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with one comment

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29-p46-57-007

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常识》、《自然》与《卫生》

说到常识,直到六十年代初,华校课程里还真有“常识”科。常识科是“大杂烩”,是科学知识、保健知识、做人行为与普通常识的综合体,像一杯三合一咖啡。1948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年级《常识》,课文37篇,有中国和印尼简史;有麦哲伦、郑和、伽马等人物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人文地理简述;有日蚀、月蚀、火山、地震等自然地理知识;有南洋博物院、图书馆、植物动物的介绍;有公众卫生、公众安全、都市卫生的常识,最后是怎样择业、怎样做人的教材,学习范围广泛,天文地理、生物保健、道德人生都尽在其中。那个年代,常识科课程纲要里,包含了《自然》与《卫生》的内容,可以当成《常识》一科学习,也可以分拆成《自然》与《卫生》两科来学习。初小《卫生》,学的都是生活行为习惯,配上一些保健须知。到了高小,很多生理知识就进来了,从消化系统到循环系统,从骨胳到疾病,有点像小学版的《生物》。1961年左右,这几个科目被三合一,用了《科学》这新名堂。就如以前小学的《算术》,到60年代易名《数学》。

曾经读过一则短文,批评当时《自然》、《常识》等科的教学,已经流于“国语”化,意即老师教学这几个科目时,简直就是上《国语》课。我想起数月前读着五十年代上海书局出版的《尺牍》课本,在《挂号信》这篇课文里,书本的小主人黄佩萤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了六个字:下星期六默写。默写?原来并非语文课的专利?这样的“证据”后来又找到了一个。

话说回来,当时几个版本的低年级《自然》、《常识》教科书,文字表达读来还真有“国语”课文的味道,虽然它的内容很“科学”。《自然》课本如是介绍“风”:“大风来了,到处都是泥沙,树木摇摇摆摆,有的倒下来;小木屋摇摇摆摆,有的也倒下来。”那种句式节奏,与《国语》课文没大差别。

“白天”这个概念,是这样走进小童的世界:“白天有太阳,到处都很亮,我们可以看见东西,我们可以读书,我们可以游戏。”介绍抽象的“空气”,通过整齐的对比句式就完成了:“杯里有东西,摸得着,看得到。杯里没有东西,只有空气,摸不着,看不到。”介绍“种子”,以感性的“旅行”做为想象,植物的播种方式便印刻在小孩脑里:“种子都会旅行,有的掉下地,有的随风飘去,有的随水漂流。”1954年联营版《自然》(一下)最后一课:“吃过晚饭/月亮出来了/姐姐唱了一只歌/月儿好/风儿凉/南洋/南洋/真是好地方。”这样的课文,歌颂赞美之情流露,仿佛模糊了“国语”与“自然”的界线。

深文奥义的《尺牍》课程

有个科目名曰《尺牍》,卖的是冬瓜还是豆腐,年轻人多半不知晓。

《尺牍》,就是应用文。小学就开始念《尺牍》,今日看来,要求太高,因为它存在的年代,信件的书写还未从老旧的状态中“脱胎换骨”。学童面对用字艰深、文绉绉不易理解的字句,确实苦不堪言。看看1938年众兴出版社(世界书局)的高小《尺牍》第二册,随手拈来的例子,你多半犯愁:

“应钦同学兄惠鉴:正切遐思,忽奉朵云,展读之余,悉吾兄近来从事于新文艺。”;

“幼聆同学兄:别来数月,无日不思叔度也。”;

“兄近抱采薪之忧,想系劳神过度所致。弟固深知兄者,特献刍荛之见。”;

“自违芝范,匝月于兹。每念光仪,实无时不神驰左右也。”

私函里的“朵云”是对别人书信的敬称;“叔度”比喻人度量宽大;“采薪之忧”是得病的婉转说法;“刍荛之见”是自谦词,表示浅见;“芝范”是指高尚美好的风范。这些用词,都有典故,对小学生而言,难度高不在话下。面对深奥的文字,当时的课本编写有变通安排,在每一则文言信件之后,都附有白话语译,以协助学生理解文辞。尽管如此,死记硬背是免不了的,通过默写背诵文言式的书函,看来是那年的硬功夫。至于尺牍何年下片,尚未见具体证据,从零星资料推测,各校取消它的时间并不统一,估计六十年代初大部分华校已经停止教学《尺牍》。

小学低年级的《作法》科

我偶然从损友的小学成绩册上发现了陌生的“作法”科目。多方查询,未能解惑,后来在旧课本堆找到1958年上海书局出版的《儿童作法》,校阅者之一是当年爱同学校许钟佑校长。

从《作法》教材,终于明白当年中文的写作训练,也是从句到段,由段到篇的过程。《作法》一科,显然不是各校都有的科目。估计当时有的学校把语文的写作训练融入华文科里,有的分开,以“作法”之名登科,意在强调写的训练。

