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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关系不应有“半官半媒”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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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2016-10-1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671?full=y

中新“书信事件”成为《环球时报》“媒体外交”的显赫例子。但媒体宣传在中国外交中地位上升是好事吗?

最近发生在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和《环球时报》之间的所谓的“书信事件”,在中新关系史上颇不寻常。它突出体现了中新关系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反射出中国外交呈现出的一些新状态和新趋势。分析并反思这些问题和趋势,不仅对处理磕碰中的中新关系有益,也可启发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些思考。

此次“书信事件”体现出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双方在“这一事件的关键到底在哪里”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出现了认知的错位与沟通的障碍。罗大使认为《环球时报》的报道存在事实性错误:新方并没有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南海问题或南海仲裁案。他因此想通过他所知道的事实来驳斥这篇报道,以便让《环球时报》、中国政府和民众、甚至关注这一事件的其他国家,了解事件的真相。

但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关心的却似乎并不是罗大使所谓的事情真相,而是新加坡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表现出来的针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和意图。胡总编也为报道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但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想和新加坡说的是,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做过头了,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罗大使大概尚未认识到胡总编的这一“真意”,因此在第二封信中依然在强调事实的真伪,并认为胡总编在其信中对新加坡南海政策的解读与事情真相无关。从“技术”层面看,罗大使是对的;但在政治层面,他不免已经“失之毫厘,去之千里”。

胡总编(估计不少政府、学界和民间人士也是如此)并不想和新加坡在其是否在不结盟峰会上提了南海问题或仲裁案这个细节问题上纠缠。他们关心的是新加坡南海政策的趋势甚至意图。从趋势看,今年以来的新加坡政策给很多中方人士的感觉是,它就是要或明或暗地给中国找麻烦、设障碍;新加坡是否在不结盟峰会上提了南海问题,并不影响他们对该国总体政策性质的判断。

罗大使认为,此事的关键在于理清事情的真相,因此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媒体层面的事实性问题。但在很多中方人士看来,这事已经超过媒体报道本身,上升到了政治外交的层面。即便新加坡真的没有从自身立场出发在不结盟峰会上提南海问题,它所表现出来的想代表东盟更新此次不结盟峰会声明中关于南海部分内容的积极性,也足以说明新方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以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意图,已经足够让一些中方人士不满到要给新加坡一个公开警告的程度了。

从这一角度看,罗大使和胡总编都有点自说自话,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方的核心关切。从罗大使的角度看,《环球时报》应澄清事实细节,还新加坡一个公正报道的公道。从胡总编的角度看,新加坡应认识到其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和态度,不要刺激中国甚至损害中国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则使这一媒体事件上升到官方层面。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事实很清楚,极个别国家坚持要求在成果文件中片面渲染有关涉南海内容,但这并没有得到不结盟运动绝大多数成员国的认同,有关内容也没有反映包括中方在内的南海问题相关方的共识。”

从这一表态看,外交部支持《环球时报》报道的主旨,但并没有直接回答新加坡方面的核心关切,即澄清中国官方是否认为新方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了南海问题或仲裁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表态实际上肯定了《环球时报》在这一事件上的引导外交的作用。

这对《环球时报》大概是一件好事,中新“书信事件”已经成为其“媒体外交”的一个显赫的例子。但媒体宣传在中国外交中地位上升,对中国外交来说,是否是件好事,则有待评估。政治宣传自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如果声势过猛,恐将影响外交政策的专业化和外交决策的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交的情绪化与肤浅化。

虽然中国外交部支持《环球时报》报道的主旨,但这事也未免给它带来了一点小麻烦。中国处理对新关系的外交官应该对此次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新方作为的细节有所把握,但是,即便细节有利于罗大使的辩解,为新方澄清这些细节,甚至代替《环球时报》还新加坡一个公正报道的公道,也不是外交部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外交部的表态只能朝着《环球时报》报道的方向走,不管此事本身是它在引导《环球时报》,还是它被《环球时报》引导了。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媒体外交”的影响。

其实,给新加坡一些警告,不管有无必要,都可以在中国官方层面做到,据说今年以来中方其实已经发出过警告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方还要或明或暗刺激中方,中方就需要深入寻找新方政策的根源,同时思考是否需要给予这种政策以一定程度上的“同情的理解”,或者对其施加压力与影响。

由于此次事件的“剧本”沿着“中国媒体引导——新加坡官方回应——中国官方为媒体背书”的套路展开,介于半官半媒之间,这给中新关系带来了罕见的尴尬,虽然并不见得会导致实质性的影响。也许,新方应由学者或者媒体人士从“技术”层面去回应《环球时报》的报道,而让大使去和中国外交部做政治外交层面的官方沟通,从而不至于让这一事件影响中新关系的总体氛围。

此外,这次事件体现出中国社会对南海问题的高度敏感,甚至出现了一种“谁提南海谁就是和中国过不去”的心态。但是,不让相关国家提南海,又如何与它们就南海问题进行外交和战略沟通呢?更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时候提,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中方在南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他国家也有它们的关切、利益和立场,关键是找出双方利益和立场的交汇点。如果中方要在南海问题上划底线,比如不让某些国家在公开场合提仲裁案裁决,那么这一底线应通过外交操作传递给这些国家;如果它们超出这一底线,中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反制。中国应有允许在适当场合讨论敏感问题的外交气度,而不是触及敏感问题就大肆口诛笔伐。

至于中方是否应该惩罚新加坡,这完全取决于新加坡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这是外交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评估的问题。当前媒体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并不深入。

就这次事件而言,新加坡积极想要对不结盟运动峰会最终声明进行更新的东盟关于南海部分的内容,大部分都与东盟公开立场(特别是今年7月底的《第49届东盟外长峰会声明》)一致,而这些公开立场是中国承认的。唯一的区别,大概也是令中方不满之处,是提到了南海军力部署和岛礁的进一步军事化,并强调非军事化和在岛礁建设等活动上的自我克制的重要性。声明并没有提到南海仲裁案。

这一外交声明,以及新加坡在其后的积极性,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为此而惩罚新加坡,也许可以增加新加坡对中国的敬畏感,使之谨言慎行,并借此警告其他区域国家甚至美国,但也有可能导致新加坡更加反感中方在南海问题上高度敏感化的政治外交,加深其对中国“大国欺负小国”的印象,加剧其倒向美国的倾向,并打击新加坡企业界在华投资的积极性。或者,可能的结果介于这两者之间。

不管如何,惩罚性和强制性外交并不是件小事,不可轻易为之。今年以来,外界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印象是中国惩罚性外交的思维在加强,而且带有一点泛政治化、宣传化和情绪化的倾向。事实是否如此,似乎也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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