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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坡中文书市枯荣笔记(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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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6-4
怡和世纪 2016年3月–5月号 总第28期

那年头的小坡,每到周末、假日,知识人从岛国八方汇聚到此,寄托精神,渐而以书会友,顺道享用美食观赏电影,形成一个时代文化生态,这样的氛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伸到八十年代初,前后也有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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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河。(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市中心那条曾经流水黑乎乎向海出口的新加坡河,是岛国重要的地理界线。河的南岸是大坡,北岸为小坡——这是本土华人对这区域的俗称,虽然它没有法定地位,却在民间受到力捧,证据是报章、名片、广告、下里巴人口里对大坡方向今称桥南路与新桥路的两条大道,分别称为大坡大马路和二马路;小坡市中心从桥北路到实利己路平行着的七条踪车道,被有次序地惯称为小坡大马路至七马路,而串起这七条街道的,就是当今的密驼路。

大马路到七马路的称谓,饱含老上海十里洋场的味道,一如当年本地消闲场所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的名称,都刻着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歌舞升平繁华迷醉的臣服印记。独立前成长的一代,脑里多半有一张清晰的地图,都知道二马路何所指,四马路何所处。太习惯了,反而不知道五马路的正名,叫做明古连街。小时候,父亲得闲带我“下坡”溜达溜达,会让我好好记得这些街名的排序,所以我童少长居“山顶”,很少到市区去,却对七马路之类的说法,成竹在胸。今天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不曾有这些概念,知道观音堂的位置,却不知它是在四马路边上;晓得维多利亚街,却不知二马路,就别说三马路奎因街有一个众人皆知的“绿色巴士车头(总站)”——从前要乘坐公交车到郊区的南洋大学,就是在这里上的3A路巴士。

小坡,令人缅怀,不光是名称的失宠,也因它车水马龙的光景不再,以及一代读书人美好文化情怀的走失。城市重建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那曾激化生活火花的场地悄然变装,徒留一代人缓缓盘旋心中的共同记忆。小坡文化,说的是这里曾经的密集书店景观,参杂着众多学校、戏院、美食以及工团所揉成的独特文化氛围。小坡,是五六十年代市区里,商业活动密集但却能轻易发现读书人踪迹的一方水土,中英文教育背景、左右意识形态不同的人群,在这里各自找到合意的精神天地。虽然隐约间,它存在着楚河汉界。

一个时代的阅读风气

二战后的华校生,凡是喜欢阅读的,不论文理,都爱到小坡探访这片知识的沃土。小坡,那曾经书店云集的文化聚落,一两公里方圆内,大街小弄,盘踞着无数大小书店,出售各种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本土的图书,是爱书人与莘莘学子蜂蝶般络绎拜访的春天花圃。书香散发的诱惑,文学的历史的数理的修养的政治的,左的右的古典的现代的,在弄巷的书局书店书摊书室书屋,在豪华简陋的书架上各花入各眼,勾引每只蜂蝶饥渴的求知欲望。读着逛着,每一只蜂蝶最后都带着清甜鲜美的花粉离开。到书店翻书,是时人高尚的课余消遣,与文字交往,掌握最新出版信息,投入了便现场读完半本,其余暂时搁下,下周回头再续。在经济欠佳的年代,书店,给爱书人提供了优渥的选择。

路人甲的观察,那年代的爱书人,惜书如命,买回书本,生怕它破损弄脏,总是给它加上外套,一般用“跑马月历”纸反着包好书皮;经济宽松的,用半透明的“面包纸”。包书,是一种心情,传达了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对书本的敬意。那是一段书本形象高大的岁月,六十年代我念小六,班主任不时领我们数人到板屋学校附近他租赁的房子,室内局促,但靠墙赖着一个小书橱,满是图书,像极了学校里的班级“图书馆”。老师打开书柜,让我们任选阅读,或席地,或横躺,就这样读到太阳落山。告别时,老师让每人带一两本离开,这是天大的恩宠,拥有小书橱的美梦就此悄然在心中燃起。

