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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四——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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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6-28

李光耀英文至上的语文政策,是试图以同化的方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特征,这就是世上罕见的本民族消灭本民族语文的真正原由,也是李光耀史无前例的政治成就。

李光耀知道,单凭他们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海归,“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

1954年5月13日发生的学生运动,七个学生被法庭判了罪,这给李光耀带来了机会。靠着邮政工人罢工,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件先后取得胜利,使李光耀名声大噪,“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华校生便“到我家里来”,“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在《李光耀回忆录》里,李光耀却诬蔑华校生“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刺激政府‘迫害’他们。”“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李光耀忘了当时的“政府”是殖民政府,反对殖民政府不是正义的吗?难道学生“蔑视”殖民政府有错?对于警察打伤三十余人,两人被打破头颅却故意落下不提,造成读者错误的印象,以为是学生采取暴力,警察却是和平的。

据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黄信芳说,当他访问内政部管辖的CID时,看到了“在一个密室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用黑布遮盖住的照片,一掀开才发现照片中有警察殴打学生的镜头,有福利工潮警察镇压工友的镜头,还有许多游行队伍人群的照片等等。”(《黄信芳回忆录》)。贵为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吗?有照片为证的事实,李光耀就是不提,用心何在?

“5•13学生运动,原本是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国民服役政策,拒绝当炮灰,自动自发捍卫自己利益的行为,家长也因反对自己的子女为英国佬卖命,积极支持子女的行动,却遭到殖民政府的残暴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李光耀诬蔑“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完全足以说明李光耀的反动立场。李光耀不但不提及五一三事件特定的社会基础的前因,即华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遭遇到英殖民政府之极为不合理的对待,才获得大部分华社支持的根本原因,反而极尽污蔑之能事,说学生使用暴力,致使警察受伤,而学生受伤,自己为被控上法庭的学生辩护却一字不提。

对殖民地政府镇压华校生,李光耀不无惋惜地说“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把华人社会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歧视说成是“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李光耀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

“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原先说“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的方式”,又说“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却又说“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也充斥全书。

李光耀在参加1955年2月28日丹戎巴葛选区竞选时,才深刻领悟到讲华语和方言的重要性,不得不欺骗公众说懂得华语方言,“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他之于要把子女送进华校,假惺惺地说“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说“自己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目的就是骗骗华族,在于选票而已。李光耀考虑问题,从来不以社稷为重,而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来衡量。为了使群众“尊敬和支持”,“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就开始学习华语”。

何以见得李光耀“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是谎言? 从1961年华校生中四罢考时,李光耀说“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以及他掌权后运用各种政策使华校彻底消失,褫夺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开除中小学华文教师,逮捕、开除、驱逐南大学生,最后关闭南洋大学。如此对待民族教育,毁了多少学子的光明前程,摧残了学子爱护民族教育的赤子之心,还把“某些建筑物、相思树被无情拆毁砍伐”“八角亭子的刻有‘南大’二字的瓦片都被拆掉,一片不存,换上新的无刻字的瓦片”(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1980年政府立即着手拆除牌坊上的南洋大学和1955的字样。南洋大学四个字是于右任的墨宝。牌坊首度沦为无字牌坊。1981年,牌坊挂上新成立的理工学院英文字样。1986年理工学院更改校门后,牌坊不仅二度沦为无字牌坊,更几乎惨遭拆毁。”

“事缘理工学院由詹道存治校期间,云南园内的南大文物亦遭清算。八角亭的原有为南大烧制的绿瓦全部拆毁后重建。土生土长的无辜相思树也无缘无故尽数砍伐;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情景也从此消失。文学院,商学院,建国堂和山上的男生宿舍也遭摧毁。牌坊之所以侥幸生存是没有承包商承标拆毁工程,因为没有承包商愿意成为摧毁南大牌坊的千古罪人。”(2009年3月7日新加坡文献馆《南洋大学牌坊沧桑》)

