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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这面镜子对于中国仍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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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兆    2016-8-26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800/243551.html

中国对于新方依靠美国以达到均势的外交思想应该非常清楚,对于这种外交思想的长期性、稳定性要有相当认知,并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如果能够这样,中国就会提高自己的外交定力,不会因为新方乃至东盟任何一国的一些言行而导致分寸大乱,制定出不理智的政策,就像李光耀批评的美国对于中国犯过的错误那样。

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的表态让国内一部分人不满。这是新加坡一系列让中国大陆尤其是民间不满的事件之一。实际上,李显龙在批评中国的同时也批评了美国,但不知道为什么后者的事实却没有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赵灵敏:李显龙总理说的是实话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新加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看来,一个以华人为主体、汉语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新加坡像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虽然在血缘上和中国堪称是堂兄弟,但对于大陆这个大哥却有很多的保留。这令中国的民间不满。

本文意在做一下普及工作。让中国民间、也包括官方对于新加坡的外交理念有所了解,尤其是对于新加坡的中国观、中美观的认识更明确,对于一些模糊认识更清晰。

新加坡的外交基石乃至大厦是李光耀建成的。在可预见的二三十年里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李光耀对于新加坡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与判断。

一、新加坡在均势外交上倚重美国只是地缘因素吗?

在新加坡的均势外交战略中,美国无疑是其倚重的第一个“洲外”大国。但这样的选择不仅仅出于地缘。在新加坡看来,美国有着比较“光荣”的二战后国际外交遗产,这使人信赖。李光耀从来不掩饰他对于美国的赞美。他说“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不仅体现在其权力与财富上,而且体现在它是一个由崇高理想推动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虽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的权力很大,但为了重新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美国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往往乐于分享自己的财富”,他进而认定,“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可谓是最友好的,肯定不比任何一个新兴国家严厉”。

除了肯定二战后美国的贡献及由此表现出的“崇高理想”外,李光耀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认同也在相当程度上强化着他对于美国的信赖。他说“美国有一套优越的制度”,美国人头脑中没有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有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等等。

李光耀对于美国也有批评,批评这个国家领导人受制于民众情绪,并对美式民主不以为然,同时对于美国公民的“堕落”也不毫不留情地批判,但他否认美国处于全面衰落之中,相信美国有自我更新和复兴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洋溢着李光耀本人对于美国文化、制度、体制的由衷欣赏,已经与新、美两国的地缘无关了。

基本上,李光耀对美国的欣赏美国还在于对于美国政体的肯定。在比较中印两国于国际社会中的预期时,李光耀先生对于倚重美国、警惕中国的情绪暴露无遗。在谈到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而印度的发展则不会涉及这个话题时,他认可印度是一个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制衡体系的观点。

他甚至认为,如果印度遥遥领先于中国,到那时美国和欧洲也不太可能支持中国。

那么,可以把李光耀的选择看成是“意识形态挂帅”吗?不是。

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担心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的原因。一个是担心崛起后的中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重演历史上的朝贡关系从而丧失国家的独立。另外一个就是在冷战时期几个东盟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曾经受到大陆的某些支持。李光耀本人更是在毛泽东时代被大陆批评。远近两个时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历史阴影。从当前看,中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某些东盟国家存在着一些的矛盾。在李光耀看来,一旦他或他们做了让中国不高兴的事情,他们或明或暗里地受到某些警告。这些都形成了新加坡担心成为中国“人质”的原因。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对于李光耀治下的新坡坡批评一直不断,你看李光耀是如何应对的?他自己有这样的表述——“文化优越感导致美国媒体揪着新加坡不放,指责我们是威权主义、专制主义,说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管理过严、约束过多、令人窒息、缺乏生机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遵循美国的社会管理理念。但我们不能让其他人拿我们新加坡人的社会搞试验,万一失败,我们承担不起后果”。

新加坡欣赏美国,但一直没有照抄美国的制度,而是走自己的路。

二、新加坡希望遏制中国吗?

应该说新加坡不想遏制中国,只要中国大体上遵守国际秩序就好。

李光耀接受中国的崛起。尽管他本人对于“崛起”这个词心存顾虑并建议中国将之改为“复兴”,但李光耀个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他看到了历经屈辱、剥削后的中国饱含着不可遏制的建设富强、有尊严的国家的高度统一的意志;同时,中国也有一大批能力出众的人。而改革开放后持续的调整增长又印证了中国崛起的巨大可能。他同意高盛对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估,并认为中国的调整增长还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说,“如果没有难以预料的重大灾害给中国带来混乱或使中国再度分裂成多个军阀领地,中国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果加快发展步伐,建设成一个全面工业化的高科技社会,即便50年不够,100年足矣”。

与此同时,他看到了中共治下的中国自抗战胜利后一直到改革开放的近半个世纪里经历了一系列几乎“把它拖垮”的战争与事件,因而他确信至少有两代人是真心渴望崛起的方式是“和平”方式的。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美国的态度及其政策。他提醒美国时明确地说——如果美国试图羞辱中国、遏制中国,那么美国肯定会给自己招来一个敌人——“如果我是一名美国人,我就会赞扬中国,承认它是个大国,欢迎它重返受人尊重的地位并重拾往日的辉煌,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合作方式”。

