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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从解密档案看马来西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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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      2016-7-3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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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27日东姑鸭都拉曼在雅达菲酒店演讲。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马来西亚刚成立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收音机喊得价天响的口号是“马来西亚如同升起的太阳,谁也阻挡不了”。言犹在耳,新加坡竟然闹出走,竟然“被独立”了。

短暂的马来西亚的岁月,留在我脑海里的马来西亚的记忆,如今只剩下那个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国旗和显得有点浪漫又有点抒情的“Nagaraku”。当年我们以童稚的声音缓慢抒情地唱着“Negaraku”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首国歌所代表的马来西亚,它的成立是那么地充满政治算计和暗潮汹涌。

提到马来西亚成立的缘起,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总理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艾德菲酒店 (Adelphi Hotel) 那场所谓历史性的演讲,这是钦定的历史说辞,英国上议院在1963年7月26日寻求三读通过的“马来西亚法案”(Malaysia Bill) 的讨论中也是如此定调(注1)。

在这个由东南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午餐会演说中,东姑提出了“有必要拟定计划把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 (Sarawak)、文莱 (Brunei)和北婆罗州 (North Borneo)联合起来,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东姑还强调这个合作计划的目的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会危害到本区域的安定”。

从表面上看,东姑的演讲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相关地区的政党、人民和政治人物的反应。不过随着近年有关这方面的档案的解密,这种说法开始受到人们的挑战。

自治邦政府成立和王永元事件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东姑发表“历史性”演讲前新加坡的政治局势:1959年5月新加坡举行第一届自治邦大选,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以反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作为竞选纲领,击败了原首席部长林有福领军的新加坡人民联盟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 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51个立法议席民行动中得到43席。

虽然人民行动党以多数党的地位组成新加坡第一届自治邦的政府,不过在执政的初期表现不如预期,再加上面对党争和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角力,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处在风雨飘摇的处境。

首先发难的是内阁要员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他曾是新加坡首任市议会市长,自视有能力挑战作为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1960年6月王永元通过自己所在的选区行动党芳林支部抛出所谓“十六条议决案”(16 Resolutions),要求实现党内民主和兑现释放全部政治犯的竞选承诺,并对新加坡的独立议程的进展缓慢表示不满。

由于得不到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1960年7月27日王永元和支持他的两位行动党立法议员黄庭坚和宁甘 (S V Lingam) 一起被开除出党。1960年12月副总理杜进才在立法议会提出动议弹劾王永元“不诚实的行为”,王辞去芳林区立法议员职务,旋即在1961年4月举行的芳林补选中以高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易润堂。

王永元的胜利到底是个人的“卡里斯马”(charisma) 还是选民对时局的不满?相信两者兼而有之。王永元的压倒性胜利让人民行动党感到很难堪,特别是作为面对王永元直接挑战的李光耀,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薛尔克 (Lord Selkirk) 事后这样评述这场补选:“政府(指行动党政府)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不能完全理解一个成功民主政府的机制,最显着的例子就是他们处理王永元事件的方式”。(注2)

除了面对王永元的挑战,党内左派也对当权派寻找借口试图阻止释放政治犯的举动逐渐不满,开始向行动党政府施予压力。面对四面楚歌的困境,以李光耀为首的当权派开始寻求脱困之计,“通过合并取得独立”(independent through merger) 应运而出成为杀手锏,让他们有了反击的武器。

英国人大马计划的构想

其实英国在二战后就有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殖民地撤退的想法,但是这个非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的进程在1950年代冷战思维的影响下,英国政府着重的考虑是如何从东南亚华丽撤退而又不能让这些殖民地落入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它不想象其他东南亚殖民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荷兰从印支半岛以及印尼群岛撤退时的狼狈情况出现,因此就有把几个东南亚的殖民地撮合起来的所谓“大计划”(Grand Design) 的设想。

鉴于面对新一轮的制宪谈判和新加坡政局出现不稳定的状态,1961年4月18日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委员会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 召开会议,会上决定“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三邦的政治联合的发展是我们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了达至这个目标,政治和安全是最大的考量,唯有通过组成大马来西亚英国人才有信心给予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全面自治的地位,这是非常明确的”(注3)。

