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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注社会为己任 新加坡摄影家沈绮颖蜚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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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怡和轩俱乐部副主席)    2016-9-14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很多人会问我,新加坡有穷人吗?我说当然有啊,可是他们被隐藏得很好,基本上是看不见的。我觉得我在哪一个社会都有事情可以做,我想做的就是让那些不被看见的人能被看见,不被听到的声音能被听到。”她说在中国有很多勇敢的公民社会份子,但在新加坡大家都会说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在成熟的社会里,经常是艺术家、作家、摄影师、制片人等等在推动公民社会。新加坡的气氛是消沉的,很少有纪实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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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女性权威杂志《她的世界》(Her World)在2014年颁给她年度年轻女性成就奖时,国际顶尖纪实摄影师埃德•卡希(Ed Kashi)称她为“一个了不起的摄影师,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一个非常好的人,专注于争议性叙事。”

今年农历期间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只见她右手掌裹着纱布,以左手与人相握。

2015年5月31日她为法国《世界报》所托,到中朝边境的图们经济开发区做采访时,坐在汽车里朝一群朝鲜女工拍了几张照片,惹起她们强烈的反应,粗暴地抢夺她的相机,导致她右手大拇指的韧带被撕裂,右臂骨头和神经也受损伤。在警察派出所里,她在威迫下签署了“和解意向书”,保证不起诉后才得以飞回北京。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遭受如此蛮横的待遇。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公正的纪实摄影师,沈绮颖多年来深入社会底层猎取深具争议性课题的镜头,她因此曾经被跟踪、喊话、威胁、拘禁、甚至面对流氓的欺凌。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阻止她坚持自己的意愿,那天见到她时,看不出她有任何的挫折感。她乐观开怀,欣然答应找一天到怡和轩接受采访。

3月11日,沈绮颖应约在怡和轩二楼现身。在摄影界崭露头角,在生活中特立独行,但在我们的采访中,沈绮颖没有丝毫的自命不凡,也没有任何刻意的装扮;她个子虽小,但形象质朴明媚,言谈中透出一种超出同龄人的哲理、智慧、自信和从容。

从小就有的兴趣:摄影与历史

沈绮颖1978年出生,在一个稳步进入太平盛世的新加坡社会成长。13岁那年母亲买回家的一个佳能相机触动了她的好奇心,使她对摄影产生了兴趣。还在新加坡女子学校念书时,她就成为学校的摄影师,常向本来也喜欢摄影的教务主任请教。

“为什么我后来有了一种关注社会的抱负,其实我不知道。家里没有人信教,爸爸因为爷爷是为了政治而牺牲,所以对周遭的一切都非常淡漠。如果一定要找原因,可能就是老师的影响。我常与教务主任和另一位老师聊天,渐渐地了解到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幸的人,我于是常找机会到处做义工,心里就有一种今后要做一位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念头。”

她的父母毕业自南洋大学,父亲当时在新加坡南侨女子中学教书、兼管图书馆,常常带回诸如《时代周刊》、《国家地理》等书刊,这些书刊为她打开了认识世界与人生的窗口。

1996年在国家初级学院毕业后,沈绮颖到《海峡时报》的摄影组当实习记者,隔年9月她拿了报馆的奖学金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选修历史。她说除了摄影,从小也对历史有兴趣,“历史就是证据,你要去档案里面挖东西,将其解读,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沈绮颖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有特别兴趣,她的本科与硕士课程研究的就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和国内政治,涉及大跃进与中苏分裂、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缘起。要不是后来得回报馆履行合约,她说她或许会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后被派驻北京时,她在北京参加了一项由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办的夏天课程(Summer School),读的也是中国外交研究。

利用假期拍摄女佣的故事

2001年修完硕士课程,沈绮颖回报馆工作。她没有机会回去摄影组,因为报馆注重的是文字报道,不注重视觉报道。在新加坡当了六年记者,沈绮颖比较关注的是劳工问题,特别是外劳问题。当时官方是很不喜欢这类报道,她写的东西报馆压根儿不用,即使登了也是被改过,有时候是违背职业操守的改,她因此经常跟编辑争吵。她一度转去《新报》(The New Paper)工作,写了很多底层社会的故事,特别是外劳的处境。这些报道都很具影响力,有些甚至被提到国会辩论。两年后她要求回去《海峡时报》的政治组工作,她深感新加坡人对于文字阅读的抗拒,有些故事很难用文字打动人心,于是决定用自己的时间做些图片去报导她想讲的故事。

从2004年到2009年,她利用所有的假期来往新加坡和印尼之间,亲自观察与拍录女佣如何从乡间被带到雅加达的集中营受训,以及来到新加坡后的生活。她甚至陪伴一个在新加坡打了九年工的女佣回家,看她回家后怎么适应,还有乡亲们对她的反应。她也观察中介如何到农村找“新血”,如何与年轻女孩子的家庭谈条件。她把自己的作品给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就出版了以《漫漫归途》(The Long Road Home)为题的书,《海峡时报》从中摘录,登了7版的故事。

走进VII图片社 (VII Photo Agency)