华校风光的年代,阅读风气鼎盛,老师不仅借书给同学阅读,有些还买书送给学生。初小时,忘了什么理由,华文老师送给我一本印刷精美的大图书,内容早已忘记,但是里头那只尾巴蓬松的小松鼠,一甲子来没忘记它。到了高小,数学老师分发测验卷子时,总是带来几本新买的连环图,奖励成绩名列前三的同学,羡煞大家。我的同桌小刘数学好,几乎每次都在三甲之内,连环图总是轻易到手,心情好时得了赠品会让我先带回去过足瘾翌日再还给他。这一年,我蛮期待数学测验,理由是托同桌的福可以享受连环图的乐趣。买书送学生在六十年代是老师常有的懿行,后来慢慢淡了。八十年代我在教育部上班,某个中午到乡郊区蔡厝港的南山小学去,由于约定的时间还早,巧遇那天学校里有书摊摆卖,溜达着,忽见一名头发灰白的女老师领着一名男生到书摊来,用手圈着某个范围的书,嘱咐他慢慢挑选自己的最爱,临走时落下一句:选好了等一下老师买给你。这个久违的亲切镜头,瞬间嵌入我脑海,没能忘。

记忆中小学老师曾领着我们到小坡逛书店,从山芭搭乘破旧巴士到繁华的市区,像似参与了一次文化的嘉年华。每当假期,父亲也带我们“下坡”走书店,通常去大众和上海。当时再大的书店,楼板上总是坐着一地小朋友,被文字迷出一脸贪婪。我那时迷民间故事,书店里有一套中国各省的民间故事丛书,都被我囫囵吞枣地扫进肚子里。安徒生与格林童话,父亲让我买,回来在被窝里阅读,多雨的十二月,书里的面包师傅鞋匠达人叫人喜欢,浸泡在书里,冷风从墙板缝隙透进屋里来,雨伴书床,老不愿意就这样把故事吃完,便边读边幻想,让自己投入情境里,才知道也是一种无边乐趣。感谢高小文化程度的父亲,小学时代每个长假他都带我们到小坡逛书店,习惯养成,上中学后到小坡溜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两个星期我仍会往书城跑,不再呼朋引类,也熟人少遇,凝固的寂静氛围,透着些许荒凉。

小坡书店板块

根据诸家的统计,自上世纪初至今,本地前后出现过的书店有近四百家。国大图书馆《新加坡书店参考资料》显示,1930年新加坡有7间华文书店;1932年19间;1940年21间,都集中于大坡。二战前的本地中文书店,大都兼营文化体育用品,有规模的约22家。1945年二战后,教科书市场兴起,以本地为根基的世界、上海、南洋与友联书局,和源于中国的商务、中华书局形成两股势力,竞争庞大的教科书市场。战后华校蓬勃发展,书业跟着水涨船高,书店数量大增。1950至1970年代,新加坡先后至少有230余家华文书店,与岛内的其他语文书店相比,这数目明显超前。这些中文书店,高度集中于市区,也就是俗称大坡和小坡的地段,形成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中文书业发展了整百年,四十年代之前旺大坡,之后旺小坡。半世纪以来,小坡书店可约略分为桥北路、水仙门与美芝路这三个板块。

桥北路板块

桥北路书店区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小坡的书店核心,它涵盖大马路(桥北路)与二马路(维多利亚街)、密驼路与勿拉士峇沙路之间长约三四百米的方框地段。市区重建计划落实之前,这里横竖穿插着若干弄巷,不规则地布置成让爱书人寻幽探秘的空间。最为书迷熟悉钟爱的书肆都分布于此,再搭配上这个商圈里打着文具社旗号,重点是贩卖课本与文体用品的铺子,环绕着大书店而生,犹如绿叶托红花,对人文氛围的衬托,有着它的正面意义。这些大小共存的书局,铺成了一方特有的文化湿地,大店面街,小店朝巷,活得各自精彩,展现各自的容颜。小坡的大书店,一般都有两层,书种繁多,自然是一般书客定点朝圣的大庙;小书店空间窄小,成了个人偏好的个性小铺,有一点近距离接触的亲切。对今代读者而言,一些名字大家熟悉,一些则感觉陌生。


小坡,令人缅怀,不光是名称的失宠,也因它车水马龙的光景不再,以及一代读书人美好文化情怀的走失。城市重建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那曾激化生活火花的场地悄然变装,徒留一代人缓缓盘旋心中的共同记忆。

