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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培安:自由对一个城市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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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赵晓彤     2016-8-7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807/s00005/1470507466041

自由对一个城市当然很重要,人民不能自由获取资讯,不能自由思考,发表意见,人民便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他们怎么可能爱这个城市,认同这个城市,建设这个城市?这城市很快就会落后、衰败。

—英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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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编按: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在港居住,替香港报章撰写专栏;回到新加坡定居前后,一直把香港文学带到新加坡。他从事文学创作,他开办书店,却曾因书店被拘捕。本版记者访问英培安,谈谈他的经历;访问书店的工作伙伴,谈谈英培安这些年的书店生活;邀请香港作家许迪锵,谈谈他所认识的英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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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么渴望自由,或许,他不会喜欢香港。他是英培安,新加坡作家,生于一九四七年。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中国仍在内战。不是因为漫长的战争,也不会有那么多华人逃难来到南洋,千里迢迢,只为一线生机。他的父亲本来住在广州,有妻有儿,闻说日军即将攻打广州,连忙逃到新加坡,打算安顿好后,再把妻儿接过来。没料,日军迅速攻陷整个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父亲与家人相隔一个大海,直至日军投降,父亲知道妻儿死于战乱,阴阳相隔。中国仍在打仗,他父亲回不去了,在新加坡另外娶妻,生了英培安与他的妹妹。

他记得新加坡曾经很穷。小时候,他与家人住在板间房里,几家人合住一层楼。新加坡像香港一样要制水。他住的地方是小坡大马路,即现在的桥北路,他的家就在现在Bugis Junction地铁站对面。当年,整条街都是战前骑楼,现在全部拆了。当年,小坡俗称白沙浮,广东人叫它做黑街,是非常兴旺的华人区,晚上整条街都摆满桌子,外国水手在那里喝酒、唱歌、闹事……男扮女装的人妖在黑街出没,他叫他们做“阿瓜”。那是一条彻夜不眠的街,后来所有旧建筑都被彻底清拆。他慨叹香港可以因为一部电影《岁月神偷》而令政府保留永利街,这在新加坡不可能,新加坡的民间力量太弱了。

读刘以鬯《酒徒》之后

当年的小坡大马路,是书店集中地。他在这里接触很多台湾、香港出版的书,读到刘以鬯的《酒徒》,觉得用意识流手法写小说很新潮,他又模仿力匡的十四行诗来写诗。他喜欢写诗,老师要同学交散文功课,他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诗,老师不但没有责备,还给了高分;他把诗投稿到《南洋商报》,报纸立即刊登,还付稿费。“后来我又投了几首诗,几篇文章,全部刊登。我当时想,如果我可以靠写作维生也不错。”

学生岁月,他常常投稿,偶尔写文章批评政府。他在义安学院读中文系时,曾为了争取学生权益而参与学生运动,不知道政府当时已很留意他们。毕业后,他希望到《南洋商报》工作,却一直吃闭门羹。他回到桥北路,开了一间草根书室,专卖文史哲书,当年从香港运来的政治杂志《七十年代》卖得火红。他又与几个朋友一起办杂志,把投稿到报社而被退回的批评政府的文章,全部刊在这本杂志。杂志只有他一个人用真名,没有其他朋友的名字,“系得我唔识死”。

书室开业不久,他与太太结婚,来到香港度蜜月。那是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到香港,看见这个城市霓虹处处,深夜,整个城市都在发亮,他才恍然“发现”新加坡的夜晚是漆黑的、没有颜色的。白天,他推门走进一间间书店,发现不同立场、不同种类的报纸、杂志、书籍,原来如此唾手可得。

他发现了自由,出版与创作的自由,香港因为自由而多采多姿;新加坡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规条与禁令,限制市民的言论与行动。

从香港回到新加坡,两年后,他突然在一个晚上被警察逮捕。原来,草根书室有一个读者是地下分子,他受牵连而被捕。当晚总共拘捕了五十多人,审讯持续了整个晚上,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地下组织有关,但政府仍是决定拘留他,希望借此警告与他一起办杂志的朋友。

根据当时新加坡内政部的法令,如果拘留了三十天仍是找不到任何颠覆国家的证据,就得放人。三十天过去了,他把囚衣脱下来,换回自己的衣服,乘警车来到监狱门口,坐在他旁边的警察却说:“我们的上级不想放你走。”然后把警车掉头,再用《内部安全法》重新把他逮捕。

三十天,又再重新倒数。

最初三个月,他单独囚禁在一个大概一百至一百五十英呎的囚室,里面有一张水泥做的床,上面铺了木板,没有枕头和被铺。一个月后,他再被盘问,顺势向警员投诉,才有枕头,但没有被子。整个囚室都涂上了深灰色的石灰水,他抬头,只见刺眼的白光灯管一直亮着。囚室的门有个小眼洞,外面看守的“辜加兵”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做什么,而他看不到外面。囚室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澡间,他上厕所要用力拍门通知看守员,而洗澡也是由看守员押到洗澡间。他忘记了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洗澡。

