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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七——好战斗的识时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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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7-22

李光耀一辈子都和左翼党团斗,和林有福斗,和林清祥斗,和王永元斗,和拉赫曼斗,和南大学生斗,和华校中学生斗,新大学生斗,和华文报业斗,和萧添寿斗,和陈华彪斗,和邓亮洪斗,和社会义工斗,和宗教人士斗,和法律界斗,和新加坡航空职工斗,和社会主义者斗,和自由主义者斗,和第三势力斗……

1961年行动党在芳林补选和安顺补选相继失败,导致职工总会一分为二;紧接而来的是新加坡立法议院信任动议的大辩论,林清祥等人被开除出党。其实,李光耀的清党纯粹是出于思想、政治上的自觉行动,并不是其他缘由的被动行为。

被开除党籍的林清祥等左派人士,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初期,社阵的政治实力超越行动党。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支部转投社阵,23名组织秘书中有19名追随社阵。李光耀承认“共产党人跟我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

行动党三巴旺国会议员阿末•依布拉欣病逝,李光耀不敢举行补选。在国会中,社阵与行动党各占25席,行动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吴庆瑞在当时似乎相信行动党将因此一蹶不振,在接受英国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 (Dennis Bloodworth) 访问时说:“使我们震惊的并不是输给了共产主义份子,而是他们竟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打垮。”拉赫曼也知道行动党政权摇摇欲坠,“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李光耀也知道“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拉赫曼)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李光耀需要英国与马来人的支持以清除左翼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不顾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执意要尽快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最关键的原因,并非真心推动新马合并。

李光耀为了不让国际上把他看着“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于是风尘仆仆地“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在游说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塞尔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后,获得了三位不结盟国家领袖的支持,李光耀不无高兴地说“我达到了目的。”

接下来,就是玩弄全民投票伎俩了。“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人不断地斗”。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李光耀置于不顾,要赶在特别委员会做出结论之前的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造成既成事实。李光耀还公然说,“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李光耀无意中透露出“《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连工人党领袖马绍尔也认为李光耀制定的全民投票“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

李光耀明知在野党号召投空白票是对他的严重威胁,竟不顾政治道德,公然叽叽歪歪地叫嚣和恐吓“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择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又是一个“害怕”!李光耀的“全民投票”取得胜利,原来是从人们的“害怕”中得来!

谁曾想到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由于要在马来西亚抢夺马华公会的地盘,觊觎中央政府的高位,“只不过两年光景”“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宣告了电台十二讲恐吓新加坡人民的“我们是不能单独生存的”破产。李光耀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新加坡人民,把和吉隆坡政权因利益冲突,闹得分家之事,说成是“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把林清祥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说成是共产党,把社阵为维护新加坡人民的权益诬蔑为反对合并,李光耀的滑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巧言善辩是律师的本色,李光耀不愧是剑桥教育出来的律师。(但是,李光耀又最会开法律的玩笑。2009年11月14日,林福寿医生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曾两次尝试寻求人身保护令的庇护。其中一回是由于政府的错误让我从技术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并没有签署我的拘捕令。这文件原本应该是由部长签署,但却让一名公务员去代签。因此,在这一回里头法庭因为技术性错误而释放我。当我获释时,内政部在女皇镇的监狱门口等候着我。我在获释后的一分钟又再遭到逮捕。这是一个开玩笑的释放。”——引自2010年8月7日新加坡文献馆)机关算尽太聪明,流泪宣布新加坡独立,只不过想以悲情获得人们的同情,为自己日夜鼓吹的“马来西亚会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遮羞。

