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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总理与公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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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6-9-21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既然遗传基因与家庭背景都与众不同的李总理,尚且须作出如此艰巨的努力,才获得语言的掌握,我们怎能轻易相信,目前的部署和框架,就能给我们的下一代赋予健全的“双语”、“双文化”教育?……建国总理李光耀在生之年完成大量的丰功伟业,诚然值得国人景仰。但,怎样弥补既定政策带来的遗憾,怎样因势利导创造未来,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挑战啊!

14652738206026-1-071写这个题目并非为了凑热闹,而实在是有感而发。令笔者感触良深的,是刊在去年(2015年)母校公教中学创校周年纪念册《弦歌讽诵八十年》中的一张照片。

首先说明,新加坡公教中学是1935年在法国神父劳爱华奔波之下创立的。去年的周年特刊,则在各校董、校友的热心筹划下完成。以吴韦材校友2003年动员的一次校史资料大搜集为基础,鄙人此次编写任务一早便告完卷。编纂校史八十年,也促使笔者回顾了八十年的新加坡教育沿革。

引起本文动机的这张黑白照片,是编辑部向《海峡时报》借用的,原载该报去年4月出版的《李光耀——光影回忆》特辑中。照片版权属于该报。公教纪念册以一整版刊登此图片,显示1955年7月,建国总理李光耀独自一人,到奎因街公教中学参观那里的上课情形。

“特选”中学改变华校命运

既有主流媒体前来拍照,当时的李光耀显然是公众聚焦的社会人物。就在前一年的11月,他以秘书长身份,在维多利亚大会堂主持人民行动党成立仪式。

参观者应该是以私人身份到学校来的,只见他神态自若地把手肘按在窗沿上,静观两名同学上课。此时的公教已经历了二十年的披荆斩棘,首任校长姚国华孜孜不倦耕耘十五年后,接任的吴酉俊修士也已掌校五年。吴修士是天主教圣母昆仲会派来的,治校以纪律严明着称。说不准,当时的李光耀是预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

李先生多次在他的谈话中阐明,两男一女的三个孩子,都送进华校念书。公教中学只收男生,李家两名男孩显龙和显扬都到来完成学业。

李光耀与公教,是家长和学校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从1959年自治到1965年独立以来,他是新加坡总理,这里所有的政府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作为华校的公教中学,便难免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

建国总理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指出(1969年)李显龙在公教中学以华文考A水准后,他劝儿子在新加坡多待一年,进入国家初级学院,以英文考A水准才出国留学。当然,从“高效益”的精打细算来看,要是李显龙校友就读的是英校,高中毕业后他应该可以节省一年时间,直接进入英国剑桥念数学。

回顾本地的教育政策,最大的考虑确以效益为主。1979年设立九所“特选”中学,以挽救传统华校收生日益减少的颓势——据后来的统计,消失的华校有三百多所。但这些原本设有高中部的特选学校,此后一律只能办到中四。毕业生如要升学,就必须到初级学院找出路。当时另外成立的华中初级学院(华初),与华侨中学(华中)是没有关联的。这要等到三十年后,华中批准为“直通车”学校,才与华初衔接。

公教中学的处境更为尴尬。它与公初并无关联,而当年由于在“排名”上翻过筋斗,一蹶不振,须要经过多年努力,才在2013年获准办“直通车”,毕业生可在2017年进入新建立的初院。

教育框架须保障母语传习

有人戏称此乃“绕了大圈,回到原点”。但细数这数十年的乾坤大挪移,围绕的一个终极目标,其实是1987年全国统一以英文为教学语言(另设一个“母语”单科)的部署。这个部署有其必要性,因为英语已是本地各族赖以一同进步的共通语。

从政界精英的培养来说,问题也并不那么明显。公教校友李显龙2004年出任总理,而林瑞生与颜金勇也成为内阁部长之后,诚然带动了“双语从政”的潮流。眼下,特选学校出来的从政者源源产生,而历来培养政界精英的传统英校,也都坚持设立高级华文科。

然而,华文华语虽定义为华人的“母语”,但其可持续性却是令人担忧的。一叶知秋,国立大学中文系洋主任丁荷生教授最近在主持一个讲座时指出,国大中文系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但以新加坡目前的架构,并没有多少学生可以升上大学念中文。

丁教授一语中的。因为眼下的高级华文约相等于原华校的中四程度。而且在“排名”的影响下,大部分校长都不允许总成绩欠佳的同学念高级华文。照道理,通往大学的语文程度应是高中水平。(作为比较,即便一般认为蛮不讲理的前苏联,其法律规定俄罗斯以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每国的母语都须有高中水平。)

国大中文系本科生收生率正在下降中,从五六十人掉到三四十人。固然,功利算计者会说,这是因为中文系毕业生入息比较少云云。但归根结底,这是个“母语”如何定位的问题。要是这种“母语”属于数百万人,进入大学修读的人数只有五六十人(数目还包括外来学生),这是很荒诞的。

笔者作为过来人,认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须在普遍上保持高级华文的水平,也须打通部分人进修深造的渠道,才有生存的希望。说到底,母语的传习须在本国之内生生不息地提供足够的师资。

可悲的是,新加坡学生越来越感觉到,华文华语是外来者教我们读的一种外语。

试想,殖民地时代民间办起来的三百多所华校以及南洋大学,尚且能够为华人的母语传习营造一个自供自给的体系,那么在普遍上接受英语为工作语的今天,为什么国家不能维持这个母语体系的延续?民间的苦心,民间的血汗,就这样白白牺牲,空留遗憾?

没有艰巨的付出哪有收获?

最后要谈一谈所谓“效益”的功利问题。1955年建国总理走访公教中学的影像,其实很有启发性,它教人想起,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制度的公教,正处在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毕业生,曾出现闻名国际的科学家、本地与外地大学的卓越教授、典范法医和大法官等。

公教学生并不是天之骄子,他们是上午华校、下午英校,或作大量课外进修,并全校参与华校和剑桥两种会考,一步步找到他们的出路。依我看这是当时他们的“合法斗争”。这个过程一点都不轻松,与英文源流比较“效益”相当低。但公教学生和家长们都知道,要有事业出路也要保留华人的根,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

就以李显龙校友为例,要不是父亲早年让他学习爪夷马来文,在中英并重的公教中学完成高中学业,并得国初院长(数学家林钦蕴)的悉心栽培,新加坡会有一个每年以三种语文作国庆演说的总理吗?

那么,既然遗传基因与家庭背景都与众不同的李总理,尚且须作出如此艰巨的努力,才获得语言的掌握,我们怎能轻易相信,目前的部署和框架,就能给我们的下一代赋予健全的“双语”、“双文化”教育?

这让笔者想到,建国总理李光耀在生之年完成大量的丰功伟业,诚然值得国人景仰。但,怎样弥补既定政策带来的遗憾,怎样因势利导创造未来,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挑战啊!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1, 2016 在 8:33 下午

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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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教余子老庄郎,来报弦歌哭大王。
    开山鼻祖遭鬼击,辟地身手竟天亡。
    校园空怜光影处,课室还见耀照堂。
    含情重问永丰业,双语成败太凄凉。
    ======================

    德仁

    九月 25, 2016 at 9:2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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