根据《儿童作法》的内页说明,这套教材共有三册,供一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上学期“学习作法之用,是小学作文的初阶”。《作法》教材的内容,包括选词填句、看图填句、看图造句、看图写文等项目。

情随景变的华文科

百年来,华校课程里的华文科,有如一阕乐章,在政潮拍打下,曲乐换了调。原本缓缓抒情解意的节奏,在最后的十几年奏出急促的节拍。百年华校各科读本,以华文科的变化最能体现华校的演变历程。

科目称谓的改变

yh29-p1

首先是称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华校里的中文科,一律冠以“国文”之名,“国文”教本,自然是文言文。小学课本里数十年“青山不老”的“乌鸦喝水”教材,在1907年商务《国文》教科书里是这样行文的:“鸦渴甚,见有水瓶在庭中,欲饮之,瓶深水浅,鸦竭力伸喙,卒不得饮。仰首若有所思,遽飞去,衔小石至,掷瓶中,往返十余次,石积水升,鸦遂得饮。”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响后,国语运动挟带着推广白话文的气势,北洋政府一声令下,小学“国文”调为“国语”,课文进入了白话文时代,中学则保留“国文”标签,出现文言与白话共荣的局面,直到上世纪50年代。文白更动,千里外的南洋小岛也枝附影从,跟随主流中国发展。到了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身份,马来文被定为“国语”,与中文“国语”撞衫了,但宪法高于一切,它必须让位予马来文,于是原来的“国语”在小学阶段改称“华语”,中学则名为“华文”。几年后,当局觉得“华语”有语无文,涵盖欠周全,于是小学“国语”再度易名,换得“华文”标签。

简体字取代繁体字

新加坡独立后,“华文”科的变更,重点不在名称,而是“内容”,其变化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先是简体字被引进华文学习的领域。1969年,502个简体字正式走进教科书,却意外造成诸多不便。由于502个简体字中的78个简化字,并不包括在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发布的2248个简体字之中,例如,“伩”(信)、“又(上)女(下)”(要)、“囱”(窗)、“臼(上)儿(下)”(貌)、“祘”(算)等“异体简化字”,因字形不同,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即刻浮现,首先是学生面对中国出版的课外读物时,因写法差异而出现认读障碍;其次是使用当时的中文打字机,也因字形笔画不同而无法操作。因此,1974年教育部废除了这批异体简化字,全盘接受中国认可的2248个简体字。

汉语拼音代替注音符号

简体取代繁体之外的另一重大改变,是1973年教育部宣布以“汉语拼音”取代“注音符号”作为汉字的表音工具。推行之初,汉语拼音被安排在一年级课程里,但后来为了解决低年级学生的汉字高遗忘率问题,1978年起把汉语拼音移到四年级学习。推行汉语拼音成为既定政策之后,1983年教育部通过有系统的科学化教材编写、严格的教师在职训练,确保老师通过汉语拼音掌握华语发音,大大改善了过去华校华文教师发音南腔北调的现象。

新应用文登场

华文教学的另一现代化项目,是大刀阔斧改革应用文。60年代初期以前,华校通过《尺牍》教导学生掌握应用文,“尺牍”退出教育舞台后,应用文便纳入华文科里。在现代工商社会,传统书信过度婉转累赘的表达、遣词用典的深文奥义等问题不时遭人诟病。1976年,教育部成立了“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探讨华文应用文的改革,希望通过简化的格式和称呼、简白的表达方式,让应用文成为易学易写、快捷简省的通讯利器。

1977年5月,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正式在学校推行符合潮流需要的新式应用文,扬弃了陈旧的外衣、过度的谦逊客套、艰深的用语,从古老的“尺牍”跨入新应用文时代。1978年,本地中学正式放弃传统应用文的格式与表达,之后教育部的统一考试或学校的测验考查,都以新应用文模式为标准。

裸退的文言文

华校华文科最吸睛的改变,莫过于文言文的裸退。从高处俯瞰华校史,先进入眼帘的其实是一片文言文的海洋。私塾晚期与新式学堂崛起之初,五四运动还未发生,各科教材理所当然以文言编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引爆后,白话文举旗操进教育大广场,成了时代新主人,文言文只好从大多数科目中退场,最后在中学华文科的港湾停泊。有至少半个世纪,文言文在中学华文课里享有至尊地位,从初中到高中,莘莘学子都接受它的熏沐陶冶。新加坡独立后的前15年,即便是华校人口锐减、建议取消教学文言文的声音此起彼落之时,文言文在华校华文课本里也没受到严重干扰。

