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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治继承:过渡与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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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良     2016-8-28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61684/新加坡政治继承:过渡与隐患

虽然李光耀已逝,但是新加坡似乎还没有踏入“后威权时代”,党内利益集中化的局面的没有多大改变,遑论竞争了。政治继承人还是会在体制之内选拔出来,但是就从政经验而言,不管是在官僚体制任事或面对多元政党竞争,都不会很深厚。新加坡为了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威权政治模式,当前还是传统的最高层协调、精英协商、权威指定,这样的选择使到接班人的合法性都不足,留下的后遗症也会很大。

财政部长王瑞杰中风、总理李显龙晕厥、前总统纳丹逝世,三个事件短期之间连环发生,一方面提醒我们生老病死乃人生正常规律,另一方面,从政治层面来看,却牵涉到实际的新加坡政治领导人的继承问题。

无论在民主或威权制度,政治或权力继承一直是动荡的重要因素。在新加坡,所谓“政治继承”,用大家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广义的政治领导层班底的交替,所谓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班底是也。第二层较狭义的说法,就是总理人选。

1965年以来,新加坡政治继承是内定制,由现任权威还活着的时候,预先挑选接班人,用逐渐树立接班人权威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接的过渡。吴作栋当家虽然不是李光耀属意的接班结局,但是上述的政治继承模式基本成立。新加坡民主制度发展了51年,显然李显龙班底还是企图根据这个模式选择接班人,但是至今为止看来有极大的挫折感。

王瑞杰是人民行动党第四代领导核心人物之一,也是所谓传闻中的总理人选。他现年55岁,民事服务出身,曾担任过李光耀私人秘书,从政后被委任为教育部长,后担任财政部长一职,查历任财政部长都攀升为更高领导,不是副总理就是总理,所以坊间说他是总理人选颇有根据。他是官僚精英出身,给人的印象是聪明人,但是民众亲和力有限。也就是说与其它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分别不大。姑且不论他的政治魅力能力如何,如今不幸疾病在身,尽管健康允许复职,其仕途是否能更上一层楼已经难免挂上了问号。

李显龙现年64岁,在新加坡的政治语境里,六十出头就给人英雄迟暮感,是政治文化传统所致。李显龙2004上台后提及栽培继承人多次,曾表示不希望自己70岁时还担任总理,对“卸任”日期虽然曾经改口,但是始终一致是“必须积极栽培接班人”的说法。人民行动党每届大选也的确有引进一班新力军,但是不知为何,在这一批一批的新人里,总是没有一位可以脱颖而出,令人纳闷。

久而久之,李显龙是否有诚意退位也开始让人怀疑了,就是他“卸任”后,是否也会像前面两位总理一样,退而不休,在幕后或掌权、或指示、或影响,新加坡民心应该是有默契的。

李家政权盘根错节,比吴作栋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要寻找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才放心接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一来却夺去了新一代领导人更多发挥的时机,对面向世界日新月异需要不断更替的新加坡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耽误。

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引进与选拔一直是议题。虽然新加坡标榜是民主选举制度,但是执政党的权力继承更像威权制度的产物。内部栽培的被指定,而不是凭个人的能力魅力自由竞争出现。社会上不是所有集团均可参政议政,最近一项新法案规定惩处各种藐视法庭行为就被认为可能压制言论自由。通过竞争和参与的程序方式来选举产生领导人,是政治民主的本质要求。新加坡政府不在乎这一点。但是后果是,精英的参与感与民众的认同感都不强,流动机会不大,也就导致接班人的稀落与质薄。

这种精英制度已经被许多观察者指出具有极大的局限,但是在新加坡短暂的政治发展史上却奏效。避免发生错误(即狂妄者、煽动者的出现)是行动党常担心的事项,证之以当前“特朗普现象”,这样的担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新加坡脆弱的民主制度缺乏自疗自制的能力,一个政治错误会演变成溃局不无可能。

然而其中的隐患不难看出。当前第四代领导团队虽说是已经出现,但是也不过是四或五人而已(陈振声、黄志明、王乙康,再加一个沈颖),而其合法性尚待建立。因为从政资历浅薄,故无法窥看出哪一位能够出任第一把交椅。主动权完全在于现任的党领导,大选机制可以帮助筛选精英,但是提拔、升迁就全看领导的安排和意愿了。

当然他们有所谓“观察期”、“考验期”,包括在内阁不断调换的职位的表现,民意并没有影响力可言。也因为缺乏一个健全的竞争机制,内在复制的毛病就难免产生,彼此观望而必须服从,缺乏活力与创意就不言而喻了。在一个颇有成就的经济体制里沾沾自喜有之、步步为营有之,但是绝对不能越过党所画的雷池,政治继承者的心态是以不变应万变,保守性比进步性要强得多。

政治继承基本上有三个程序:旧领导层的退位,新领导班底的选拔,以及新领导人的合法化。我们假设第一个部份已经有了共识,或没有理由去怀疑现任领导的诚意(李显龙说:“至今没有一件事足以改变我的时间表,或动摇我交棒的决心。”),但是第二、第三个过程尚待解决。新一代领导人并不出色是否是缺乏一个健全的选拔制度所致?其实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新加坡人是可以继续反思的。

李显龙强调下一届大选后新一批的领导班底就得准备接棒,但是就时间进程来看,新班底还没有准备好(有听到哪一位新人主动站出来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只能加速引进精英,却不会去思考选拔制度的改善。他们也会更频繁地调动内阁职务,让具备潜力的新一代领导人到不同部门任职,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吸取大量经验。这种殷切的期望,是否就能够演化成权力的如期交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退一步说,第四代领导班底有了雏形,接下来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合法性问题。李光耀生前常说政治领导人必须经历“火浴的洗礼”,指的是政治人物在一个政党竞争激烈的环境的提炼,结果才会有热情,才会献身,才会负责。政治人物最终被人民接受,即是其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就总理人选的合法性来说,吴作栋过关因为除了他被同僚接受之外,也因为他能默认李显龙为继承人,而民众对于李光耀之后立即由李显龙接任有拒绝感。

李显龙自小被栽培是个特殊个案,不可能再被复制。其实李显龙上任时的合法性也不断被国际媒体追问。李显龙凭借家世资源当家做主,已经不能成为新一代接班模式的一种选择。这也侧面证明了在一个威权制度里政治继承人合法化的难度。

虽然李光耀已逝,但是新加坡似乎还没有踏入“后威权时代”,党内利益集中化的局面的没有多大改变,遑论竞争了。政治继承人还是会在体制之内选拔出来,但是就从政经验而言,不管是在官僚体制任事或面对多元政党竞争,都不会很深厚。新加坡为了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威权政治模式,当前还是传统的最高层协调、精英协商、权威指定,这样的选择使到接班人的合法性都不足,留下的后遗症也会很大。

新加坡未来15年的发展,要解决的严峻问题包括国家认同、贫富悬差、人口老化、经济继续发展、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等,这些好像是旧问题,但是却会继续考验着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面对这些问题,王瑞杰型的领导班底可以胜任否?而人民行动党是否能够真正抛开自身的利益而把新加坡人利益放在议程的最高点?李显龙妹妹李玮玲最近曾批评说:“这个政府一直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而行动”,在政治继承人的选拔上,希望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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