紧接着在5月,李光耀呈了一份名为《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的将来》(注4)的备忘录给英国殖民部 (Colonial Office),并在备忘录上强调“如果宪制(指新加坡)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实现,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地位将不能保持”,并预言“新加坡将被极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控制”,他也阐述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取得英国人的支持。很明显地李光耀已经把“通过合并取得独立”视为与行动党的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事,试图以这个课题作为反击党内左派的武器并准备与他们决裂。

安顺补选和行动党的分裂

1961年4月行动党安顺区 (Anson constituency) 立法议员巴哈鲁丁 (Baharuddin Bin Ariff) 病逝,引发了安顺区补选。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 (Woodhull)、詹密星 (Jamit Singh)、巴尼 (S T Bani) 与多明尼·普都查里 (Dominic Puthucheary) 六大工运领袖在6月3日补选前发表一篇“通过宪制斗争而实现完全的自治”的声明,声明强调“目前的宪制,名为‘完全内部自治’,实是不完全的‘半内部自治’”,“在1963年宪制谈判中争取实现‘真正完全内部自治’的主张,是完全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6月3日李光耀邦庆演讲中以“通过合并取得独立”回应,这是行动党左右两派从貌合神离走向公开决裂的开始。

为什么说“通过合并取得独立”是一手绝招,以及马来西亚的成立为何会落在1963年?这就要说及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之前的三次“独立谈判”(Merdeka Talks)。1946年英国人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计划,取消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体制,新加坡单独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Crown Colony)。1955年2月8日新加坡实施“林德宪制” (Rendel Constitution) ,林德宪制被视为新加坡走向“全面自治”过程中的第一步。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第一次立法议会选举,以马绍尔 (David Marshall) 为首的劳工阵线 (Labour Front) 在25席中取得10席,马绍尔也顺理成章成为首任新加坡首席部长。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独立谈判”,由于英国担心新加坡会落在左翼势力手中,而各政党的代表之间又不够团结,导致谈判破裂,马绍尔辞去首席部长的职位,由林有福接替。

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一个人数较少的代表团重启“独立谈判”,这次的谈判,由于新加坡代表团采取妥协的立场,接受英国人提出的一个“3-3-1”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ISC) 来掌控新加坡“内部安全事务”(注5),英国人乐于做个顺水人情给林有福,让他取得所谓“全面自治”(Full self-government) 的谈判成果。

1958年5月林有福率团重返伦敦审议并确定第二次谈判的成果,这包括成立新加坡自治邦,除外交、国防交英国人掌控,其他内部事务则交给新加坡,成立一个拥有51个民选议员的立法议会,政府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并以一个马来亚人 (Malayan当时的用语,其实就是当地人)取代总督出任邦元首 (Yang di-Pertuan Negara),不过这次的谈判却塞进了一条尾巴,即禁止确认为“颠覆分子”的政治犯参与来届大选,新加坡代表惺惺作态表示“知悉并遗憾”(took note with regret),这个条款最后虽然从宪法中删除,不过另以枢密院颁令 (Order-in- Council) 的形式保留下来,显然的这是一项“排左”条款。

这次的“独立谈判”虽然让新加坡取得自治邦的地位,不过正如马绍尔所说的这只不过是一个“三苏古”(tiga suku,意为不完整)的自治,因此双方议定四年后(也就是1963年)再重新审定,因此就有上述的六大工运领袖发表要在1963年“争取全面自治”的声明,李光耀在这个时间点提出“通过合并取得独立”来化解重启“争取全面自治”谈判的压力,显然是一个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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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大会场景(照片取自网络)

7月15日以争取新加坡独立和释放全部政治犯作为竞选诉求,工人党 (Workers’ Party) 候选人马绍尔击败行动党候选人取得胜利。

行动党的再次失利,导致它进一步的分裂。1961年7月21日李光耀在立法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行动党议员“公开表明立场”,13位行动党议议员弃权,他们过后和22个支部领导人被开除出党。9月17日这些被开除的党员成立了以林清祥为秘书长、李绍祖为主席的社会主义阵线 (Barisan Sosialis),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行动党这时在立法议会的议席降到只保持一席的多数。

