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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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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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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本地编印的蒙学读本

在学塾年代,学校的概念还很模糊,分科分目的学习就更遥远了。那年头,所谓教本,就是传统的蒙学读本。《三字经》独占鳌头,《百家姓》与《千字文》紧跟其后,合称“三百千”,被视为三大传统蒙学读物。

《三字经》大家比较熟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几句,花甲之人并不陌生。

1832年,本地马典娘娘编写的《训女三字经》,仿照《三字经》三字一句的形式写成。庄钦永博士在《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中透露,马典娘娘是懂得汉文与闽南方言的英国女士Sophie Martin,在新加坡甘榜格南一带的华人教会工作,负责女子学堂的中文教学工作。《训女三字经》一开篇,就有《三字经》的痕迹:“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就有用。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神之目,透人心,其省查,到深深。人何思,人何去,能神看,皆而知。尔小女,该小心,常日读,常日念。”有研究者认为,以闽南方言念读《训女三字经》,效果好些。

1902年邱菽园编写的《新千字文》,是另一册本地出版的启蒙读本。这册千字文,四字一句,完全按照传统千字文的句式编写。邱菽园于书后留言,他编写新千字文“乃专取目前常用之字仿编”。新千字文用字较为浅显,例如开篇:“天日在高,地水居卑。老翁徐步,幼孩相随。观云坐石,眼看心怡。鸟飞上下,燕子莺儿。青绿草叶,黄苍花枝。”,比诸传统《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它添了几分田园味道。

二十年代,“石叻牛车水”的永成书局印行过一本《新编声律启蒙》,是根据清朝车万育所著《声律启蒙》一书翻印。这本专供学童掌握音律的读本,按韵部编写,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的虚实应对纳入,编成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句子,让初学者感受汉字的音乐美与视觉美:“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泼黛,水浮蓝,雪岭对云潭。凤飞方刿刿,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讽咏,筵前酒客日醺酣。”

教科书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于今岁次丙申,庚寿八十以上的老华校,运气好的当年也许同时就读两所学校,一所英校,一所华校。上午对着米字旗,歌天佑女皇;下午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诵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在这炎热的南洋小岛,人们效忠的是千万里外面西朝北的两个古老国度,一个以蟹形文表意,一个以方块字传情。

翻开1950年以前的本地华校课本,从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到国语科,熟口熟眼的几个词,少不了“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那面国旗,不是红白的五星伴月,而是“青天白日”一片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国语课灌输的是:“国旗飘,青天高,白日光明,满地红光照。国旗扬,青天长,白日当中,满地照红光。国旗国旗真美丽,红光照满地,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行个鞠躬礼。”这是二年级课本里的《国旗歌》。商务版的南洋国语第七册也有一首《国旗歌》赞颂着中华民国国旗:“青天高高,白日照亚东,热血染得满地通红。神圣的国旗呀,我见你烈烈轰轰,立下了许多革命的战功。神圣的国旗呀,我爱你严肃庄重,表现出光明正大的国风。神圣的国旗呀,我愿你领导群众,做一个建立世界和平的先锋。”

金文泰总督查禁华校教科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南岛沙地里的两丛灌木繁衍成一片绿洲,新加坡的华校越办越多,从1910年的8所,飙升到1929年的112所。学生人口迅速膨胀,终于招来殖民地政府的关心,1920年它端出“学校注册法令”,开始了管制华校的第一步。过去华校开档,无须知会官府,新法令则明确规定,新旧学校,从学校、董事到教师,都必须向政府注册备案。注册法令是一张密织的网,不令人窒息,却失去许多自由,华校教科书的内容,终于面对了限制。

1930年,海峡殖民地来了一名强势总督,大名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他到任没多久,就召集中国国民党在本地的南洋支部头头到府衙开会,明令禁止国民党在本地的一切活动。接着便向教科书下手,凡是不合殖民地口胃的课本,一律禁用。三四年间,中华、商务等等出版单位过往不遇风不遭浪的教科书,纷纷受挫。据当时殖民地官方档案,1930至1934年间,有16家出版社的84种136本教科书被查禁。