变化起于1983年教育部新颁布的中学(普通课程/快捷课程/特别课程)华文课程纲要调整了文言与白话文比重。它的“选材原则”规定:“以白话文为主,从41单元开始,程度好的学生可选若干篇较浅白的古典诗文”。意即程度好的学生,可在中三以后学习文言文。这与70年代以前,文言文从中一的30%,逐年增加到中四的60%相比,已判若云泥。文言文全面退出华文教学舞台,犹如风卷残云,这距离华校全面关闭,也就是三四年光景,文言文并没有拖到华校退场油尽灯枯的一天。

老华校的年代,华文科的内容与程度,与后来的高级华文与华文(第二语文)相比,自是天壤有别。传统华校的《华文》,并非纯粹的语言学习,而是饱含着厚重的文化元素与情怀。华文的教学带着赏析成分,老师往往从文学或哲学视角切入,游走句段之间,分析文章要旨与修辞着墨,层层解读作者的创作心思,因此华文教材以“文选”为核心,汲取历代菁华,不论古典文言或是现代白话,必然以经典名篇、名家之作为编选圭臬。那一代华校生自《中华文选》滴漏出的千古名句中得到启发,强化了个人的审美能力,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文化素养,课程里的这口精神水井,让莘莘学子终生受益。

华文课本蒸馏的记忆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具韵律节拍的句子是初小华文课本里的一大特色。三十多年前,我在职场上与同事谈论教材,都认同七十年代以前小学语文课本里琅琅上口的短小篇章,印在脑海,一生不褪色。回忆初小课文,随口蹦出的“大狗叫,小狗跳”;“球,拍球,拍拍球;手,拍手,拍拍手”;更早年代的:“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洒洒水,扫扫地,扫地洒水,洒水扫地,地上扫得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揩门窗,揩桌椅,桌椅门窗,门窗桌椅,样样揩得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单音字组成的铿锵节拍以及音乐美构建的和谐韵律,呈现了汉语声韵和美的特色。

打油诗式的《尝试歌》,也叫人缅怀:“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使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读书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有此志。做尝试歌颂吾师,愿与大家都尝试。”短短不及二十行,“尝试”的积极性已全盘托出。

传统初小华文课本的典型课文编写方式,特别强调入门阶段的字词巩固,因此对字词的带入极为讲究,通常编写者会借助字句节奏、排比句子、重复字词等手段来达到目的。课与课之间的关联、节奏的延续,像接力般把字词与内容有机地渐进扩展,字词重复率高,对学习的巩固有大助力。1949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第一册的前五篇可视为典型,第一课《小小猫》:“小小猫小小猫跳跳跳”;第二课《小猫跳》:“小猫跳小狗叫小猫叫小狗跑”;第三课《小狗跑》:“小狗跑小猫叫小弟弟哈哈笑”;第四课《哈哈笑》:“哈哈笑笑哈哈小弟弟牵狗当牵马”;第五课《小妹妹》:“小妹妹骑竹马跑跑跑小弟弟骑木马摇摇摇”。这五篇课文,有字词连环出现的特点,由猫渐进带出狗、马,由跳带出跑、笑、摇等动词,押韵而节奏轻快,且字词重现,有复习效果。

那时代的华文课本,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篇章,特别讲究句子的韵律,包括通过排比句让学生感受汉字的美。同一册第33课《回家走》:“左手牵羊,右手牵牛,回家走,回家走,爸爸等在小桥头。左手拿书,右手拿球,回家走,回家走,妈妈等在大门口。”对比鲜明工整。

复兴第二册第六课《哥哥拿着一支笔》:“哥哥拿着一支笔,什么笔?毛笔。什么毛,羊毛。什么羊?山羊。什么山?高山。高高山上山羊跑,山羊身上有羊毛,剪下羊毛做毛笔,毛笔细,毛笔好。拿起毛笔画只小黄猫。”这篇课文以词语问答接龙的方式起读,由“笔”开始接力,最后巡回一圈又回到“笔”。一篇短文,在趣味中传达了毛笔制作知识的目的。这种编写法,在过去低年级课本中经常使用。

来到中学,年逾花甲的老华校,多半还记得196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初步》这本教材,作者冯明之。冯明之,何许人,大家不甚了了,反正为了应考,必须和他的书本打交道。后来才知道,冯明之是中国抗战时期文教界的多面手,原本学医,牛津大学辅世学院院士,中国战乱的年代他到香港找生活,长期以文字为伍。南山燕是他的笔名,出版过《南明遗恨》、《夜盗红绡记》等作品。冯明之编过不少语文教材。1953年他为香港大公书局主编过一套名为《新标准高中华文》的教材。十二名编委中,包括两位本地知名文化人,一是曾任教于师资训练学院的郑子瑜教授;一是华侨中学教师、小说家丘絮絮先生。