启信街区区数十米,半世纪前却是书迷熟悉的短巷。60年代末,知名的文化组织“新社”有时会把通讯处设在启信街23号,这正是当年许多人经常光顾的学生书店所在。这间成立于1954年的书店,有两个单位的店面。中学时代我常去,印象中那一带的弄巷很拥挤,店铺前有不少摊贩,像似今日台湾还能找到的局促朴拙巷子。我选择去学生书店,觉得它的书种比较杂,刊物也比一般多。

市区重建以前,启信街口与桥北路交接处,向右拐即到上海书局,邻近就是奥迪安戏院。电影院未建之前,这里有一间读读书店。上海书局349号这个单位,曾是中国南来文化人胡愈之的新南洋出版社注册地址。同一排店铺再往前走,就有今代、商务和友联。读读书店的地段重新发展后,春美大厦落成,里头有一间奥迪安书局。

若从启信街向左拐进桥北路,每隔一小段,左右两旁便有书店或文具社的身影。曾经沿街列队上场过的有中学书局、南洋书局、大众书局、南强书局、青年书局、黑猫图书、中央书店、美美图书、中国书局、新士打文具社、星华文具社、南洋图书、南侨书局、草根书室、长河书局、半间书店、念泰书店、上海新华书局、奕芳图书。桥北路过了密驼路往芽笼方向走去,有生活印书馆,路的尾端八百四十号是新生书店。与启信街平行的是猛街(Bain St 今名培英街,俗称咖喱巷),正是今天百胜楼与国家图书馆之间的小路,很短,曾有过一间“学友书店”,附近的何罗威巷,有大华文具店。

桥北路另一边的弄巷里,美食商贩之间,也错落着若干书店文具社,包括佘街(海南三街)的中华书局、巴米士街(海南二街)的大成书局与连成街的合强书局。左翼工会密布的密驼路上,五六十年代有过南大书局、星期书店、新民主文化服务社、新光文具社与金星书局。南大书局除了卖禁书,也出版本地作品,谢克的《困城》、苗秀的《年代和青春》、钟祺的《自然的颂歌》都是这时期的产物。由于南大书局与工会邻近,资料显示,当年左翼领袖林清祥与蒂凡那也常到南大书局翻翻书。有几回,书店打烊后林清祥就睡在店外的长凳上。1954年从美国到南洋大学当过半年校长的林语堂曾两度光顾南大书局,第一次选购毛笔,第二次买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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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的小坡大马路与谐街交界处。(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六十年代的维多利亚街(二马路)有大联书局、中山书局、星联书局。九十年代上海书局也曾立足于此。八十年代以前,维多利亚街的白沙浮(也称黑街,今日的Junction 8)地段,以夜市和人妖知名,是本地人与外国游客喜欢拜访的“不夜天”。60年代,白沙浮海南街(已消失,在今Junction 8商场内)金陵咖啡店隔邻的南洋图书公司,其实是香港某图书发行公司在新加坡开设的分公司,经理姓陈,海南人。50年代香港少年出版社的书籍都由南洋图书代理,畅销的儿童书包括《少年爱国故事》、《徐文长趣事》、《格林童话集》、《小朋友寓言》、《木偶奇遇记》、《中国童话集》等。南洋图书公司前后维持了三两年便告停业。

书业界前辈透露,白沙浮还有一间小书铺,名为“丽的”,老板姓李。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在店门口摆卖大量的连环图以及备受水手欢迎的人妖照片。这间铺子后来由他儿子接手。当时,这位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一边读中医一边经营书店,直到80年代白沙浮地段重新发展为止。据当年的书迷告知,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这间小铺也兼卖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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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60年代小坡大马路与Bras Basah Road 交界处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七十年代,新加坡的政治风雨明显消退,统一语文源流的政策上了议程,华校人口陷入衰退期,教科书的统一编写与出版启动了,使华文书业同时受到多面向的大冲击。1974年,市区重建计划如火如荼展开,小坡所受的影响至为明显。旧店屋大面积拆除改变了市区的容颜,桥北路书店板块至此几乎面目全非。新盖的百胜楼 (Bras Basah Complex) 像独立后的熟食中心取代街头小贩一般,把书店全集中在一栋大楼里。1980年,百胜楼正式启业,四五层楼面的商场以书店云集为号召,容纳了约二十来间中英文书局。商业生态改变了,逛书店,今后就集中在一栋大楼里,不再穿街过巷。