民国政府的教科书南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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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表达不满之前的三几年,中国派遣到海外巡察华侨教育的黄炎培已经在报告中陈述南洋教科书的不足。他主张南洋侨教的课本,必须注入南洋的内容,方为上策。教科书南洋化的诉求上了议程,直接使用中国教科书的时代就此标上句点。但教科书“南洋化”不涉及改变国家效忠的课题,它只是意识到南洋华侨也应该认识南洋社会,认为理解南洋史地与文化对华侨子弟日后谋生有所助益,这不等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了政治意识的宣导。认同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礼赞三民主义的思想,不曾动摇,它一直存在于本地华校的教科书里,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南洋群岛的风俗、常识比中国化时期的课本有所增加,但中国内容依然是主体,地理精读中国各省的人文景观与自然形态;历史则细说中国历代编年,虽然它增加了南洋历史与人物的简说。

方吴报告书与教科书马来亚化

二战后,南洋诸国各自吹响当家作主的号角,华校课本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两份官方主导的报告书先后出炉,几乎都剑指华校教科书,认为它是阻挡教育马来亚化的路障碍。

29-p46-57-002-corrected教育“马来亚化”,迅速成了新时髦。这面生气勃发的政治彩旗,呼唤着的“马来亚化”并不是单纯的教育口号,而是鲜明的政治本土化主张。1951年,英国人巴恩撰写的《马来教育报告书》所提出的“马来亚化”构想,主张废除华文、淡米尔文等方言学校,建立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认为当下的华校教科书是妨碍教育马来亚化的绊脚石。这块石头,必须搬走。这份报告书发表后,马来亚大学教育系梅森教授落力呼应,力主华校教科书书应先以英文书写,再翻译成华文。

巴恩报告书出台不及半年,另一份由美国人方威廉与吴德耀所共同撰写的《方吴报告书》(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端上了桌面。方吴报告书也直言,新马华校长期使用中国课本,并不利于效忠马来亚意识的实现,因此华校迫切需要一套适合建设马来亚本土意识的教科书。

1951年6月发布的方吴报告书直接催生了本地五大书局联手经营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这是首次由官方与民间合作处理课本事宜,以统一华校教科书为终极目标。然而,统一教科书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华社的认同,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华校教师联合会、华文报章都认为有竞争才有进步,主张新课程标准出炉后,让各书局自由编写课本。

1952年,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了。教育当局与联营签约,同意它所编写的课本,将盖上官方批准的印戳。同时,当局也会致函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指示它们必须采用联营版教科书。不过,联营的五方合作却昙花一现,成立没多久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便告分道扬镳,中华、商务、上海、南洋书局陆续退出,由世界书局独撑局面,继续与官府合作。1953年底,第一套联营版课本正式推出,供1954年正月新学年使用。课本出版后,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在华文报章发表看法,对《国语》课本提出了“五个优点十五个缺点”的批评,并表示它们不会采用联营版教科书。

《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与教育供应社

1955年,离开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三四年光景,林有福政府主导的立法议会成立了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华文教育委员会”,检讨新加坡华校的生存状况。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发表了。尽管那时因《方吴报告书》建议而编写的联营版课本已经使用了一两年,华校教科书的内容依然成为关注焦点。《各党派报告书》认为,华校教科书缺乏马来亚元素,因此有必要从速修订,以达成贯彻马来亚意识的目标。

立法议会通过《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后,政府发表了教育白皮书,宣布实施小学双语、中学三语的教育体制,并确定所有学校必须统一采用以马来亚为核心的课程与课本。为此,教育当局发布了新课程纲要,规定各科课本必须按照新纲要的要求编写。这次由当局主导的变动,促成本地教科书出版商为了避免竞争、集中资源、降低营运成本而再度联手,组织了“教育供应社”。这一回,参与合作的出版商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中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世联”(世界书局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上海书局)和“南洋”(南洋书局)。注册资本为一百万,实收十分之一,股本由参与合作的四方认购,最终股权结构为中商38%、世联28%、上海21%、南洋13%。

1957年教育供应社正式成立,恰逢马来半岛取得独立,马来亚联合邦诞生了,新加坡被排除在外,保持“皇家殖民地”的身份,在通往自治邦的道路上前进。这时期的华校教科书,已经从“南洋化”过渡到“马来亚化”阶段,教科书上的用语有了若干变化,南洋化时期惯用的“我国(指中国)”、“我们中国人”、“华侨”等字眼,被“马来亚”、“华人”所取代。本土思潮锐不可挡,强烈的马来亚意识迫使教科书与原本浓厚的中国意识脱钩,“爱护本邦、忠于本邦”的说法成了主流用语。