那年代的高中华文教本,流行编年史的篇章排序,自古而今,也就注定了由难而易,先苦后甜的特点。高一课本的开篇文章,是易经《干文言》,认真是下马威,目触即满天神佛,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深入浅出,为同学指点迷津。同学经过《干文言》、《阿房宫赋》、《牧誓》、《秋水篇》的洗礼,到了高中后期,越读越轻松,面对明清小品,自负得以为只是小菜一碟。

冯明之《新标准高中华文》的编排则恰恰相反。它不按照时代次序,而是根据篇章文字难易、思想深度作为课文编序标准。这套课本为了让学生更透彻了解古代名篇,附加编选现代作者解释或评析该文的篇章作为辅助,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后,选了缪钺的《王国维与叔本华》;易经《干文言》之后,选了朱自清的《周易的哲学》。《新标准高中华文》叫人好感,因为它根据文章难易度编排,循序渐进,经浅滩再入深水区,回避了一下水即跌入深海的感觉。翻阅1961年版本的这套教科书,我小小惊讶――为了借教科书打广告,它居然在封底内页印上大公书局出版《大阿哥看着你》、《二十七年以后》、《太平洋风云》、《菲律宾游击队》等小说的封面。通过教科书替小说打广告,可是事无先例,后无来者?

29-p46-57-008回想华文课本,更多人怀念初中的《中华文选》。它已成为一些老华校的收藏品,而且还在乎“三三制”或“四二制”版本的分别。初中三年的版本得六册,四年初中为八册。时间都漂流了四五十年,黄昏时提起校园片断,怎么人们还惦着它?我高小时翻过《中华文选》,是姐姐上中一新买回来的课本,当下迫不急待翻阅,记住了柯洛兰柯《爝火》里“一橹一橹地摇去,总有到的时候”这句。至于薛福成《猫捕雀》“哀哉!猫一搏而夺四五雏之母,人虽不及救之,未有不恻焉动于中者。而猫且眈眈然,惟恐不尽其类焉。乌呼,何其性之忍也!”这类入门文言文,就满天星斗了。那时,触摸《中华文选》沉稳厚实的封面,粗糙的纸张布满古老的线条、正文前后的作者生平和注解分析,与小学课本真是天地有别,终于感知“作者”的斤两以及文章内藏思想的分量,才知晓语文的海洋也有深浅辽阔的区别。

一两年后,我上了初中,但学校没采用《中华文选》,我把到手的马化版《华文》和《中华文选》对比,发现彼此虽有些有不少相同的篇章,但《中华文选》的篇章数量与范围明显多些广些,古今中外、世界名家的作品都包含其中。它长期在中学华文教科书市场备受青睐,正因为它是一桌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精神菜肴。九十年代,大坡大马路的中华书局歇业之际,有大平卖活动,我到现场买了一套新版本《中华文选》存念。那是蓝色的卡纸封面,《中华文选》过去草纸封面的盎然古意消失了。架上的课本,已遭书蠹注洞,孔孔穿透底,我还是张罗了一套八册带回,一本一元钱。再过十年,我书架上的中华文选丢失了一半,遭人借走,没有回头。想起三毛写过的一句话,书与牙刷,若非得借人,就借牙刷。当初没读透这句。

走远了,就更加怀念。怀念中华文选,也就顺带浮现了默写诗文的镜头。那年头,文选中的精品,老师多半择日默写,好歹得通篇连带标点灌进脑里。当时说是苦差,琵琶行、正气歌、岳阳楼记、登楼赋,连篇累牍,灯光下熬夜背诵,数十年后谈笑间能蹦出“苛政猛于虎也”之类的警句,就是文选给予的小小回报。

小结

去年岁末开始,我有幸接触了两三千册本地收藏的华校教科书,自困斗室数月,随着时间轨迹,复习百年沧桑,有小感慨,大收获。整理了华校教科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际遇,梳理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发展脉络,三万余言,题为《百年华校教科书与政治变迁》,上交国家图书馆。意犹未尽,想以比较随意的笔调,把爬梳过程遗下的吉光片羽,煮炒此文,让四个月来故纸堆里的见闻,注入些许情感,或能撩起花甲之人的若干回忆,或协助少者浏览已故的华校墓地,张望一下前人留下的文化地图。

历史需要更多人投入工作,才能千花盛开。一枝独绽,其实不是风景。华校已经过去,它的斤两曲直,正待有心人入内挖掘,这方框里有太多材料让人思考,可借此检视我们的作为,是否仍有补强的必要。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华文的新状况,迫切需要新教科书完成任务。又过去了三十余年,教科书结出了什么瓜果?路人心中一把尺。旧教科书是否能帮补、仍留存若干可供参考的残余价值,还是它不过是待化成灰的故纸堆?这自是一道选择题。

相关链接: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一条回应

Subscribe to comments with RSS.

  1.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