三十年来,曾在百胜楼落迹,加上目前仍在经营的中英文书店约有30来家。1980年百胜楼开张时,入住的书店多是新组建的公司,原来桥北路板块的书店不是从此退场,就是迁往他处。当初入住的知名书店寥寥可数,只得大众、友联、青年数间,其余如新华文化事业、书城音乐书局、友谊书斋、永新、国际图书、都属于书业新客。经过三十年岁月淘洗,而今这栋大楼的业务内容更多元了,美发院、印刷店,设计用品店、小超市渐渐取代了书店空间,“书城”,越来越名不副实。

水仙门板块

水仙门(今日谐街、禧街、哥里门街到阿美尼亚街一带)的书店落户时间点比桥北路早些。1925年,上海书局正式启业,书局便设于水仙门大葛街13号中华商店楼上。南洋书局、美美图书公司都曾在这里营业。六十年代,小坡哥里门街 (Coleman St) 靠近今日半岛酒店一带的矮旧店屋,有一间维明公司,自行进口不少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的读物,颇受时人青睐。维明当时出版了许多新马作家的作品,颇引人注目。这包括愫芳的《青春的活力》、华庸洲的《我爱上了他的衣裳》、赤阳的《山间铃响情哥来》、陈雪风的《陈雪风文艺评论集》、梁园的《山居寄简》以及忧草、曹莽、李学文诸家的创作。香港艺美也出版过新马作家游牧、巍萌、史立恒、林华、罗思等人的小说。哥里门街上,还有一间中立书店以及英文美以美书室;禧街则有华侨书局以及民华公司。

美芝路板块

美芝路书店板块出现的时间较晚,可视为市区重建的产物。美芝路 (Beach Rd) 原为傍海公路,原本临海的新娱乐、曼舞罗戏院与铁巴刹都因城市重建而被拆除。七十年代以前,美芝路以及和它衔接的惹兰苏丹一带,有若干小书店和文具社。某日,我向善才先生讨教,提问我一直好奇着的“小朋友书店”——光听名字,它像似亲切的儿童书店。先生掀开记忆匣子,告知这爿小店是上世纪50年代由知名文化人、摄影师汪国赛所创办,地点在惹兰苏丹一带某校隔邻。汪国赛一生收藏无数当代的电影期刊与电影本事,他辞世后这批早期电影资料包括《电影画报》、《国联电影》、光艺机构的《光艺画报》悉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汪国赛小学肄业后,先在中峇鲁的加油站工作,六十年代开办小朋友书店,出版过谜语、马来班顿译本之类的图书。七十年代,他在东艺、新马印务馆上班,退休前与光华印刷厂配合,印制了不少光明山佛堂、中华医院的印刷品。

惹兰苏丹附近的亚里哇街 (Aliwal St) 有一间怡志文具社,在崇正、崇本女校隔邻,现址已成为苏丹酒店。文具社以售卖文体用品为主,配以若干参考书和通销读物。

独立后,美芝路上的一些老建筑陆续被拆。1973年黄金大厦落成,商场内有放映中国、香港长城、凤凰影片的电影院,也吸引不少中文书店入驻,包括万里书店、前卫书室、文学书屋、白莲书屋、顺成书局、日年书局、源成文化图书企业、风云出版社、东升出版社、巨贸易公司与兴利奕公司,形成了一个吸引文化读者的新空间,一度被称为“黄金书城”,是八十年代初期爱书人的消闲去处。

1973年,颜乐祥创办了万里书局,位于美芝路黄金大厦楼下。据知他也经营印刷馆与出版业务,书局售卖不少翻版的港台武侠与言情小说,尤其是琼瑶作品。万里书局坚持了38年后,于2011年收档。文学书屋由南大生、作家陈松沾(陈剑)创办,一度积极出版本地文学作品。文学书屋后来搬往百胜楼,90年代退出市场。前卫书室由作家英培安创立,后来转手予张克润经营。张克润毕业于南大政行系,之后与一般同好组建国际图书有限公司,一度颇受市场关注,90年代结束营业。白莲书屋店主为张莲弟,实际经营者为张克润。

