到“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还说“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李光耀不就是“逍遥法外”其中一个吗?为什么李光耀在“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是不是“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到日本商店光顾”就会被割掉耳朵,那么,为日寇工作的李光耀恐怕就不是被割掉耳朵这么简单的了。

写到这里,想到傅树介医生所著《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中的一段插曲:“我到他家,在讨论时,他夫人叫他听电话。他到回来时,脸色苍白如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共产党人刚刚在附近枪击一个人。我狐疑是谁打来的电话,他为何这么震惊。”从1946年就“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到1954年的听到电话“脸色苍白如纸”不免会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日寇侵占新加坡时期,李光耀已经是青年。青年是什么?是水嫩的外表,清新的活力与精神。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说“青春并非年轻岁月,而是一种心态。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而李光耀的青年却是冷漠的,不仅对保卫新加坡毫无贡献,还为虎作伥,做着黑市生意,对新加坡人民何其冷酷,对照星华义勇军的勇士们,李光耀的青年时代是不光彩的,丧失了民族气节。这就是为什么不给星华义勇军建立纪念碑的根本原因。殖民政府还会为收集情报而牺牲的136部队林谋盛划拨土地建立纪念塔(136部队战后的作为并不光彩,据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制止民族冲突的悲剧恶化的时候,有一个布先的代表突然来报告,他说一批136部队的人已经进入贝廓(Bekor)和周围地区,煽动马来人反对华人,马来人已经发动进攻,屠杀那里的华人。”“贝廓并没有巴冷刀队,原来所谓的巴冷刀队其实是一批136部队的队员和其他几个人在屠杀华人。据我们发现,这一屠杀事件是英帝蓄意制造的。”)还会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牺牲的军人建立阵亡纪念碑。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都会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让后人永不忘记英雄,唯独新加坡不仅没有这么做,还荒唐地设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反共纪念标志”,来纪念那些为镇压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英雄的侵略军及其走狗。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会感谢侵略者? 当然,傀儡政权除外。这种现象正如汪精卫感谢日本人,法国维希政府感激希特勒是一个道理。有谁看到,屠杀了自己父母的子女会感谢刽子手?李光耀自称是民族主义者,世上哪有这样的民族主义者?

“在抗日战争中,我见证了各种各样和各种立场的人,那些真正能启发我的,都是英勇无畏地把一切甚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人。我看到,马来民族中只有具有爱国民主精神的真正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另一部分自我吹嘘具有高深的宗教学问的人,却忠实地跟着日本法西斯的指挥棒转。这又意味着什么?而且,维护民族、宗教和祖国是信仰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李光耀却同日寇一样,咒骂丑化敌视人民抗日军。日寇投降前李光耀像狡猾的狐狸一样仓惶逃逸,何曾听过李光耀为自己助纣为虐的事表示忏悔和向新加坡人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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