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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李楚琳:别让艺术和时尚模糊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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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琬绯     2016-8-3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大家看在经济面上,会觉得文化艺术领域还是值得开拓的。在这个前提下,对艺术的关注度提高了,投资更多了,空间更大了,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
但是这种观念当然也充满了隐藏着的局限。凡是由金钱利益带动的发展,无论是文化,或保健,或饮食,或地产,甚至经济,都有弊病的。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原动力常造成短暂的潮流,一旦过时了,人的兴趣就会因而消失,明明是必须长远经营的盛事因为人的口味改变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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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位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来首位女馆长坐在国家美术馆咖啡座里做访问,从我们所在的这座最新的文化座标,谈到国家整体文化艺术的建设,可以处处感受到她在认可之余一再流露的焦虑。

对于国家美术馆,李楚琳有一种“终于等到了”的欣慰。“我们的先驱画家或第二代艺术家的作品,也许称不上世界第一流水平,但毕竟是新加坡艺术发展的代表,作为国家单位的博物馆或艺术画廊,是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有系统地呈现出来。而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这么一个空间,让民众有机会多接触多了解。”

一如我国用心打造的任何庞大的建设项目一样,她强调,国家美术馆就建筑结构和硬体设施来说,绝对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从装潢格局、到家具摆设,“该做到的都点到了”。但艺术馆毕竟有别于豪华酒店,艺术和时尚之间的界线还是应该有所区分。“国家美术馆的项目其实让我有感于新加坡已渐渐意识到艺术也可以当成一种时尚来经营了。从过去觉得搞艺术不赚钱,到现在开始懂得做艺术其实也可以跟时尚结合起来,是思维上的改变。可是这终究还是停留在时尚的层面,并不是深入到生活、到文化的整个运作,来看待艺术这回事。”

李楚琳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她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的丰富研究与策展经验。在她看来,艺术馆最为重要是馆藏、展览内容与呈现方式,是不是能把丰富有价值的馆藏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可以在舒适自我的空间里学会欣赏和珍惜展览内容。

国家美术馆策展团队的专业与用心,李楚琳是认可也是有所期待的。只不过一些细节上的疏漏,可能会对观众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影响了展览的素质,让她觉得有些遗憾。

其中一个例子是文字说明的呈现效果是不是清晰。“画作挂起来之后,必须确保展板上的文字说明也能在某种室内的灯光效果下看得到。美术馆采用的呈现方式是灰底白字,在光线不够亮的情况下会完全看不清,这就给观众在赏画的时候造成很大的不便。怎么不采取白底黑字来呈现呢?再怎么单调,也还是有它实用的价值。”

她提到的另一点,对于公众一些不适当举动如与画作靠得太近甚至用手触摸,在展厅里值勤站岗的管理员视若无睹,既达不到教育观众的目的,也无法维护对艺术作品应有的尊重。

“观众来看画,展示牌、灯光、展厅的设计应该怎么配合,很多细节都要兼顾,才能达到协助观众加深认识、提高鉴赏能力的目的。我们在硬体方面做得很好。可是软体方面,包括组织和态度,都还有待加强。

这其实也恰恰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艺术的价值观:艺术是不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或者只是一种物质上的表现。我们今天经济发达、国家高度发展,以第一世界的姿态挺身而出。可是往往因为一些小细节的疏漏,就暴露了不足之处。”

“东南亚艺术之都”:经济意味大于文化定位

同样的,李楚琳认为以“东南亚艺术之都”为目标的说法,其实带着浓烈的经济意味,背后支撑着的是经济条件。“新加坡办的艺术博览会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任何人想投资来搞一场博览会,肯定会选新加坡,因为这里有国际安全水准,最完善的通信系统,最方便的交通网络。再有,资金也很雄厚。从各种经济条件来说,新加坡始终是排第一。”

论硬体设施,新加坡更是在区域内独占鳌头。单从博物馆来说,新加坡的步伐算是紧跟着欧美大都市。

“可是走到街上,艺术到底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艺术是不是我们思维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呢?我并不确定。”

倘若纯粹以艺术文化为定位,在李楚琳看来,新加坡其实落后于印尼、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我们的这些邻国,文化跟传统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是没有断层的。他们城市内的博物馆可能很老旧很破烂,也没什么去关注、发展和经营。可是这些地方其实不需要博物馆美术馆,一出门、农夫的锄子一铲,可能就找到文化宝藏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规律都跟文化习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反之,文化断层问题在新加坡却是持续存在的,这也使她在实际文化作业上有力不从心之憾。每一回策划庞大的文化建设项目,总是深感于人才不足,或是人才的层次水平参差不齐,“往往是找到了很好的策展人,但是展览设计跟不上要求,建筑师或其他方面的人才不能很好地配合。做每一个项目都有这个困难。这也反映了我们在人文方面的底蕴其实还是很浅薄。”

文化底蕴薄弱,也由于大环境欠缺文化养分与氛围。“我们的大环境可能没法给予艺术家所需要的创造的空间。整个社会给予艺术的自由度和自我表达的空间还是很局限的。而一旦艺术缺少了这种为所欲为的创作空间,创作成品也往往会反映这样的局限。”

新加坡社会功利主义的本质,是影响创作的另一个因素。“利益回报成了做任何事情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你画了多少张画,这些画卖了多少钱……这多少会影响艺术家创作的过程。”

英语为共同语的后遗症

文化艺术圈内人士也质疑,新加坡在把自己定位为“东南亚艺术之都”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国内各民族本来拥有的源远流长的文明?