七十年代初期,美芝路与密驼路交界接处的邵氏大厦 (Shaw Tower) 落成,商场内新开张了翡翠书局与星海书局。退休报人陈昌明透露,星海书局的老板陈观胜是南大生,以周天、陈之、陈远等笔名活跃于文坛,出版过几本杂文集。商场内另有翡翠书局,由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曾活跃于海南戏曲界的冯崇胜所开创,书店大约维持了三两年时间。目前美芝路上的邵氏大厦与黄金大厦已不再有实体书店,倒是距离美芝路不远的惹兰苏丹,在70年代出现了作家英培安开办的草根书室,后迁往桥北路,店面虽小,但书种多,吸引了一批大学生与学者光顾。2014年,英培安经营了近20年的草根易主,移往大坡武吉巴梳路继续经营。

除去上述三个书店板块,小坡三马路(奎因街)、四马路(滑铁卢街 Waterloo St)、五马路(明古连街Bencoolen St)、六马路(布连拾街 Prinsep St)与七马路(实利己路 Selegie Road)之间的地段也有若干书店。这一带的书店规模小而不起眼,除了售卖教科书,有些也兼营出版生意。这地带与六马路交叉的亚峇街 (Albert St) 159号是文林书局,由某前政务部长令弟所创设,主要代理新加坡书局的各版学校课本。这个单位也曾是新亚书店与五邦出版社的注册地址。区内的万人书屋于1963年由蔡源春、林石竹、谢宝延所创立。据知,60年代南洋书局结束业务后,由万人书屋总代理南洋书局过去所出版的教科书。万人书屋位于实利己路,城市重建之前,它就在中华公学(夜校,前新加坡电台主任王世明所创办,名教育家王厚仁曾任教于此)附近,今址为Selegie House。上世纪七十年代,万人书屋被迫迁往麦波申,不久便结束营业。此外,实利己路还有“教育文具公司”。喧闹的三马路,曾有星马书局、文化书局、以及主要出版参考书的文峰贸易公司。明古连街书味较淡,有一间星洲文化服务社。

70年代兴起的新书店,位于美芝路的已几近消失,桥北路百胜楼的书店数量也逐年减少,近几年上海书局、青年书局、开明书局先后油尽灯枯,而存活着的,多半肝血不足。目前有50余间店铺的百胜楼,除大型双语书局大众之外,只卖书刊的纯中文书店仅剩友联、新华、长河、友谊、万春与今古六家。

小坡书店荣景

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每逢周末,这地段随处可见爱书的青少年,这些年轻群组,汇成了街市主流——中学生多半穿着校服,或独行或结伴到此徜徉,逛书店、看电影、打牙祭、放飞理想……人攒影动之间,穿铜纽扣校服的仿佛特别抢眼——那是华校的标志,华中、中正、公教、立化、德明、育英、德能、端蒙、圣公会、卫理……从裕廊云南园搭巴士“下坡”的南大生,拎着当时流行、用咸草材料制成的草编包,也汇流小坡,在大小书店中自在翻书,组成气息浓郁、活力充沛的文化周末派。

14545589274502-p44-56-008学校长假来临,这里的书店更是拥挤不堪。为了促销,大书店总有各式各样的大减价大赠送活动,今日回想,所谓赠品,不外是铅笔削、泥塑之类的小玩意,我更期待的是“买一送一”买书赠书的噱头。刨文字比较快乐。然而记忆是主观的感受,不一定准确反映实况——拜读曾任上海书局经理,后遭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的温平之大作,才感悟到当年书店大减价送赠品的魅力。他在上海书局创业65周年特刊发表《难忘的培育和鼓励》一文,记录了上海书局大减价的盛况:“1935年,上海书局举行了十周年纪念,大减价,大赠品,吸引了顾客不少。门市部楼上楼下每日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平均每日营业可达叻币数千元至一万余元。我还记得,最佳的赠品是派克笔,竟赠送了数百支,最贵的小学生文库,竟售出近千套(每套500册)。”那是八十年前的场景,一个普通月薪二三十块的年代,书市活力如此丰沛,大众、上海、中华这些多层楼面的书店,但见篮子频繁飞上飞下,读者在楼上选好了书,不在楼上付款,而是把书交给店员,让他开了发票,把书全放进篮子里。篮子通过滑轮顺势滑到楼下柜台,由楼下职工把书本包扎妥当,等待读者下楼离去前,凭发票付款取书。