东姑同意推动大马计划

至此,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行动党比谁都更迫切需要通过合并来解困。其实,早在4月行动党在芳林补选失利后,李光耀、吴庆瑞和马来亚联合邦的东姑、敦·拉查 (Tun Abdul Razak)、敦·伊士迈 (Tun Ismail) 已经举行过两次秘密会议,商讨合并的可能性,为了争取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同意合并,新加坡甚至献议组成松懈的邦联 (confederation) 形式。(注6)

东姑向来视新加坡为“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他比谁都不乐意接受新加坡这个“问题儿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新加坡高比率的华人人口,会改变马来亚的人口结构,使华人总数超越马来人,另一个原因就是殖民地时代华人普遍存有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东姑深为畏忌的。


东姑向来视新加坡为“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他比谁都不乐意接受新加坡这个“问题儿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新加坡高比率的华人人口,会改变马来亚的人口结构,使华人总数超越马来人,另一个原因就是殖民地时代华人普遍存有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东姑深为畏忌的。

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多年后,东姑回忆李光耀在当年死缠烂打要他同意合并时这么说:“他在我的客厅、我的餐桌前、甚至我的睡房,不管早晨、中午还是夜晚,直到我答应‘合并’才让我去睡。”(注7)

李光耀向东姑直陈行动党的困境,并警告新加坡若落入“共产党人”手里将对马来亚构成威胁。东姑当然不是因为李光耀的纠缠,也不是为了挽救李光耀而赞成合并,主要的是他不想见到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古巴,这点在他1961年10月27日在柔佛的讲话中就清楚表达:“英国人很可能在1963年给予新加坡一个让它独立的宪法,那时一些像中国、苏联、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共产阵营的国家将在新加坡设立大使馆,马来亚将在自家的门口面对共产党的威胁,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使用各种手段摧毁这个国家并建立一个共产政府”。(注8)

东姑这种充满冷战思维的想法,今天读起来感觉怪怪的,不过在当年冷战炙热的时空下具有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定背后英国人那只手的作用,英国人提出让北婆三洲一起加入成立“大马”(Greater Malaysia),这无疑地对东姑极具吸引力,一方面可冲淡高比率的新加坡华人人口,另一方面这三个地区的石油和森林资源是他所垂涎的。

1961年6月9日行动党主席杜进才马上配合宣布“东姑建议的联合邦和新加坡进一步的政治结盟也是行动党的政策”。7月英联邦议会协会马婆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上,建议成立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以便研究以及推动马来西亚成立的计划。

马来西亚的计划从构想到浮出台面采取的是暗箱作业的方式,公布后引起各地区人民的反弹,新加坡各反对党包括社会主义阵线、马绍尔的工人党、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人民党以及马来亚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沙捞越的人民联合党和文莱的人民党都纷纷表示反对,虽然大家反对的原因或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

马来西亚计划公开露出台面,也引起本地区两个邻国的反对,一个是对北婆罗洲有声索主权要求的菲律宾,另一个就是梦想组织“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 的印尼。

诚然,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基于共同民族、共同历史传统而组成的民族国家,而是融合不同利益、不同政治需求的人为共同体,当然其中还牵涉到地缘政治和冷战战略的考量,引起有关地区和邻国的猜疑是不能避免的。新加坡和北婆三州的人民是否接受“合并”?在什么条件下他们可以接受?“合并”的理由是什么?有关地区的政治人物纷纷提出各种反对或赞成的意见,莫衷一是,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的解密文件中找到答案。

解决新加坡问题成为议程

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在1961年9月16日致英国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 (Iain Macleod) 的电文中,对于马来西亚成立的必要和急迫性说得很清楚:“我相信‘大马来西亚’将会是保持本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符合英国和英联邦的长远利益”,“除非大马来西亚计划能够很快达至成功,不然我们将面对很大的风险”,“在这几个月内(大马计划)如果不能取得快速进展,新加坡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一定倒台”。(注9)

英国殖民地大臣在1961年9月24日致沙捞越总督的电文中也这么表示:“假如李光耀被迫在合并之前举行大选,社会主义阵线几乎可以肯定将以显着的多数票执政,合并谈判是否能继续这就很难说,这样我们在新加坡的地位将会逐步削弱,尽管这过程是缓慢的。搁置宪法不能解决政治局势(问题),虽然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们不得已会这么做。合并成功将会大幅度减低社会主义阵线造成破坏的冲击力,局势也不至于令人过度不安”。(注10)