既然无法如愿做拍摄,沈绮颖要求外派。从2007年起在中国为《海峡时报》写了四年新闻,她写的多篇特稿都能配以自己拍摄的照片,她要成为自由摄影师的念头于是日益强烈。

还在做印尼女佣项目时,她认识也帮忙了来自法国马戈南图片社(Magnum)的Susan Meiselas,她正想招揽世界各地追求社会公正的年轻摄影师到纽约受训。她鼓励沈绮颖走向国际,在她的推荐下,沈绮颖于2010年夏天在纽约完成了三个月的课程,期间结识了行内许多人。

可是辞职对她来说是件大事,她当时已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对创业又是全无概念。没想到机缘巧合,来自VII图片社的Marcus Bleasdale要到中国拍摄,找上了沈绮颖当助手。Marcus Bleasdale是国际著名的纪实摄影记者,他给了沈绮颖很多帮助,教导了她很多成为一个自由摄影师最基本的知识。2010年底在纽约受训后,她终于辞职,改行当自由摄影师,六个月后VII图片社开始接受并代理沈绮颖的作品。

成为自由摄影师后,为什么沈绮颖决定留在中国工作?她坦言自己“对中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留在中国的一个原因,大概从求学时期就有迹可循。在伦敦求学时着迷中国近代史,当时我心理上是很倾向社会主义的,对中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学术上的兴趣。”后来发现原来祖父在中国去世,为中国的革命而死,也就多了一层留下来的意义。她觉得中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她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分证融入民间,拍摄了许多有关城镇化过程与底层人物生活的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新闻周刊》(Newsweek)、《纽约报人》(New Yorker)等国际刊物。

2014年1月英国《摄影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列她为全球最具才华的30位摄影师之一,同年她成为VII图片社的准会员(interim member),是第一位被接受为这个誉满全球的图片社的亚洲籍摄影师。VII图片社最初由世界出名的7位摄影师组成,关注世界各地具争议性课题,是少有的具实力的图片社,目前共有19名社员。到了今年7月沈绮颖就得决定是否要成为正式会员,那时需要一个过程和缴费的。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摄影师”

14652738206026-1-025沈绮颖拍摄的《北京鼠族》是以寄居于见不到阳光的地底层的北京打工仔为题材,这些打工仔来自中国各地,他们的汗水筑造了北京的繁荣,北京却没有他们栖身之地。与其他任何外国记者相比,沈绮颖曝光了更多中国城市地下世界的情况,她“要纠正人们错误的看法,即这些居民是肮脏和没有价值的,其实他们充满勇气,向往更好的生活。”这部系列作品于2012年起先后在纽约、法国等地展出。

《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Dying to Breathe)反映的是中国6百万尘肺病患者的困境。尘肺病是中国首届一指的职业病,病患者在职场长期吸入的粉尘在肺内滞留,最终导致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中国媒体虽时有报道,致使沈绮颖决心跟踪的却是2011彭博社所发表的一篇出色报道。通过文章作者的穿针引线,沈绮颖赶到陕西的一个乡下找到了何全贵,他原来是金矿工人,金矿尘粉最毒的,而中国也是一个产金大国。另一方面,他算是村长,得了尘肺病后改行卖水果,他带沈绮颖去采访了其他尘肺病患者。

沈绮颖在他水果店楼上的小房间住了一个星期,惊奇地发现何全贵夫妇之间的恩爱,但是他们与她的交流并不多,她觉得故事缺乏视觉冲击力,也就暂时先放下。5个多月后她突然接到何全贵妻子米石秀的电话,她在电话中大哭说何全贵快死了,要求她救救他。沈绮颖立即把所有事情放下,向民间基金“大爱清尘”要求援助后,就飞到西安去,而“大爱清尘”也及时汇了一万元人民币到医院。她把何全贵安顿在医院,还在医院陪了他一个星期。后来何全贵出院了,沈绮颖多次回去探访,他们当她为家人,邀她住在他们家里,她目睹何全贵反复在生死线徘徊的辛酸日子。沈绮颖跟踪了四年,终于把这故事拍摄与整理出来,由《国家地理》(国际版)处理后通过多媒体方式发布了,而腾讯、《纽约时报》、BBC都陆续发表或报导。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摄影师。我工作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理想,为社会公正尽力。拍摄《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的时候,除了Pulitzer Center给了两回赞助外,我的预算就是零,自己出钱,拍到哪算到哪,也并没有想到拍出来以后要卖多少钱。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奋斗,图片社不是摄影师的依靠,它只是帮忙卖照片,图片社是不赚钱的。但在图片社,可以和很多有魄力有创意的人一起合作,这是很难得的。”

《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

七、八年前,母亲把祖父一张手拿双镜头照相机的照片给她看,触动了沈绮颖研究家族历史的念头与决心。二次世界大战前祖父沈焕盛原是北马华校校长,兼任左翼报纸《怡保日报》的主编。日本占领期间他参加抗日活动,和平后他写文章宣传反对殖民统治。1948年英政府宣布在马来亚实行紧急法令,他被扣留后就遭驱逐出境。到了祖居地广东梅县,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解放前夕他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到而遭处决。当年他只有38岁,留下了妻子和五名孩子在马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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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沈焕盛