这弹丸小岛,六十年代人口不过百多万,却撑起中文书市一片天。二战后中文教育发展势头良好,华校人数稳步上升,直接撑大了书市的胃容量。1945年日本投降至1975年这30年,是新加坡中文书店的辉煌年头,这期间大小坡书店密布,与华文教育生态息息相关。战后,政府与民间对教科书马来亚化的诉求,带出庞大的课本市场,直接刺激了书业的繁荣,投射于现实的,便是许多附生的小书店冒现,它乘搭教科书的顺风车,点亮了生命,让经营纳入了良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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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之外,战后大小坡书店的书种不断受到政治环境的牵动。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物资匮乏,一切百废待兴,书籍出版并不发达,输出南洋的出版物仍以五四以来的作品、西方译着以及传统经典读物为主,因此四十年代香港的流行读物在新马书市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郑慧、李我、海量、莲川居士等前行代言情写手推出大量三毛钱小说,虏获了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心。除了商务、中华、上海等书店之外,世界、远东及一般书店书摊都处处可见这类作品。资深业者回忆,当年这类图书动辄进货上万本,没有滞销问题。

5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图书生产渐上轨道,强调思想意识的书籍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凡是谈论人生修养、思想方法、探索社会理想的书籍争取到另一些本地读书人的认同,于是关于青年修养的读物受到热捧。资深业者说,《思前想后》、《青年自学丛书》、《给青年人》、《少年文选》等数百种书籍,销售上千上万是常有的事。据知,学生书店印售当时知识青年追捧的中国当代小说《刘胡兰》便赚得可观利润;东亚文化公司印行热门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销量也非常亮眼。那个时段,即便是本地作品,一版销售三几千本是平常事。哥里门街维明公司出版铁抗的《马华文学往事》,杀青后动员助学会协助促销,把所得支助清贫学子,得到各校热烈反应。林清如在牢里的译着《错误的教养》于《行动报》连载后,由维明公司出版,销路也走俏。1956年本地作家苗芒出版散文集《坚守》,在书店寄卖之外,也到罢工场地推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社会日益向往左翼的脉动,最终还是引起执政者的警戒。1956年,林有福政府无预警宣布,50家中国与3家香港出版社的书刊即时起不得在新加坡书市出售,这几乎中断了本地中文图书的所有来路,对书业造成致命性打击,但禁令却意外促进了香港出版业的迅速成长。上海书局香港分店经理黄国祥回忆,当时许多香港的出版物,三成留在本土,七成运往新加坡。在知识产权薄弱、版权条文宽松的50年代,为了填补政治因素造成的书籍供应空档,大量香港读物顺势输入新马;中国出版物则变通经营,在香港注册新出版社印行某些读物,也顺利通过海关进入本地书市。战后十年是理想放飞的年头,追求新事物的欲望燃烧着年轻人蠢动的心,本地书商也顺应环境,或直接在本地翻印畅销书,或私下售卖禁书,以不同的管道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欲望。

与此同时,香港的通俗流行读物因禁令而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它冒现了一群专门生产言情、侦探、怪异小说的全职写手,以高速度制造文字产品。以环球出版社为代表的这类图书价格便宜,通常一次来货上万本,销路无阻,像冯玉奇的《假凤虚凰》、《一刻春宵》;广州风行电台黎我的广播小说《雪影寒梅》、《凌霄孤雁》;郑慧的《女子公寓》、《四千金》、《雾里的女人》;莲川居士的《柔乡摘艳录》都是极受欢迎的畅销货。当时,世界书局在香港成立了海滨书局、世界出版社、蓝天书屋等附属出版单位,专门推出这类易销通俗作品。海滨旗下的作者包括夏易、欧阳天、龙骧、易文、俊人、路易士,都为本地读者所熟悉。直到七十年代,通俗流行读物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依达、郭良蕙、琼瑶等成了新一代抢手的通俗作者。

