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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夏帏:大师的遗作,隔世隔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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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琬绯     2016-9-3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我国多元文化发展的空间,一方面因为“严重迷信英语是万能的”而受到压缩;另一方面也非常吊诡地反而被所谓的华、巫、印、欧亚四大种族不可动摇的社会结构所牵制。
张夏帏一语道破:“这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新加坡要塑造‘国族’的身份认同,在英语为共同语的框架下,各种族必须有平等的代表性,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这也无形中犹如紧箍咒,自我设下很多不必要的额外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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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馆落成,让张夏帏感触最深的是,终于有了这么一个空间,让已故中国艺术大师吴冠中与新加坡画家画作隔空隔世对话与交流,使大师生前与新加坡结下的渊源或者曾经擦肩的缘分,得以在他离世后继续深化延续。

国家美术馆除了永久展厅“新加坡展厅”和“东南亚展厅”分别展出新加坡和东南亚从19世纪至今总共上千幅画作之外,还举办开幕两大特展,分别是《吴冠中:大美无垠》与《蔡逸溪:雨后》,展现吴冠中和本地画家蔡逸溪在融合中西艺术的创新实践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张夏帏正是这两场开幕特展的策展顾问。

1999年文化奖得主蔡逸溪(1947年—2008年),是本地新生代水墨画家,师承海派大师范昌干,后赴澳大利亚考取艺术硕士学位,擅长以本土题材入画,力求结合东方水墨形式与西方创作基础。张夏帏指出,蔡逸溪所处的年代虽比吴冠中迟了几十年,但无论是所受的训练或追求的中西合璧创新理念,都与吴冠中“水墨现代化”的方向一脉相承。

至今没有任何记载显示这两位风格相近的画家在生前曾有过任何实质上的接触交集。不过张夏帏指出,其实早在1988年,当吴冠中到新加坡办了关键的第一场海外个展,蔡逸溪也在同一年办了自己的处女个展。那一年在新加坡擦肩而过的遗憾,28年后,终于在国家美术馆弥补了;而蔡逸溪的展览空间就正对着吴冠中展厅,两位“相逢恨晚”的画家遥相呼应。

对此,协助策展的张夏帏感叹:“我们现在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让两位画家和他们的作品相互参照和对话,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格外值得兴奋和欣慰。美术是相通的,不同作品和画家各有相通之处,又各有其特质。两位画家虽都已不在世,但看画的人现在有机会直接地对比参照,成就了一场画家、画作、观众之间隔空隔世的对话。”

不过,这也延伸出他至今的遗憾和思考:如果国家美术馆提早几年设立,吴冠中与新加坡的渊源是否能“比想象中更接近”?

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吴冠中,对新加坡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情缘。他在1988年2月应国家博物馆及南洋美专之邀来新举行第一次海外个展,此后不止多次在本地办展,足迹也遍及东京、首尔、伦敦、巴黎等全球各大城市。2008年,89岁的吴冠中将个人的113幅画作捐赠给新加坡美术馆,是当时他个人数量最大的一批艺术捐献,在新中两地引起哗然。他当时受访时向媒体留下这么一句话:“我一辈子努力的就是希望找到人类共同的感情;新加坡离我很近,所以感情近了些。”

投入美术文史研究多年的张夏帏指出,吴冠中一生致力实现的就是“油画民族化、水墨现代化”的理念。而他所认可的中西结合的特质,在与他同代的本地先驱画家身上是充分显现的:“例如刘抗、陈文希、钟泗滨、张荔英,都是代表人物;其中,陈文希与钟泗滨两位尤其精于油画和水墨,并两边交替创作,犹如吴冠中所说的‘水陆兼程’的绘画道路。”

让张夏帏深感遗憾的是,吴冠中生前多次到访新加坡,却因为过去没有相应的展览空间,他似乎从未有机会进一步接触与认识新加坡这些先驱画家及画作。“如果,早几年前也能有像今天国家美术馆这样的空间,集中展出19世纪至当代的本地美术作品,吴冠中必定会到此参观,就能与本地艺术家更加惺惺相惜,与新加坡在情感上更为接近。”

而今,随着吴冠中展厅永久落户于雄伟壮观的国家美术馆内,张夏帏期待国家美术馆能思考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好吴冠中珍贵遗产的看守者,不负大师的托付。

能走多远,取决于“Cultural Literacy”

14652738206026-1-016谈到两大常驻展“新加坡展”和“东南亚展”,张夏帏提到,作品的筛选引起了本地美术圈的一些争议,不少人指展出的作品未必就是最佳或是最具代表性的,仍有大量遗珠。但是张夏帏认为国家美术馆策划的是主题展,而非作品展,难免以主题而非个别作品的代表性或艺术水平作为筛选原则。“例如新加坡展定名为 ‘Siapa Nama Kamu’(马来语,意即“贵姓大名?”),通过美术作品探讨新加坡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身份认同的课题。那自然只有符合这个历史框架、能配合历史叙述的作品,才能被选上,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他也肯定东南亚展《在宣言与梦想之间》很认真地以不同的主题、内容、思想意识如民族主义、独立斗争等等来整理和规划横跨整个区域不同国家的无数作品。“从政府有意识地要充当‘中心’(Hub) 的视角来看,如果说是很系统化地让人集中一处看尽东南亚作品,那新加坡确实做到了。”

只是,张夏帏也认同,要真正做到“东南亚艺术之都”,单靠硬件、组织、经济条件,是不足以支撑的。

“终究要回归到一个关键点:我们整个社会的 ‘cultural literacy’(文化认知),究竟有多深厚。”

张夏帏一针见血地提出质疑:“要做东南亚文化艺术之都,我们对东南亚的了解有多深?我们能真正通晓东南亚语言的人究竟有多少?别的不说,光是马来语,我们的‘国语’,真正有研究的人都没几个,要怎么扛起东南亚大旗?”