他被盘问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阴暗、非常寒冷的小房间,他只穿着单薄的囚衣,没有内衣裤,不必泼水,只要桌上的灯光对着他照,他就曲线毕露了。女囚犯的穿著也是如此。他一个人在囚室度过圣诞,直至三个月后、农历新年前,他被押到一个较大的牢房,与三个已被定罪的人住在一起。这里有洗手间,也有一个运动的空间,每个人都有一张铁床,床上有床褥、被单、枕头。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终于获释。他没有被定罪,但不能出国,也不能参加政党,搬家也要通知警局,直至他被告知可以解除禁令。

一段不自由的日子,令他感受到:“个人的名誉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把你关起来,使你在这社会上消失,你便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自由很重要。有自由才能做你想做的事,做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

“以前,我只是个抒发个人情感的现代派诗人,被关了一次之后,我开始关心那些曾经因自己的政治理想牺牲了青春与自由的人。这些素材都有在我的小说中出现。我认为,好的政治,是尽量可让人民自由选择他期望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所以,自由、民主、正义很重要,否则,政治家们标榜的幸福生活,只是欺骗老百姓的谎言。”

在香港写专栏的日子

八〇年代,他终于可以出国,每隔两、三个月便到香港一趟,认识了不少文人朋友。许迪锵常常带他逛书店,“我买书就佢找数,真系好感动”。他又认识了舒巷城,两人常常谈粤剧,舒巷城又带他到鲤鱼门看雾。他仍记得,自己在狱中最强烈的想法是,如果有机会出狱,一定要离开新加坡。他有一些留港工作的机会,可是他父母患病,孩子也小,思前想后,他还是回到新加坡。

直至一九九四年,他母亲已经过身,女儿也长大了,他没有太多牵挂,便来香港住了一年。他在屯门租了一间三百多呎的公寓,那时屯门还没有直接到达的交通工具,像一个遗世独立的小镇。他靠《星岛日报》写专栏及《香港联合报》写小说的稿费交租、生活、购买每三个月来回新加坡的机票。每天清晨,他吃过早餐,便到附近逛逛,接着到图书馆看看报纸,想想有什么可以写,然后回家写作,一写便是一整个下午。每隔一、两个星期,他都会到港岛找找朋友,与舒巷城在北角的茶餐厅聊天。“老人家喜欢聊天,一聊就是一整个下午。”

一个人住,他觉得很闷,常常打电话回家。他的妻子不太喜欢香港,女儿仍在新加坡读书。一年后,他还是回国了。他的草根书室,在他出狱后,因为无心打理而结束。从香港回来后,他立即重开草根,这次经营了二十年。

二〇〇八年,他患上前列腺癌,病情严重,一个叫陈婉菁的读者主动到草根帮忙,她一直待到二〇一四年草根结业——他身体差,生意也差,撑不住了。很及时地,又有三位读者主动接手经营草根,英培安就带他们到香港逛逛楼上书店取经。现在的草根,搬到北路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有咖啡厅、展览、有卖精品与明信片,装潢美丽。而婉菁也在草根旧址附近开了城市书房。她告诉我:“英先生有香港情意结。有朋友在香港来,他就会讲一些以前在香港的东西,他在香港的时光。”

他的情意结,是一个城市的自由。

近年,他愈来愈少来香港,他自觉没有那么喜欢香港了。“我总是觉得香港跟从前很不一样,从前满街都是广东话,现在常常听到华语(普通话)。”而回归后的廿三条、反国教科、传媒归边、最近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每一天,香港的自由都受威胁。

他慨叹:“共产党没有口齿,回归前说五十年不变,但五十年还未过一半,香港已不断受到干扰。我看着香港慢慢失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很心痛。一个这么好的地方,被中国搞得乌烟瘴气。”

温水煮蛙的状态

“香港真是不容易。香港人唯有影响大陆人的价值观……但怎样令大陆人改变呢?你要独立吗?如何独立?人道立场,中国不可以攻打香港,但中国会不会镇压?我不知道。”不少人把香港与新加坡比较,认为新加坡面积比香港小,也可以独立,可是当年新加坡的经济很差,它是被马来西亚踢走的,“马来西亚觉得你死定了,一定会回来求我,没料新加坡会愈来愈好……可是,中国不会踢走香港”。