六十年代初,新加坡书业公会持续不断向自治邦政府争取,让1956年林有福禁令下库存的禁书解禁。该会每月开会讨论,胪列他们认为可以放行的书本清单,供1959年上台执政的行动党政府考虑。它锲而不舍的行动终于有了结果,政府决定通过宪报宣布,哪些库存书籍获准放行。绿灯亮起,当下刺激了读者的胃口。当年的宪报每逢周五发布,许多南大生、写作人、知识分子都于这一天中午前后到小坡的上海、商务,大坡的世界、中华等书店等候宪报消息,争取第一时间抢购获批的禁书,为六十年代书市增添了一道别致的景观。

中国图书进口受限,也催生了本地以台湾书为销售对象的书店,为读者提供另一种选择。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出走台湾,重新布局,使台湾本岛的出版业出现了生机。1952年友联书局成立,最初位于红灯码头,接着搬往桥北路与密驼路交界处,之后又迁往桥北路靠近勿拉士峇沙路的一端。七十年代以前,除了大坡香港街的文化供应社出售若干台湾书之外,以友联的台湾书种最齐全。

七十年代新加坡社会的左翼气氛逐渐淡化,友联成了许多华校生的光顾对象。七十年代也是南洋大学最安静的年代,那短短几年里,南大生除了到上海、商务溜达,也常到友联选书,尤其是文学院学生。当时文学院来自台湾的老师比重偏高,所开列的参考书,多数为台湾出版物,友联因而占了大学用书的优势。另一方面,六十年代处于戒严状态的台湾冒现了文星书局,让人呼吸到丝丝鲜活的思想空气,殷海光、李敖以及大批现代文学作家涌现,迅速形成时代新风潮,他们的作品开始流入新马文化市场,吸引了一批华文知识份子。由于当时新加坡尚未全面推行简体字,以繁体字印刷的台湾书并未构成阅读障碍。

友联扎稳根基之后,随即成立“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进军教科书市场,与传统的商务、中华以及本地教科书龙头上海和世界分庭抗礼,教科书市场进入了白热化竞争时代。

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六十年代的友联活叶文选,它的形式灵活,每份一篇文章,除正文外另附有分析,且价格廉宜,每份只售一两毛钱,成了语文老师选用的理想辅助材料。我念中学时也到友联选购活叶文选,这些以篇售卖的单篇文章,都放置在特制的不同格子里,让读者自挑。据知,当时在新加坡高等学府任教的学者曾参与活叶的编选工作,钱歌川是其中一人。后来书局把这些活叶文选装钉出版,便成了友联版的《高中华文》教科书。据知,青年书局也曾出版过活叶文选。中华书局于六十年代推出的活叶文选,七十年代以合订本的形式走进市场,选文数量颇丰,是当时的畅销读物之一。

小坡书市的荣景,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尽管政治上左翼意识已经退潮,但前期的华校生仍保持阅读的习惯,同时个人电脑仍未现形,平面读物并未受到新媒介的威胁,因此书店仍可支撑局面。这时期,香港上海书局编印程少浩的《在悬崖上》、阮朗的《格罗珊》、淡村的《悬崖上的爱情》,还有西洋文学译着《没有寄出的信》、《翡翠项圈》、《只不过是爱情》、《自行车上的爱情》、《河岸上的山楂树歌》都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业者透露,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进口量经常成百上千,金依《还我青春》、《友谊桥》之类书籍,书店门市一种可卖几千本;中文期刊杂志也一样销量不俗,书业前辈杨善才透露,在70年代,《争鸣》、《南北极》、《七十年代》等杂志,一期来货上万本,有时仍无法应付市场的需求。面对读者源断流的困境,这难道是书市逆势而上、默默绽放的最后一抹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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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坡中文书市枯荣笔记(二之二)

2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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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文化小坡中文书市枯荣笔记(二之一) […]

  2. 拜读您今天洪荒之文,深有共鸣。我在YouTube上曾翻了这个词:洪荒之力 – not just force, but primeval force. No force can be mightier than the primeval one which created the world out of nothing. So, not just the force be with you. That is lame now. It’s primeval force. And it is best expressed in Chinese: hong huang zhi li. 故人:张明亮

    张明亮

    八月 14, 2016 at 8:5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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