这个“非遏制”的态度应该说非常明确。问题的关键是——崛起中的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是如何令人(东盟、美国乃至全世界)“放心”。

李光耀的设计是——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优秀的“公民”,即选择国际合作,遵守国际规划。为此,李光耀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都给出了建议。

对于后者,李认为“应该给予中国充分的动力,使其选择国际合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和平发展的经济机遇,避免迫使中国通过强硬手段获得石油等资源,为其产品与服务开辟市场”;另一方面,“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将增加中国的既得利益,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划,将强化中国对于贸易、服务、投资、技术与信息的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逐渐强化,到最后,一旦哪个国家单方面违背国际义务,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当然,也包括中国。

中国的崛起必将改变国际力量的版图,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成为影响亚太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美国应承认和接受中国的崛起,并定义两国“良性竞争”而非“对抗”关系。

新加坡的一切外交政策、策略、考量都基于这一思路。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美国的注意力在该地区有所减弱的时候敦促其“重返亚太”,有时候批评中国,都基于这一想法:不遏制中国,但要让中国成为他心目中的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新加坡就支持“不遏制”。

当然,并非每一位美国的领袖都能够做得如李光耀设想般正确,一些对抗性事件或明或暗地发生,他反复建议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它得容忍中国这个大国”,“不要把中国视为敌人,不需要那么敏感”;要多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以减少双边关系的对抗性。

他批评过美国对华政策总是受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躲避迫害的中国异见人士遭受的痛苦、民主、人权、等。他提醒美国人“挑战中国的主要与团结将引起中国的敌视”,他甚至明确判定美国最大的一个败笔是公开表达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愿望。

在民主问题上,他批评西方式的民主,批评美国人自认为是的“普世价值”,并把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中国。他同时断定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本文式民主国家。在他看来,西方式的民主会造成中央对于地方失去控制的灾难。

他的建议总是既对中国,又针对以美国为主的、对中国崛起顾虑重重的另一阵营。目的一直是希望造成中国的和平崛起。

三、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期待和忧虑是什么?

李光耀认为,随着地位的崛起,中国必须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是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还是继续做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

当然,李期待着中国成为后者。但他最大的担心是在他看来,中国还没有向世界、尤其是向邻国证明自己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因为在他看来,当“他们”做了中国不喜欢的事,中国就会暗示威胁,并调整它的承诺。

对于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他同时认为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因为中国政府过多地向青年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基于民族屈辱苦难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会导致不稳定。他在不同场合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成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最重要的担忧之一。他说“我会花上一些时间确保年轻一代不要形成敌对思维,而是养成宽容和理解的思维”,让自己的年轻一代明白自身在全球事务中也是一个利益攸关者;不要再闭在锁国,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后二者都曾经让中国在国内国际犯过很大的错误。

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国内治理的道路非常艰难,法制化,地方官员的为非作歹,贪污问题等等。他甚至不能确定中国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一定保持对于印度的优势。当然,他的理由仍然基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

四、李光耀当然不是神仙,但对于中国事务的判断有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可能比拟的价值。

李光耀关于中、新、美三方的外交关系的认知大体如此。中国对于新方依靠美国以达到均势的外交思想应该非常清楚,对于这种外交思想的长期性、稳定性要有相当认知,并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如果能够这样,中国就会提高自己的外交定力,不会因为新方乃至东盟任何一国的一些言行而导致分寸大乱,制定出不理智的政策,就像李光耀批评的美国对于中国犯过的错误那样。

李光耀不是神仙。他的预测不可能样样准确。事实上对于印度会快速发展的预估他就错了,他也收回了这一乐观的预测。他的认知也不可能样样正确。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周边的朝贡体系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制度有本质的不同。接受藩属地位的国家多是希望籍此更好地向中原王朝学习先进的文化;他们的朝贡在经济上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贸易,“吃亏”的时候并不总是多于占便宜。中原王朝至少没有剥削过这些属国。

但他的一些判断仍有其它国家的政治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毕竟他是华人,他自己承认不知不觉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天然深于西方;同时,应该承认他是基本完成了一个传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合实验”的国家领导人。尽管一个城市国家的融合其复杂性远不能和一个大国相比。更重要的是,他认定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他提醒西方人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这一事实,如果简单移植西方民主制度会毁掉中国。新加坡的政治也一直受到西方的批评,但他强悍地给予了反驳,并坚定地捍卫了自己的选择。这表明他治下的新加坡和西方还是有很大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显示出他对于中国乃至亚洲的独特价值,也正是这种不同,说明李光耀走的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现代之路,它和我们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决心并无不同。

当前,我们国内治理、外交事务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矛盾,使之成为我们崛起的最大极极因素和最小消极因素,使之丰富我们的发展理论、开拓我们的发展道路、健全我们的发展政策是当下中国的必答题;同时,在发扬中国传统王道思想的同时积极推进对于西方文化中关于民主、法制中人符合中国、有利于中国、中国也必须认真对待的因素,为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李光耀是一面镜子,对于中国非常、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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