对此,李楚琳提到“新加坡视角”:“一旦新加坡的自信感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用‘新加坡视角’来看待这些源远流长的文明,就可以比较自然地接受,而不会总是让语言上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但关键在于,“新加坡的视角”形成了吗?何谓“新加坡视角”?

她给了一个出人意表却一语中的的答案:“新加坡有个很大的障碍:以英语为共同语其实留下很多的后遗症。好像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一个能说英语的新加坡华人、马来人或者印度人,我就能和世界沟通,就能以英语世界的所谓国际视角,来看世界,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过活。这也间接暗示了,其他语言文化相对来说是次等的,不那么重要的。

所以,虽然有了与大世界直接沟通的利器,却反而拉远了与亚洲这个我们原来所在地的距离。想去接近的时候,因为听不清也读不懂,只好取英文的视角回头来认识亚洲,以至于误解了原来应该近在咫尺的东西。”

她坦言,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如今都不太敢真正去面对,却恰恰是需要新加坡人坦诚地去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我们了解新加坡吗?我们了解自己何去何从吗?我们认为新加坡是近50年的奇迹,还是远久的人文流动,文化冲击的结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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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

问:近三十年来在国家文化艺术机构前线任职,对官方文化建设工作有哪些观察?政府的文化决策思维和心态又有哪些变与不变之处?

答:不变之处在于,我们始终依循着一套行政官体制在办事。行政官体制的优点是很灵活,路上能走、下水能游,你今天要他去管工商,后天要他转去管外交,他都可以很快上手。只是来到文化艺术领域,很多工作其实是没办法机械化的,单靠机器是做不来的。人文工程,不是说把方程式输入电脑就自动看到成品,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人的智慧才能解决。而人的智慧,需要的是经验的积累。

行政官体制之下,专业和行政两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结果往往形成“外行人做内行事”的局面。新加坡是个讲究功利的社会,比较急躁,没有耐心去等一些必须时间或者经验才能酝酿出来的东西,做起人文工程来往往会操之过急。

我参与了柏林博物馆一个规模庞大、类似世界文明馆的项目策划。他们花了整整十年,每个步骤都会很仔细地去思考、过滤、布置、计划。整整十年,建筑才刚刚建好。估计他们接下来还会给自己至少五年时间去把这个馆布置起来。新加坡不妨也尝试这种比较慢性的策划项目,用多点时间去好好地进行一项工程。

至于官方对文化决策思维的转变,我个人的观察是,1990年代的文化建设概念还是比较单纯的。当时经济腾飞,很自然地认为有了财富必须还有文化来配合充实富裕的景象。那时也正逢亚洲崛起初期,大家都开始看好亚洲,连经济工业的蓬勃也有了文化解说,如儒家思想怎么带动东亚经济,世界宗教哲学始祖来自亚洲文明古国,重新抬高我国各族祖宗文化的地位。因此文化方面向亚洲看齐是理所当然的。那也是新加坡美术馆及亚洲文明博物馆开办的背景。

但近十几二十年来开始有个想法:艺术就是经济,艺术可以带动经济。这应该是2000年之际创意经济带动出来的概念。那时候中港台及宝莱坞的电影巨匠一再证明了文化产品也可以成为商机。我本人在重建国家博物馆的时候,也感受到这种压力,常考量到如何制造营利的机缘,为博物馆制造自力更生的经济泉源。

我觉得这个概念至今还是很强势。它好的一面就是,大家看在经济面上,会觉得文化艺术领域还是值得开拓的。在这个前提下,对艺术的关注度提高了,投资更多了,空间更大了,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所以艺术工作者就可以趁势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想做的东西做出来。

但是这种观念当然也充满了隐藏着的局限。凡是由金钱利益带动的发展,无论是文化,或保健,或饮食,或地产,甚至经济,都有弊病的。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原动力常造成短暂的潮流,一旦过时了,人的兴趣就会因而消失,明明是必须长远经营的盛事因为人的口味改变而夭折。

问:社会民间对文化艺术的接受度

答:整个社会民间如今对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寻根方面,兴趣度是大大提高了。兴趣提高了之后,热情也跟着来。可是,要把五分钟的热度持续成三十分钟、一小时,甚至是永远,客观来说,我们还需要一些技术,怎么从技术方面、系统方面,把这个热忱延续下去。

而且,大家对这方面的兴趣,似乎更多在于缅怀、怀旧。怀旧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却也容易变成忧郁。忧郁跟悲情其实有差。悲情是有历史观在里面的。忧郁更多是看不开的情绪。所以,不该总是沉湎在这种忧郁的情绪里面。

问:新加坡是否已经摆脱“文化沙漠”的称号?

答:仙人掌已经出现了,还很多。可是要等仙人掌开花,需要耐心。仙人掌适应了长期缺水、极端气温的环境,才能长在沙漠上,久久才开一次花。如果想把沙漠变成绿洲,那是不是执着地去找水源来灌溉?是揠苗助长,还是顺其自然地让它摸索,成长,成熟更好?硬要把沙漠变绿洲,是不是反而可能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

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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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以英语为主要用语,让新加坡很容易忽略了单单用英文不足的问题。新加坡人到了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英语与人沟通,自以为单用英语就可以通行无阻,其实是对自己错过了什么毫无所知。”这一点,跟李楚琳口中的“英语为共同语留下的后遗症”竟是不谋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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