合并白皮书的提出

14652738206026-1-121为了扫平阻碍“合并”进程的反对力量,李光耀作了一系列12讲的电台广播,这就是引起广泛关注的《为合并而斗争》,其中虚虚实实不足为外人所知,不过其中如侦探故事的情节确实吸引了无数听众。在这系列广播中,许多政治对手都被指控为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为后来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埋下伏笔,也是“共产党原罪论”的肇始。

由于是新加坡有求于人,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一开始就为“马来西亚”计划划定了框框,其中包括除了国防、外交和内部治安之外,允许新加坡保留劳工、教育等自治权,作为交换,新加坡在中央政府的国会中只能分得较少的国会议席配额,而不是按照其他各州办法以人口比率分配;更苛刻的是新加坡公民不能享有联合邦公民的权利和地位。这些条件都必须接受而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东姑甚至这么说:“必须记住,甚至一个逗号都不能成为讨论的课题。”(注11)

害怕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结果发生变卦,让煮熟的鸭子飞走,李光耀希望把双方谈好的合并协议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更主要的是他想以白皮书作为成果,让他的“通过合并取得独立”的主张在立法议会表决通过,以彰显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白皮书在呈予联合邦政府审阅时,却迟迟不能得到同意,联合邦政府觉得白皮书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新加坡单方面的意见,他们没有义务帮忙背书。

经过几轮协商,联合邦政府最后同意一份大量削减细节,只以概括性语言说明的白皮书,其中除上述的新加坡保留劳工、教育等自治权、新加坡在联邦国会的代表配额、公民权等问题外,也述及财政、司法、州元首委任、回教、立法和公务员制度等,从发表的内容来看,允许新加坡着墨的地方不多,大部分权力将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合并而斗争》里强调的“合并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个重要论据,也就是两地更加紧密合作的经济关系却刻意模糊,显然地,联合邦政府不想在建立共同市场问题上让步。

真合并与假合并

1961年11月20日李光耀在立法议会动议讨论接纳“新加坡与联合邦合并白皮书”,作为今后两地合并的谈判基础。

作为新加坡最大反对党的社阵把这个“合并”斥为“假合并”,并提出“以和槟城同样的地位加入,成为新联合邦的第12州,并享有同其他各州一样的公民的地位和权利”;或者“新加坡保持内部完全自治,只把外交与国防事务交予联合邦政府管辖,以邦联的形式组成新政体”,社阵以这两个替代方案反击。马绍尔的工人党则提出“新加坡完全独立”的主张,并希望得到社阵的支持,但是社阵囿于政治立场始终没有回应,让马绍尔感到很失望。

这里分析一下当年社阵为什么没响应工人党提出的“新加坡完全独立”的主张,而是另外提出上述的替代方案的原因。

新加坡自1946年在“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计划下从海峡殖民地分割出来,成为单一的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从此走向自己的宪制道路。

“马来亚联邦”计划由于受到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马来上层贵族的反对,经过短暂实施后半途夭折,英国这回采取与马来上层贵族合作,抛出另一个“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宪法取而代之,其实这是一部独尊马来民族,把其他民族利益排除在外的宪法。

新、马两地在绝然不同的宪制环境底下距离越来越大,不过,由于拥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和相近的地理位置,新、马两地的人民,特别是左翼政治团体向来把两地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立了“马来亚”的国家想象,鼓吹“马来亚意识”,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就以此做为主要竞选纲领,社阵在成立后也以“争取一个真正独立、统一、民主的马来亚”作为政治纲领之一。在当年“马来亚意识”高炽的气氛下,社阵不支持马绍尔的主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国两民:公民权课题的交锋

白皮书刻意要模糊的两大课题,除了上述的经济课题,还有一个就是公民权课题。

在立法议会开始讨论白皮书的同一天,新加坡的检察总长 (State Advocate-General) 阿末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 针对“国籍” (Nationality) 和公民权 (Citizenship) 发表他的“法律意见”:“虽然他同意全马来西亚人民拥有共同的的国籍和公民权是有必要的,使用哪一个词在宪法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在国际法上使用‘国籍’和在国内法上使用‘公民权’是被允许的(作法)”。新加坡政府同一天随即发表解释声明说:“检察总长表达的意见,是从非法律语言的角度来说明‘国籍’和‘公民权’具有同等的意义。”

