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二——英国代理人

伍依     2016-5-29

根据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透露，“当时，李光耀表现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是受培养的，尤其重要的是，从1952年起就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

李光耀对英殖民主义者是感恩戴德的，他把战前英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描绘为“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又说“可是新加坡也有许多好现象。自从1946年以来，它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的一场席卷全马和新加坡的罢市、罢工、罢课的运动，从何看出“自从1946年以来，它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

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害怕各民族的团结，挑动民族情绪，在英帝挑唆下， “巴冷刀队”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巴冷刀在马来半岛到处砍杀，新加坡难道不会受到波及影响吗？在这种状况下，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真的可以“和平、稳定、自由、舒适”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新加坡人民何苦开展轰轰烈烈的反殖运动？李光耀又何必想方设法参加到反殖运动中来？

李光耀“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时，不是说“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吗？不是说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吗？意思就是说英国人也是“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的，只不过日本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罢了；刚回返新加坡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当律师时，李光耀“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1956年李光耀在立法议院不也说过“殖民统治已经变成一个瘤”，“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开刀割掉这个毒瘤，割掉殖民地制度，大踏步走向自由”吗？在行动党成立后的第一次选举时，不是“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吗？怎么会“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

既然“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在1948年至1952年在伦敦留学期间，李光耀怎么会“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既然“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为什么还会“怀念过去的还日子”？

大家不要忘记《李光耀回忆录》于1998年9月出版，在写回忆录时，李光耀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力抨击的殖民统治！其实这样前后矛盾的说法，在《李光耀回忆录》中俯拾即是。

从小学到中学接受奴化教育的李光耀没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对英国人是崇拜的。在抗日时期，“李光耀说“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英国人屈辱地向日本投降，“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投降时还“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这是怎样的英国人？

英国人对李光耀也是恩宠有加的，“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能够搭乘“载英军回国复员”的运兵船哪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优待呢？怪不得李光耀显露了香蕉人的心态：“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1946年12月我见到他（学监比利•撤切尔）的时候，他告诉我：‘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参加军队而已。你得出人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拿不到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一等荣誉。’”“当剑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来。”“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 多好的英国人呀！

根据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透露，“当时，李光耀表现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是受培养的，尤其重要的是，从1952年起就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阿力佐西何许人也？据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中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史密斯1976年出版的回忆录《一位冷战战士的肖像》一书中，得到验证，……到访的长官听到这一点时惊呼说:‘天啊……我认识阿力佐西。在战争期间，我们在开罗同属于混编的OSS-SOE单位（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我认为你不必要过于担心李先生了。军情6处派了一位顶好的办案官做他的工作。阿力佐西向来善于扮演流浪的左翼份子，非常出色。’”

学监比利•撤切尔要李光耀到剑桥“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一支特别的队伍”是什么队伍？以及“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留英时就能“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在他家住了三天”“一起打高尔夫球”，就能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由于“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 Lee。……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 Lee (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 Lee (Harry Kuan Yew Lee)。……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英国人对李光耀是照护有加的，免除了牢狱之灾；在加入马来西亚时，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相互撕咬得不可开交，巫统极端分子叫嚣要逮捕李光耀，也是得到英国人的照护，得以幸免。

在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争取调整薪金谈判和罢工期间，对资方的批评“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在“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英国人的特殊照顾，使李光耀第一次中选为议员。

李光耀说“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向共产党人投降”是“耻辱”，那么向日本人投降又如何呢？“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夭夭。白人只顾自己逃命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英国军队闻风丧胆，一溃千里，是“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吗？如果不是“逃之夭夭”，会在新加坡举白旗投降吗？“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就像信佛的人一样，在危难时盼望观音菩萨，“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英国人会保护新加坡人吗？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与拉赫曼起了冲突，毫不避讳地说“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彬彬有礼”的李光耀焉能忘记英国人的恩德!

李光耀和英国人的关系何其密切！李光耀和英国殖民部的关系，连新加坡殖民地政治部都不知道，保密层级又是何其绝密！难怪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对英殖民主义者封闭许多进步团体、逮捕、驱逐抗日有功人士，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发动惨绝人寰的殖民战争，绞死许多反殖爱国英雄，焚烧村庄，把五十多万群众赶进集中营，制造无人地带，以及对殖民地政府残酷镇压反殖群众，如1956年到1957年，共逮捕了300余人，以电刑、冷冻、殴打等法西斯酷刑虐待政治犯的法西行径竟不见一字，有意掩盖英国人的罪行，却对反殖党团和群众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

要知道，李光耀还是政治犯的代表律师！在李光耀到监狱见林清如时，“我把事情经过（受电刑等酷刑）详细复述，李律师细心记下，然后要李（绍祖）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记得当时李律师曾向李医生这么说：‘这大概是许启谟干的事！’”（受刑经过详见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第161-163页）1958年4月25日《南洋商报》全面报道了立法议院有关设立调查政治犯遭虐待的辩论。李光耀不可能不知道政治犯遭到的酷刑。代表正义律师的李光耀，为何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

李光耀与英国殖民者配合诬蔑反殖力量是恐怖分子，掩盖殖民政府的法西斯行径，隐瞒自己暗助殖民地政府镇压反殖群众的行为。二战时李光耀为日本法西斯工作，二战后又得到英国人的庇护和培养，李光耀的真实身份已经毫无疑问。马共内奸莱特身兼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间谍，李光耀已经直追莱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