而对东南亚认识匮乏的现象,追溯症结源头,无独有偶,他也同样指向了“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社会体制”。

“以英语为主要用语,让新加坡很容易忽略了单单用英文不足的问题。新加坡人到了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英语与人沟通,自以为单用英语就可以通行无阻,其实是对自己错过了什么毫无所知。”这一点,跟李楚琳口中的“英语为共同语留下的后遗症”竟是不谋而合。

张夏帏出生于马来西亚,曾在《海峡时报》任职多年,之后担任私人画廊馆长,而今投入美术史研究,擅长用中英双语发表文章,也兼通马来语,是名副其实的多语人才。对于语言与文化素养息息相关的联系,语言可以如何推动或阻碍文化素养的建设,他有着实际的感悟和体会。

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在新加坡办过一场印度尼西亚画展,其中一幅画作主题是印度经典《罗摩衍那》(Ramayana) 里的罗刹魔王罗波那 (Ravana),印尼语原题是“Aing Dasamuka”。”Dasamuka”指的是“十张面孔”;而“Aing”是西爪哇方言巽他(Sunda)语,表面意义是“我”,可是这个“我”却是十足跋扈霸气的。身为画展主办者,他考究了原题含义决定保留。如果当初选择舍弃原来的巽他语题目,只展示英译题目:“I, the Ten-faced One.”(“我,十面妖魔”)——字面意义虽没错,原有的韵味却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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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帏

他再谈到我国早期画家如刘抗、陈文希、钟泗滨、蔡名智等人,大多都是以中文思维进行创作,画作题目最初全是中文。但是在新加坡以英文为主的作业体制中,中文题经常“在辗转的过程中不见了”,只剩下一个英译题目。更糟的是,什么时候又觉得有必要用上中文题,就干脆从英译题再译出一个中译题目来,而不是考究作品的原题。题目也是创作的一环,却因为我国极其特殊的“单语”作业模式而一再被忽略,这让张夏帏饱受干扰。

另一个例子是,官方所办的画展出版的画册,一般也都只有英文,或者只提供很简化的一页中文说明。反讽的是,这几位前辈画家当中有好几位还是是完全不懂英语的。“画展如果在英国举办,画册弄出来全是英文,那自然没话说。可现在是在新加坡办展,就是他们以中文创作的原在地啊。”

他反倒是看到一些民间私人画廊办的画展,认识到市场的需求,画册都以两三种语言出版;在这方面民间私人画廊往往做得比官方艺术馆更全面。

这些现象除了反映对创作者和作品有失尊重,还隐藏着更深层的象征性问题:“把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全降级了。”而就我国四大官方语言来看,“把中文世界遇到的现实困境,再乘以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世界,受影响的范围就是加倍扩大。”

他说,这失衡的现象近年来虽有所改善,可是背后有着很复杂且深刻的体制问题,已经不纯粹只是个翻译问题了。“文化问题攸关的是更深层的语言问题,不是表面上靠技术或者翻译人才就解决得了的。”必得调动资源,拨出预算,寻找人才,做好不只翻译、而是对画家画作美术史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考证,才足以还原并展示画作本题,才足以还原画家以原来的创作语言展现的精神面貌。

“问题核心终究回归到意识,有没有意识和决心去做。若是有意愿,哪怕预算不足、人才难找,也都可以解决。如果政策上觉得这是必须做的,那预算就得到位,人才就得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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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张夏帏(右一)到吴冠中(右二)北京方庄寓所拜访大师。左一左二为本地艺术收藏家许少全及摄影家蔡斯民。

有了“根植”基础,方能海纳百川

我国多元文化发展的空间,一方面因为“严重迷信英语是万能的”而受到压缩;另一方面也非常吊诡地反而被所谓的华、巫、印、欧亚四大种族不可动摇的社会结构所牵制。

张夏帏一语道破:“这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新加坡要塑造‘国族’的身份认同,在英语为共同语的框架下,各种族必须有平等的代表性,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这也无形中犹如紧箍咒,自我设下很多不必要的额外束缚。”

这是新加坡面临的政治现实,造成行政单位与文化界有着不同的思维与焦虑。但是他引述文化圈一个普遍的说法:要为这个政治现实解套,“新加坡需要有更多郭宝崑”。

“重点是,我们需要的究竟是郭宝崑的哪些特质?There’s something about rootedness。郭宝崑是个跨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什么都去学、去做,有很大的包容性,把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人都融合进来。但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自己根植于中华文化;根植于这个基础,就让他知道在这个区域里应该怎么取舍。”

回望美术圈,他说,其实这种精神很早就在先驱艺术家身上体现了。陈文希,钟泗滨,英语完全不通,可是积极学西洋画,用视觉语言吸收西洋画风,消化之后形塑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用什么样的‘胃’去消化?这就是所谓的rootedness。你要根植于一个强大的基础,那你什么都可以吸收。”

张夏帏尤其尊崇南洋美专创办人林学大,在中国出生,1938年来新创办南洋美专,以中文授课,却坚持推动西式美术教育,心愿是兼通中西、面向区域,要引领新马建立独具热带情调、多元文化特质的“南洋美术”风格,故也誉为“南洋美术之父”。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愿景,到今天还有时效性,可以想象在当年有多了不起!如果不了解林学大,就会很容易狭隘地把他归类为‘华族艺术家’ (put him in a pigeon hole)。不!他是‘新加坡艺术家’!而早在193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就有了这么一种开放意识,就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么一个人 (Singapore was ready for him)。”

“可是,近百年前就展现的如此胸襟和精神,如今为何反而没有了?我们在思想上、软件上、意识上,人文觉醒方面,究竟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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