升斗小民很难理解“国籍”和“公民权”在法律意义上究竟有何差别,不过,白皮书分别使用“联合邦公民”和“新加坡公民”这两个词,却让人看出其中的猫腻。

在协议里,新加坡公民虽然和联合邦公民将成为新联邦的国民 (National),在国际上受到外交的保护和国民的待遇的确没有差别;不过在国内,新加坡公民不能自动转换成联合邦公民,也不享有联合邦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在工作、移民和参政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社阵很快地发现了“公民权”这个课题的要害,主席李绍祖开始在这个课题上发难,宣称“总理能给我们只是一本马来西亚护照而已,其他的却不能作到”,“在新联邦里新加坡公民将会被歧视而沦为二等公民。”

行动党反击称“如果采用联合邦公民权法令,会有超过半数的新加坡公民将会失掉公民权资格”,“新加坡为了保持部分内部自治权,必须以此作为交换”。

其实,社阵指出的只是新加坡公民参与中央政治的权利的失去,但是却没有看联合邦宪法规定的马来人特权这一事实,联合邦公民权并不能保障华、印公民在升学、就业、语言方面的方便,反而造成诸多限制,这也是新加坡华人担心的事。

但是,当东姑提出给予北婆三州部分内部自治权外,同时让它们享有联合邦公民的权利,行动党显得很难自圆其说。

行动党看出“公民权”课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软肋,必须有更好的办法来补救。李光耀开始向东姑和敦拉查游说,说明这关系到行动党的存亡以及马来西亚的成败,并希望英国政府协助,以便在公民权课题不会失分。

1962年7月30日马来西亚代表团在伦敦宣布“新加坡公民在合并之后将被称为‘联合邦公民(新加坡)’(Federation Citizen (Singapore)),并享有除了投票权和新加坡保留的自治权之外的马来西亚公民的权利”。

这个宣布似乎联合邦政府同意给予新加坡公民同等于联合邦公民的地位,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施行的是“一国两民”,在一个相同的国籍下有两种不同的公民权:一种在新加坡行使;另一种在联合邦其他地区行使。

8月14日李光耀马上在电台踌躇满志地宣称:“我的工作是为我的人民争取他们所要的,他们要公民权,我就为他们取得公民权。”事实是不是如他所说的?一份1962年7月10日英国驻吉隆坡助理最高专员致英联邦大臣的电报如是说:“敦拉查说李光耀在这个周末问他是否愿意给予新加坡名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共同公民权,也就是采用‘马来西亚联邦公民(新加坡)’(Federation of Malaysia Citizen (Singapore) 这个字眼。敦拉查断然拒绝这个主意,因他觉得这不过是耍文字花招 (Verbal device),人民总之会看穿。敦拉查进一步说明李光耀没向他施压以便取得实质性的公民权,是因为他清楚知道很难在这方面取得成果。”(注12)

当然,最后联合邦政府还是同意李光耀的提议,以便帮他在接着举行的公投 (referendum) 过关。

一次没给予选择的“公投”

取得联邦政府同意采用“联邦公民”作为共同的称呼,虽然应用在新加坡公民的称呼必须加上“新加坡”字眼,不过,李光耀觉得他已经解决了困扰多时的“公民权“课题,现在他必须重拳出击,这就是在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当年新马两地还没使用“公投”这个词)。

这次所谓的“公投”其实是一种没给予选择的“公投” (Hobson’s choice),它不是像普世采用的以“要”或“不要”(Yes or No) 作为选项,而是巧妙设计出三个选项:第一个A项是所谓新加坡的选项,以新加坡政府白皮书的建议的方式加入联合邦;第二个B项被说是社阵的选项,以槟城的模式成为联合邦的一州;第三个C项则说是新加坡联盟的建议,以沙巴的模式加入联合邦。不管“公投”的结果如何,结论只有合并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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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这么设计,李光耀给予的理由是新加坡没有一个政党反对合并,而且行动党是以“争取合并”作为纲领取得大选的胜利,要不要“合并”已经不是选项,而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意见。