自治邦成立后中国意识从教科书退场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前几个月,林有福政府宣布把华文中学原有的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以便和英文中学的学制平行发展。这一更动,华校课本即刻受到影响。1959年6月3日,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新加坡政治迈入新阶段。新政府吹起建设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号笛,以凝聚社会共识,华校教科书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至此全身退场。新课程纲要出现了教材必须“合于本邦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凡有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沙文主义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与本邦立国精神有抵触者不得采用”的新诉求。

1961年,自治邦政府为确保教科书符合立国精神,并且价格合理,实行了“推荐教科书书单”的做法。学校选择课本时,必须参照这份推荐书单。同时政府也制定新规矩,今后任何人要编写教科书,都必须遵照教育部的规定提出申请,批准后才能动工。教科书编写完毕,也必须呈交教育部审批,核准后才能公开发售。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不及两年便遭逐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于这段政治花期太短,教育的变更有限,华校使用的仍是自治邦时期的教科书。

教科书新加坡化的塑造工程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国家认同与国民意识的重任,主要由公民与语文科担纲。1967年,教育部颁布了公民科课程标准,以“灌输国家观念,培养爱国意识;养成服从纪律的风气;指导儿童明了多元种族及文化关系”为主要目标。学习国歌、认识国旗、介绍新加坡政治体制、外交不结盟政策、建军卫国、灌输多元文化观念的课文,普遍存在于1968年各版本的公民教科书里——“新加坡的人民,都是好兵丁;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生命”——这类内容,体现了新政治精神,侨民心态与效忠马来亚的思想,如东去流水,不复回头。

不同种族、宗教、语言之间如何包容共处,如何创造和谐社会成了建国首要任务,教科书已然责无旁贷。1971年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华文小学历史课本《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前言,明确点出了教科书在这方面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宗教容忍显然是促成国家团结的要素。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年轻的一代,对他人的信仰和宗教背景,抱着明智和同情的态度。”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严重缺乏生存条件,因此灌输危机意识刻不容缓,从速建军与落实国民服役成了重要政策,建国初期的教科书里,这类主题没有缺席,它积极配合国家需要,向学童灌输保家卫国的观念。

《吴庆瑞报告书》与教科书统一进程

为了实行廉政,杜绝一路来存在校方人员涉嫌利用课本贪污的问题,1965年起教育部强化了对学校选用教科书的监管力度。它规定校长必须定时向教育部报告学校使用教科书的具体情况,包括列表呈报各年级各科课本的单位价格及其全年销售总值。1968年,教育部制定新条例,今后出版的教科书必须注明编写者的名字和资料,在在显示独立后教育部对课本管制的决心。

七十年代以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友联书局与南洋书局是本地华校教科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70年代中期,教科书市场的竞逐起了变化。新冒现的本土出版社越来越多,传统教科书业者面临了严峻挑战,结果南洋书局最先退场,中华、商务显露疲态,新进的教育出版社、泛太平洋与胜利书局后劲十足,与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以及上海书局等资深业者在这块日渐干旱的草原上并肩放牧。到了80年代初,华校的黄昏提前到点,这时华校中小学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不及百分之二十,经营华校教科书利润骤减,竞逐者越来越少,代表本土的教育出版社坐镇市场,重点转移至华文(第二语文)与其他英文媒介课本的印行——那一条路,朝着国家统一语文源流的方向。

独立后新加坡最大幅度的教育变革,发生于1979年。这一年,教育部委任了以英国RW Morris & GP Thompson教授为首的评估团检讨新加坡的课程。考察结束后,评估小组向教育部长提呈了名为“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A Brief Review 1979”的报告,为后来的《吴庆瑞教育报告书》提供了重要的观点依据。

同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笼,新加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年,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以英文作为主导语文的新形态,统一语文源流的大工程正式启动,逐步有序展开。为了新体系的建设,教育部成立了“课程发展署”(英文简称CDIS),开启了新加坡教科书出版的新篇章。

课程发展署是个庞大的教科书编写机构。教育部从全国各校挑选合适的各科教师调往课程发展署,全职负责编写工作。编好的教材,一律安排到若干学校试教,反复修订后才定稿。课本完稿审核后,政府通过公开投标方式让出版商竞标。这种运作模式,既统一了全国学校教材,也达成教科书为国策服务、确保教科书价格低廉,以及提升教科书质量的多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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