2011年沈绮颖凭着叔父给的一个地址,到了广东浩上村探访乡亲后才霍然发现,祖父原来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墓地耸立着一座6尺高的纪念碑,而他们的祖辈都来自梅县,都是客家人。她下定决心要追寻祖父的过去,于是她展开了《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Roots) 这个项目。她已经完成15张有关祖父历史的照片,被收录于一份由一群新加坡独立摄影师出版的名为《Twenty/Fifteen》的专辑。2015年9月专辑在新加坡发布,引起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根”产生了兴趣。她说这只不过是个开始,接下来她准备花一年或更多的时间出版一本更完整更丰富的书,也要做一个展览。她现在处于翻阅档案的阶段,整理资料后还要拍摄,然后编辑成书。

“我要拍一些能唤起那个时代的历史场景的图片,不一定就是祖父个人,他只是一代人的代表,那代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马来亚三四十年代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我想要用祖父的故事做为切入点去探讨这些事情。我现在才知道,爷爷和奶奶都参加了反日活动,我去了吉打州华侨中学,看了他们的百年校刊,看到‘沈星云(祖父的别名)反日份子’这几个字,才知道爷爷原来是反日份子。当时爷爷是华侨中学的教务主任,校长就是李公仪。我最近在新加坡翻阅《南洋商报》的档案,发现有四篇文章提到爷爷,都是写当时槟城的一些知识份子怎么创建鲁迅学习会、哀悼鲁迅,这些文章都有提到沈星云。1937年和1939年的《南洋商报》也有提到他,所以我要去把这些档案翻出来。我目前在翻阅1948和1949年的官方档案,当时常有被驱逐出境者的名单,我要找出爷爷的名字。我现在先要做的就是在找跟爷爷有直接关系的档案,因为他是一代人的代表。”

爷爷的基因隔代遗传

“我的家人把爷爷的东西都丢掉、烧掉或者埋了,向来不提起爷爷的历史。爷爷被认为是马共而遭驱逐,到了中国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而被打死,在一个反共的国家里,这都是危险、不光彩的事情。最近我在槟城看到奶奶的骨灰盒,只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没有爷爷的名字,她就像没有嫁过。我一向来做的事情,家人都不认同,父亲就希望我找个好丈夫、做个老师、买房子、生孩子。我的妈妈看到我进入金矿拍摄,她能体会帮忙尘肺病患者的意义,但是她也会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要是你?现在他们都觉得我很像爷爷,他们就经常说:你看,爷爷的基因隔代遗传给了你!其实,我真的很欣慰有这样的一个爷爷,他是为理想而活,也为理想而死。

“我很好奇爷爷到底是不是马共,根据我至今的发现我是倾向于相信爷爷或许就是马共,但是我大伯、我父亲都很排斥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爷爷就是左派,不是马共,而我在翻阅档案时也的确发现到殖民地政府为了把整批人驱逐出境而胡乱为他们扣帽子,这是两个叙述的冲突,我觉得很有意思。爷爷所处的那个时代,国际政治和个人境遇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很多在今天看似惊天动地的个人选择,在当年的环境中,是非常自然的。我一定要探讨,到底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这本来就和我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我们却把它埋掉了。我在想办法申请一些赞助金,让我今年能够专心做这个项目。”

“创造机会,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谈到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时,曾经不点名地提到沈绮颖,说因为她在中学时期选修了华文为第二语文,到中国工作了6个月后就会用流利华语沟通,两年内就完全地融入中国人的社会。

沈绮颖不以为然地说:“其实我在中学选修的华文不是第二语文,而是高级华文,是名不符实的高级华文!之所以会讲流利华语,主要原因是父母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家庭用语是华语,到了中国又有不同的语言环境。我在北京交往的许多老外都是中国通,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是新加坡人比不上的。新加坡人总喜欢骂爹骂娘地说中文很难学,我们对中国文化持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对自己的根有一种排斥。但在我家里,我们还是一直用华语交谈。”

沈绮颖坦言自己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我不太可能回头给人打工,生命很短暂,如果你想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得自己去创造机会,当然这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我已经人在国际,能继续走国际就走国际,因为新加坡太小。”

其实她对新加坡怀有特殊的感情,也觉得社会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会问我,新加坡有穷人吗?我说当然有啊,可是他们被隐藏得很好,基本上是看不见的。我觉得我在哪一个社会都有事情可以做,我想做的就是让那些不被看见的人能被看见,不被听到的声音能被听到。”她说在中国有很多勇敢的公民社会份子,但在新加坡大家都会说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在成熟的社会里,经常是艺术家、作家、摄影师、制片人等等在推动公民社会。新加坡的气氛是消沉的,很少有纪实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民社会。“这不是人口的问题,是政治文化的问题。我爷爷那代人,继承五四精神,他们认为作为一个人,就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的新加坡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可能以前有,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4, 2016 在 8:44 下午

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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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今天在网上论坛《新国志》上读到一篇有关新加坡摄影家沈绮颖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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