当然这样的“公投”很难得到新加坡反对党的同意,社阵、工人党、统一党纷纷反对,但是行动党得到新加坡巫统 (UMNO马来人团结机构)和人民联盟 (Singapore Alliance) 的支持,公投法案得以通过。面对这样的“公投”,社阵只好号召选民投空白票以表示抗议,行动党则在立法议会强行通过公投法案附加条款予以应对,在这条款下,投空白票被视为接受立法议会通过的白皮书建议。

公投的结果出炉,A选项得票71%,投空白票有25%。这在当年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的选民面对这样复杂的“选项”,又面对空白票也是支持票这样奇怪逻辑的氛围下,有这样的结果也不足奇怪了。社阵在公投后,归之于“威胁和欺骗”(threats and tricks) 的结果。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多年后接受访问这么说:“只有很少的人懂得公投的内容,更少人知道沙巴的模式是怎样,叫他们如何选择?叫他们如何投票(注13)?”

建国先驱拉惹勒南 (S Rajaratnam) 也在多年后表示,这是“不民主”的作法。

不管是“威胁和欺骗”还是“不民主”,“全民投票”到底是过关了。

文莱“叛乱”与印尼对抗

北婆三州与马来亚联合邦隔着南中国海相距大约1200公里,假如不是马来西亚计划,这两个地区在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民族方面都没多大渊源,只有文莱人口以马来族为主,而沙捞越原住民有26种,沙巴原住民有38种,与联合邦的马来族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东姑视他们为马来人的天然盟友,为拉拢他们,给予他们联合邦马来人同等的法定地位。

当时三州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展都比新马滞后,这个地区只有创于1956年的文莱人民党 (Parti Rakyat Brunei) 和成立于1959年的沙捞越人民联合党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北婆罗洲则还没有政党存在,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一些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在东姑的支持下在沙捞越和北婆成立纷纷出现,不过,这也给当地人民带来政治上的启蒙。


“冷藏行动”可说是《为合并而斗争》的延续,是落实“共产党原罪论”的行动,它对新加坡后续的政治生态产出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难以磨灭。

一开始,北婆三州的人民对马来西亚计划并不欢迎,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把统治权从英国人手里转到联合邦的马来人手里罢了,特别是文莱人民党和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更是公然反对,他们主张三州先行独立组成“北加里曼丹”(Kalimantan Utara),再考虑是否加入马来西亚。

文莱人民党的领袖阿扎哈里 (A M Azahari) 是很有领袖魅力的人,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1962年文莱在新宪制下成立33人的立法会,其中16席为民选,17席为官委,1月他被委为官委议员,在同年8月的选举中,人民党囊括了全部16席民选议席。人民党在选举中以“反对马来西亚”作为竞选诉求,选举的结果可以视为文莱人民反对马来西亚的公投。虽然人民党在大选中大胜,不过却迟迟不被批准成立政府。

1962年12月8日文莱突然发生所谓的人民党“叛乱”事件,人民党组织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te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 首先在西里亚油田城诗里亚 (Seria) 发难,并蔓延至马拉奕 (Belait)、沙捞越的林梦 (Limbang) 和拉哇士 (Lawas) 等地区。英国从新加坡调派辜加兵团到文莱,不到几天,“叛乱”就被平息,人民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文莱人民党“叛乱”的原因众说纷纭(注14),不过,其造成的影响却十分巨大,英国殖民地当局以沙捞越左翼牵涉“叛乱”为由,在沙捞越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导致一部分沙捞越左翼组织青年为避免被捕,越境进入印尼的加里曼丹组织游击队,开始了沙捞越的武装斗争;一向对加入马来西亚态度暧昧的文莱苏丹也乘机宣布不加入;苏卡诺也因英国人和东姑一直指责印尼是这场“叛乱”的幕后黑手,在12月15日宣布“对抗马来西亚”(Konfrontasi),并喊出“粉碎马来西亚”(Ganyang Malaysia) 的口号,从此展开长达3年的“对抗”,一直到1965年印尼发生所谓“930事件”,这场对抗才告落幕。