李光耀在2010年接受《国家地理》杂志访问时,毫不讳言地宣称他“后悔没有早点关闭南洋大学”。没有深仇大恨,哪会如此心狠手辣,毁尸灭迹,彻底改变南大校园的景观,铲除对南洋大学的记忆,这就足以说明“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谁会相信呢?利用手中权力,利用各种政策,逼使华人家长把孩子送进英校,使华校失去生源,华校逐渐在新加坡消失,导致全体新加坡年轻一代完全无法接受民族教育,这种民族罪人,会是“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吗?反正我不信。李光耀的三个孩子说不幸也很幸运,不幸的是被父亲当作政治筹码,幸运的是塞翁失马,懂得两种语文,可以领略到灿烂的中华文明中的经典诗词歌赋,不至于沦落为像父亲一样,被报人李星可骂为“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民族教育是民族生存和延续之根,英殖民政府从来就是不给予鼓励和资助,还多方刁难,华人都是靠着自力更生,一步一脚印地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和政党政治无关。马共从五十年代初期,就已北撤,“偃旗息鼓”,自顾不暇,李光耀为了消除华校生对他政权的威胁,便于镇压,往往把华文教育和共产党挂钩,形容华校生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帽子大得吓人。“把华校生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刻意扭曲为华校生在政治上效忠新中国,并且进而影射效忠新中国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就是华人沙文主义的说法,在在的把文化认同恶意的混淆为政治效忠。李光耀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诬陷华校生。”(2014年11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李光耀混淆华人文化与政治认同》)。

1950年华人教育委员会成立,李光耀不怀好意地说“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华人教育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他(林清祥)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说穿了,李光耀英文至上的语文政策,是试图以同化的方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特征,这就是世上罕见的本民族消灭本民族语文的真正原由,也是李光耀史无前例的政治成就。

李光耀一贯来把自己和殖民政府搅混在一起,完全忘记了自己自诩为反殖分子,也常常刻意把共产党和华校生混在一起,“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中说的“政府”不就是殖民政府吗?自己不是说“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吗?莱佛士书院的高才生,考得优秀成绩的剑桥律师,会是“无知、愚蠢,容易上当”吗?隔了接近半个世纪写成回忆录,还清楚记得“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已经可以说是最强大脑了;他对华校生的观察具有何等的穿透力,“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的华校生,李光耀感到害怕,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李光耀对华校生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但他不会因华校生的优秀品德感到高兴,而是“越来越感到害怕”,李光耀害怕的是什么呢?老谋深算的李光耀,看重华校生的优秀,打起算盘来了,“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

机会终于等到了,“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于是,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了。

于是,一连串的诬蔑也开始了,“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杜进才、贝恩、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杀气腾腾的语言,吓唬受英文教育者,挑起华校生和英校生的矛盾,李光耀使起这面板斧来,比李逵还利索。

获得李光耀如此赞誉的华校生能是“沙文主义”么?还危言耸听地恐吓英校生说华校生会“干掉”受英文教育者。《李光耀回忆录》中对华校生的叙述,“不是从新加坡人,而是与新加坡人对立之英国代理人的角度,也就是,英国人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政治过程。”(2014年10月18日《新加坡文献馆》《李光耀眼中华校生的犯罪世界》)英国专员公署有力地驳斥了李光耀对华校生的指责:“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2013年9月15日,《南洋网》刊登了对新加坡前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的访谈稿,当时已届89高龄的李炯才回忆说:“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将来会遗臭万年。他说我能怎样?他们制造很多麻烦,怎样解决?”李炯才之敢于与李光耀“争论”,应该是缘于“直到我退出政坛,李光耀都没让我当上内阁部长!”而愤愤不平吧。(2016年3月5日《新国志》陈新嵘《李炯才心有不甘——新加坡政坛故事》

主子驳斥奴才,奴才的“焦大骂贾府“是最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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