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新加坡,不是容易看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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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柏文(端传媒评论总监,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    2016-9-23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728973

本文是《赤道上的极地:新加坡微民族志》的推荐序。《赤道上的极地》是台湾学者吴易叡刚出版的文集。他曾在新加坡当客座教授。根据对岛国周遭的人和事的细致观察,在书中记录了狮城鲜少为人注意的一面。

新加坡不大,却不是一个容易看懂的地方。

这种理解上的阻碍,部分来自于其历史轨迹的独特——其是一个始于英国殖民经略,结合当地土著、中国码头工、印度军队、多国政商菁英的“不自然”人口组合,在战后亚非解殖浪潮中想并入马来亚联邦未果,在创伤中被迫独立,并在“人少国小,没有天然资源”巨大的生存焦虑中努力站起来的蕞尔小国。

为了这个“站起来”,新加坡执政者大胆采用了,许多罕见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例如强势国族建构工程;持续在后殖民时期拥抱殖民符号;大规模以政府组屋回应居住需求,并以住宅供给作为种种社会工程的手段;扶植国家资本,让政联企业垄断多数主要产业,并在总体经济中占有高比例;拥抱在纳粹主义后被视为禁忌的优生学(eugenic) 论述作为政策基础;严密的社会与政治控制;与高比例仰赖外来劳动力等等。

前述每个政策轴线,都有其光彩的一面,与争议甚或幽暗的一面;但或许也正源于站起来的生存焦虑,新加坡对“外界评价”显得十分敏感,新国政府也在致力展现前者的同时,或多或少不乐意外界对后者的凝视。

因此,新加坡光彩的书店中,罕见对新国历史社会批判讨论的书籍;其影响媒体的企图,也早不限于对国内媒体的控管,更及于对国外媒体关系的戮力经营。即便新国每年迎来大量外籍旅客,其中绝大多数足迹也都局限在包含中国城、克拉码头、滨海湾、布吉士、小印度等光鲜打造的历史景点的核心地区,多数连八成国民居住的HDB(政府组屋)都不曾履及,更不用说藏身在岛屿角落的移工宿舍。

而在新加坡外籍学者圈内经常私下流传的两个话题,分别是研究新加坡本身在取得资料的困难,以及没有人真的清楚画在哪里 OBMarker——意指某种万一越界 (out of bound) 就可能会惹麻烦的红线。

这些,都更增加了前述理解的阻碍。

二〇〇八年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当时原本预计停留几个星期,完成十几个访谈。结果一位我欣赏的青年学者回信拒绝,质疑我对新加坡“怎么可能以为短暂停留,做几个访问就以为能理解新加坡?”

他说的对!正是在那次停留,我才意识到自己原先对新加坡存在多少刻板印象,所以后来不仅那次延长停留,隔年又安排到新加坡国大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二〇一二―一三年间,复又回到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 (ISEAS) 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借机试图深化自己对新加坡的理解。

这些理解,往往不是来自于某种已经编辑好的系统知识——例如教科书或博物馆的叙事那样,而是在生活与阅读的无数细节中,那些宛若“人类学式的接触”里,逐渐透过诠释辩证拼凑出来的画面。正因如此,我读易叡这本“人类学式的微民族志”时,有如此强烈的既视感 (deja vu)。书中有无数熟悉片段,正也是触动过我,让我思索的线索。

我跟易叡有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同样在台中长大,同样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也都因研究与工作曾旅居香港跟新加坡,这两个在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经常跟台湾并列讨论的城邦 (city state)。学思轨迹上,我们也都经历过从物质科学、心灵、到社会历史的视域移转——他进入医学系后聚焦在精神医学,并进一步到牛津探究医学背后的社会历史;我则保送化学系后转到心理系,后来到伦敦政经跟华威念社会学。

不过我们初见,却是迟至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当天,我借着参与新加坡国大亚洲研究院的研讨会之便,受邀到草根书室演讲《新加坡成功模式背后的人文代价》。他则在同一天下午,于同个地点有一场关于赖和的讲座。那天我到早了,旁听了小半场易叡演讲,才得以在演讲交替的空档中,串起彼此过去生命如此多的交迭。

巧的是,今天我面前这本书稿,与当天我在演讲中谈到的有诸多对映之处。

那场演讲中,我先对比新加坡光鲜的成功故事,以及我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新加坡社会在“道德辩证、思考表述、审美、情感连结、集体行动”等空间的观察——我以人文性 (humanity) 去涵摄后面这组指标;因为在我心中,这些人类心灵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理由。接着,我以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 的人类“需求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为框架,并主张新加坡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其追求基本的“生存”与“安全”时,采取的种种措施用力过深,反而在有意无意中压迫到高层次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的空间。

这种用力,反映着新加坡建国时的创伤与恐惧——其恐惧政治动荡、经济雕敝、族群冲突。也因此,其在政治上以精巧手法维持的一党专权,对媒体出版与公民社会多所箝制,却因此挤压公共思辨的空间,以弱化公民的政治能动性;其在经济上不仅强势主导,更让效率逻辑贯穿在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人口等政策拟定,却因此造成对其它价值的压迫;在文化上,更在打造新加坡国族的大旗下,“不得不”压抑个别族群语言文化的空间,不仅造成不少家庭的代际隔阂,甚至造成文化断根的危机。

我无意论断这些选择的对错,毕竟新加坡有其面对的历史困境。但我仍相信,在关于许多有关新加坡如何成功的正面叙事中,以批判角度辨识出其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跟“人的处境”密切相关的代价,仍有必要。而我猜,这也是易叡撰写隐含的幽微动机。只是其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方式——用亲切的散文体、用文学的映衬与轻巧的反质,带出对新加坡生活日常的悬念;而不是面对面地,有系统地分析批判新加坡的政经社会。

许多旅新的外籍专业工作者,总爱开“新加坡很无聊”的玩笑;但作为一个被观察的社会,新国政府在种种作法的斧凿之深,以及其社会效应的复杂,让新加坡成为某种人类社会工程的“实验室”——某种观念向度上的“极地”。在思索人与制度、现代性、权力本质等主题时,新加坡经验更是提供极其珍贵的参照。

《赤道上的极地》,正是一份慧诘的思考邀请,值得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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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易叡,台湾人,中山医学大学毕业,牛津大学卫康医学史研究所博士。他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及医学系,目前为香港大学医学伦理及人文学部专任助理教授。

作者在教学研究之余喜欢到处闲晃,观察人群。课余从事文学与音乐创作。

《赤道上的极地》已在9月23日出版。有关书本的更多介绍,可浏览 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8973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3, 2016 在 7:5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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