背景复杂的反共记者陈加昌说“李光耀一生的个性好‘战斗’”(《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也许是孩提时就把“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之故罢,使《李光耀回忆录》里的语言充满煞气霸气,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唯我独尊是李光耀语言和文字的特点。李光耀一辈子都和左翼党团斗,和林有福斗,和林清祥斗,和王永元斗,和拉赫曼斗,和南大学生斗,和华校中学生斗,新大学生斗,和华文报业斗,和萧添寿斗,和陈华彪斗,和邓亮洪斗,和社会义工斗,和宗教人士斗,和法律界斗,和新加坡航空职工斗,和社会主义者斗,和自由主义者斗,和第三势力斗……,李光耀退位后曾毫不讳言:“我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建国者,如果我发现情势不对,即使我躺在病床或已经进入坟墓,我还会跳起来干预。”草木皆兵,步步惊心,似乎敌人无处不在,其斗志之高无人能匹敌,只是李光耀从来就没有和日本法西斯斗过,没有和英国殖民主义者斗过,也没有机会和马共斗过。

摧毁左翼势力之后,没有了共同敌人,李光耀和拉赫曼的矛盾浮上水面来了,在许多议题上争吵不休。李光耀说“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李光耀恐吓拉赫曼,“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还说“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我绝不会忘记”“时机适当我会报复”,“《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那股流氓劲又表现出来了,谁妨碍了他,他就骂谁整谁,流氓语气笼罩着全书,政治人物不消说,连过去的盟友、宗教人士、非政治人物都不放过。陈华彪、邓亮洪、萧添寿、何元泰、邱甲祥、张素兰、叶汉源等无一幸免,《内部安全法令》,用之则为虎,无限期扣留啊!真是无孔不入无止无休,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就如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因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就被骂了几千年;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因杀孔融,杨修得罪了文人,不但被骂了上千年,还创造出个广泛流传的奸臣艺术形象“白脸曹操”。

李光耀“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斗打架鱼,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向来很顽皮”的李光耀,虽然“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还不至于成为纨绔子弟。“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刹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

对于一个出身“不穷,也不富裕”家庭的人来说,能够在英国人的培养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理,无疑是其人生光辉的顶点。李光耀不仅通过善于钻营,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侵占新加坡时,懂得做黑市生意挣钱,又自愿为日本法西斯工作,得以生存;二战后,英殖民者重新占领新加坡,李光耀又依附英国人,使李光耀的个人事业成功到达了顶点,在新加坡政坛上盘亘了半个世纪。而这半个世纪,也恰恰是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竞相迸发、高速发展的时期,李光耀得以通过媒体自我宣传。

李光耀是擅长在实践中求真知的智者和洞悉人性的达者,非常善于运用媒体的一个人。当他身居高位的时候,它能够充分的调动各种媒体资源,来展现自己。控制媒体,是李光耀的拿手好戏。报章、电视、电台成了行动党的党媒党产,人民协会、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市镇理事会全在行动党掌控之下。称赞“汤逊是一个能宽恕人和修养高深的殖民地长官”的反共记者陈加昌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我趁此难遇‘一对一‘的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所有报纸都会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争取合并的斗争》电台十二讲和《李光耀回忆录》的出版,必要的说明与解释和图片,引起读者来阅读,单是这一举动,也已足以让人体察到李光耀独有的掌控宣传的能力。李光耀的学习能力也很强,很懂得总结经验。“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

从抗日到反殖,李光耀之志在除共灭左,因李光耀据有英国人撑腰的巨大政治优势,可以天然继承殖民地政权的绝大部分政治资产,自然在政治上比左翼优势出许多,虽然左翼仍可以数次动摇李光耀在行动党内的地位及其政权根基,却被李光耀手里握有一张叫《内部安全法令》的大牌瓦解摧毁了左翼力量。

从大马到独立,李光耀之行在独裁专制。从“一个小渔村”变成“第一世界”,在英国殖民统治百余年之后,为方便掠夺,英国人已把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建设得相当完善,李光耀并不是白手起家;独立后是冷战时代的高峰期,作为反共前沿桥头堡的新加坡,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需要,新加坡天时地利均沾,在西方列强的帮扶下得以发展经济,这就是曾同为殖民地的香港、韩国、台湾能成为所谓“亚洲小笼”的奥秘。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李光耀个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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