时势真恶。但在这样的时势里,他觉得香港作家更易写出好作品。不像新加坡,一种温水煮蛙的状态,绝大部分年轻人不敢表态,不敢牺牲,乐于接受政府所有升学就业的安排。相较之下,香港仍然有很多年轻人敢站出来,敢向政府争取,也确有可以争取的空间。香港仍有很多可能性。

“一个好作家必须要有信仰,就是真心真意相信、喜欢一样东西;然后加上耿直的性格,耿直就是固执,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两样东西加起来,你会很惨,你有自己想做的事,但你又很耿直,现实生活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所以当你在生活里实践你喜欢的东西,你会遇上很多波折,这些波折会激发出你的真实、自我的感受,写成文字,就是你真正了解生活里某些东西,你就能够写作。

“坚持信仰是很辛苦的,不坚持就没有了,也不会那么辛苦。但写作本来就要有很多坚持,你要有那份勇气。我很固执,所以也会受到一些挫折,会有一些对生活、对人、对事的感觉。”

访问那夜,他着我陪他说说广东话,“这次以后,不知几时再有机会讲”。他记得从前新加坡很多人会说广东话。自一九七九年李光耀发起“华人讲华语运动”,广东话在电台、电视、公营机构消失,不过三四十年,一种方言已在一个城市式微。

而一个城市的自由,如果没有强大的民间力量守护,恐怕会比方言更易消失。

回港后,我在电邮问英培安:“你认为什么是自由?自由对一个城市来说很重要吗?写作是你获得自由的窗口吗?”我想知道,一个耿直的作家,如何在不自由的城市活得自在。以下是他的答复:“大概是二十年前,报馆的主编是我的朋友,约我写专栏,我尝试在专栏里写对本地社会政治的评论文章,但不能刊登,我就从此不再在报章上写文章了,二十年来只刊登过两篇类似阅读心得的文字(也是报馆约稿的)。一是关于弗洛姆的,一是关于卢梭的,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多年,除了经营书局,就是专注写小说,小说都在台湾出版。

“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常用《内部安全法》把反对政府的人当共产党一样抓起来,现在(除了对付恐怖分子)不可能再用这条法令了,看来似乎比六七十年代开放,其实不然,批评政府或在竞选时支持反对党的人,不小心就会犯法,被罚款坐牢,或被告毁谤。最近的补选就有两个人在冷静日(选举前的一天,不能做竞选的宣传)于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上呼吁人们投票支持反对党徐顺全,遭到提控。

“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其实是指心灵活动的自由与思想实践的自由,所谓心灵活动的自由是:我们是否能自由思考、认识真理,思想实践的自由是:我们是否能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用行动来实践我们的思想。如果不能,我们是不自由的。

“心灵活动的自由,也包括了我们不受自身以外的任何权威思想控制,包括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思想。

“自由是和责任在一起的。正如沙特说的:‘人有选择行动的自由,但是他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如果他选择错误,他会懊恼、后悔、即使有上帝也帮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承担他的懊恼与后悔。’

“个人的自由也和其他人的自由连在一起,他所需要的自由,其实也是其他人所需要的自由,所以当一个人在争取他的自由时,意义上也是为其他的人争取自由。但是,另一点是,一个人在自由选择他的行动时,也牵涉到他人的自由行动,所以,自由并不是任意实践个人的欲望。因为,自由并不是指你能随意行动,也是指你能控制自己,因为自由是你能做,也能不做,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你能控制自己不做,举个例子,上瘾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因为他们控制不了自己。

自由与良知

“自由也和良知在一起。如你能作弊而你不作弊,你能撒谎而你不撒谎;自由也和勇气在一起,你认为在良知上你应该做的,即使做了会损害你的利益,失去肉体上的自由,甚至生命。不怕死,这就需要极大极大的勇气了,但也是你精神最自由的时候,那是最难实践的自由。

“当然我们不要陈义过高,高唱一些不容易做到的自由,但是争取心灵的自由(如能自由获取资讯,自由思考),言论的自由,聚会的自由(自由表达对社会、政治的意见与意愿,争取你与其他人的共同利益)也就差不多了。

“自由对一个城市当然很重要,人民不能自由获取资讯,不能自由思考,发表意见,人民便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他们怎么可能爱这个城市,认同这个城市,建设这个城市?这城市很快就会落后、衰败。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写作的自由的,只是本地媒体已完全受官方控制,不合官方的言论,根本没办法在本地发表,但是世界很大,只要有点勇气,你还是会找到发表你意见的空间的。

“是的,写作是我获得自由的视窗。

“不要陈义过高,不要颓丧退却,也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时刻记住自己争取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理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相关链接:

书友:英培安读者 在新加坡开书店

对话:彼邦的凉风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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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今天却在网上看到了香港《明报》记者赵晓彤访问本地作家英培安的文章《英培安:自由对一个城市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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