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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个人之间――谈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宅的去留和建国元勋纪念馆的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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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伟    2016-6-15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由于纪念馆的设置,不关乎选民最关注的切身问题,可以预见的是,最后谁有资格名列其中,必然是由现任政府说了算。政府可能在一些比较次要的方面,例如地点的选择,或者纪念的形式等等,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但在最关键的,涉及执政党当初取得政权的过程与合理性的方面,很难想象政府会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最后,能名列纪念馆的,必然就只会是“亲(执政)党“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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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辞世,国丧期间新加坡人的表现,充分说明李先生在国人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李先生辞世当天,我在北京开会,与会者只要知道我来自新加坡,一定会跟我谈起他们对李先生的景仰。我是直到那一刻,才算是真正理解李先生的国际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关于建立李光耀纪念馆的提议和建馆的波折

所以,当部分国人出于对李先生的感恩之心与追思,向政府提议建立一座李光耀纪念馆,我是十分赞成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在搞个人崇拜,但如果我们是以纪念一位本国历史上的伟人的方式去筹建这样的一座纪念馆,自然就能理直气壮。毕竟,无论褒贬,李先生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

当然,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眼光和胸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人与事。

俗话说,盖棺论定,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论”,是会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过去一直流传着有关周恩来的一则轶事:据说在1970年代,曾经有人问周恩来,法国大革命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周恩来的回答竟然是,现在下定论还太早。当然,当年周恩来是否真的曾经这么回答,已经无法证实,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答案其实是相当睿智的,因为人们对发生在大约两百年以前的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至今都还未定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对李先生的历史地位的认知,应该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纪念馆的设立,不必以评论李先生的是非功过为前提,而应该采取历史的态度,首先尽量客观如实地把史实呈现出来,然后秉持开放的精神,允许多视角与多层次的诠释。

纪念一名历史伟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去把他塑造为圣人或者先知,而应该是呈现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复杂性。唯有如此,才能把李先生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完全继承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随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社会文化观点的改变,而对诠释做出调整的准备。换言之,我们也应该把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视为一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终点,摒弃“盖棺论定”的思维,让纪念馆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流动。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对李光耀纪念馆的建立,我是乐见其成的。

问题是,因为李先生生前个人的坚持,让这个原本可以相对单纯的决定,平添波折。事缘李先生生前一再强调他反对个人崇拜,尤其是对他的崇拜,而现任总理又是他的长子,自然必须“不改父之道”。但身为总理,李显龙先生又不得不认真看待主流民意,谨慎处理民间普遍要求建立纪念馆的诉求。

更让李总理为难的是,有许多民众希望政府能把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故宅列为国家保护单位,甚至改建为纪念馆,但李先生在生前却有明确的指示,说明他希望房子能在其长女搬离后拆除。人民的意愿与建国总理的意愿之间,政府的决策与个人的决定之间,分寸应该如何拿捏,是一门考验李总理的智慧的大学问。

关于改建开国元勋纪念馆的决定和可能带来的纷争

也许正是如此,李总理才宣布,我国将建一座开国元勋纪念馆。这样一来,不但可以顺应民众希望能有正式的场所表达对建国功臣的思念与敬意的意愿,也能够遵循建国总理的遗愿,不搞个人崇拜。可是,这个决定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首先,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建国元勋”?英文中的”founders”翻译为建国元勋是否恰当?“建国元勋”是否只是指政治领袖?这些问题在还未获得明确的解答以前,建国元勋纪念馆的筹建,必然会从理念到实践,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许多议论,而在众多难以协调的意见前,我们又该如何抉择?由谁来进行抉择?

表面上看来,由政府来最后拍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新加坡人在许多事情上也能够接受这样的安排。可是,新加坡从建国至今,还没经历过政党轮替,现在的执政党就是当年的执政党,当年的执政党所创造的历史,也是今天的政府所背负的历史。要如何确保现今的政治领袖是从国家,而不是政党,甚至个人的利益出发去经营纪念馆,就是一道复杂的习题。

我们历史上的哪个人物有资格被称为建国元勋并名列纪念馆?这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建国的这段历史的问题。其实,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无关乎历史人物本身,而关乎需要去进行评价的当代人。这一两年来围绕着建国时期所谓“修正史学”的争论,尽管内容是有关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之间的斗争冲突,但实际上,却牵涉到目前仍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地位的问题。李总理曾在一个场合公开批评他所谓的修正主义史学家,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们的历史研究对当前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不可低估的挑战。

因此,一座纪念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的纪念馆,必然会引发各种争议。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从祀孔庙的资格,经常都会成为不同的政治和学术集团之间争夺的对象。本来一个社会只要不是一言堂,争议就在所难免,有分歧也并不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党争最激烈的时代,人们至少还可以期待士大夫群体共同承认的“公论”能主持正义(无论是空想的或是实在的),而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舆论空间几乎不存在。这未必是来自国家的压迫,也是因为在本地,自觉认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人少之又少,无法实质性地创造出一个能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所需要关注的,就只是选民的情绪和投票的模式。政府的决策经不经得起“公论”的挑战,就无关紧要了。

这样一来,由于纪念馆的设置,不关乎选民最关注的切身问题,可以预见的是,最后谁有资格名列其中,必然是由现任政府说了算。政府可能在一些比较次要的方面,例如地点的选择,或者纪念的形式等等,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但在最关键的,涉及执政党当初取得政权的过程与合理性的方面,很难想象政府会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最后,能名列纪念馆的,必然就只会是“亲(执政)党“元勋。

暂时按下不表:相当值得参考的意见

不久前华文报集团举办了一次筹建建国元勋纪念馆讨论会,有位与会者建议,对此事应该暂时按下不表,等到新加坡经历过至少一次的政党轮替以后再来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相当值得参考的意见。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让政党与国家在这个议题上脱钩。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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