新加坡方面觉得“文莱叛乱是天赐良机,岂容错过”,开始与联合邦政府密商策划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以便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扫平障碍。1963年2月2日超过一百多人的左翼政党、工会、文化团体的主要干部在“内部治安法令”下被扣留,这就是代号“冷藏行动”的“二二大逮捕”。“冷藏行动”可说是《为合并而斗争》的延续,是落实“共产党原罪论”的行动,它对新加坡后续的政治生态产出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难以磨灭。

新加坡自行宣布独立和闪电大选

1963年7月9日英国、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新加坡签署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并确定1963年8月31日为成立日期。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要求联合国派出调查团到北婆罗洲和沙捞越,以确定这两地的人民是否愿意加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期不得不延后到9月16日。

1963年8月31日李光耀不顾东姑的疑虑和感受,站在政府大厦的台阶上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把外交和国防的权力移交给新加坡,并发表尖酸辛辣的演讲:“是你们人民给我权力宣告独立,我将等着瞧谁会说‘不’。那些天真的人认为他们的权力是穿着礼服的英国王室成员用绑着红丝带的银盘送给他们的,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他进一步强调:“伟人像乔治·华盛顿和列宁并不是在毕恭毕敬的仪式中接受权力而创造出他们伟大的国家。“(注15)

李光耀的演讲无疑是自行宣告新加坡独立,这对东姑来说是一颗震撼弹,他急忙寻求英国的说法,英国殖民地大臣在答复时强调三点事实:“1)在英国主权下的地区获得独立必须得到西敏寺国会立法批准;2)在英国的马来西亚法案(将在9月16日实施)下英国把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的主权移交给马来西亚联邦,但不允许这些地区单独独立;3)新加坡总理宣布英国已经移交给新加坡政府那些属于联邦(政府)的权力(包括外交与国防)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注16)

当大家还在议论和猜测李光耀的高姿态演说的动机时,三天后新加坡政府宣布举行闪电大选,投票日期定在9月21日,也就是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第五天,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这场演说是为大选准备的前奏。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政府按照东姑的承诺比吉隆坡先行一天在政府大厦广场举行马来西亚成立庆典,马来西亚终于宣告成立。对行动党和李光耀个人来说,这时候已经从四面楚歌脱困,有似“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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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Malaysia Bill, HL, Deb 26 July 1963 Vol 252 cc932-79

注2:Confidential telegram (No. 176) from U.K. Commissioner Singapore to Ian MacLeo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19 May 1961), CO 1030/1149.

注3:Tan Tai Yong, Creating Greater Malaysia: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rger, Singapore, ISEAS, 2008,

注4:CO 10301973, Nos. 132 & 133, 9 May 1961, Paper on the Future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the Borneo Territories, Memorandum by Lee Kuan Yew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注5:内部安全委员会由3位英国代表、3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加上一位拥有决定权的马来亚联合邦代表组成。

注6:Secret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Australian Commissioner, Singapore and Lord Selkirk, U.K. Commissioner-General for South-east Asia (dated 30 May 1961) NAA A4539 221/6/2A, “[Jakarta] – Proposed merger of Malaya, Singapore,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runei – The Grand Design (Malaysia)” pp. 7-8

注7:Patrick Keith, Ousted!, Media Masters, 2005, Singapore, P.19

注8:Unclassified Telegram No.Y31/1045

注9:Secret Telegram,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3, p.15

注10:Secret Telegram, No.240,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Governor Sarawak, Lina Soo, Sarawak:

注11:Ghazali Shafie, Ghazali Shafie’s Memior on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Selangor,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1988, p.67

注12:Secret Telegram, N0.427, From the Acting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Kuala Lumpu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Relations,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3, p.44

注13: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Pte Ltd, 1996, p.81

注14:前沙捞越政治部主任罗伊.亨利 (Roy Henry) 在接受澳洲学者格雷.波尔格里安 (Greg Poulgrain) 访问时承认直接插手文莱叛乱事件。见Greg Poulgrain, The Genesis of Konfrontasi: Malaysia, Brunei and Indonesia 1945-1965, C Hurst & Co. Ltd, 1998, p.263-264.

注15:Patrick Keith, Ousted!, Media Masters, 2005, Singapore, P.37

注16:Secret Telegram, 31/8/1963,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3,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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